1945年2月初，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便是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罗斯福总统出发前往雅尔塔时怀着兴奋的心情，这是一种因知道有一大堆严峻的问题等待解决而被冲淡了的兴奋心情。
雅尔塔有着美丽的风光，但三巨头似乎都没有心思留连于湖光山色之中。他们在会上讨论欧洲战场问题，在私下则处理远东问题。或许是为了保密起见，三巨头除了各带一名外交家以外，没有其他的人参加私下对远东问题的讨论。这三名助手分别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如果能够安排我与斯大林会谈并与苏联达成协议，我将非常高兴。但如果讨论中国的战事而不让中国战区的司令官即这个国家的元首参加，我将感到十分遗憾和无比的愤慨……”
然而罗斯福却只能让蒋介石遗憾和愤慨。三巨头撇开号称四大国之一的中国讨论起中国的问题来。
罗斯福迫切需要知道的是，斯大林到底在什么时候派兵进入中国东北。精明的斯大林洞察了罗斯福的心思：他是想用苏联红军的牺牲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军队的损失，坐享胜利的果实。于是，斯大林习惯地点燃了烟斗，猛吸了一口，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似乎还不成熟，如果苏军参战，大连必须给苏军当军用港使用，而且，满洲的铁路必须租借给苏军专用。”
停了停，斯大林又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我和莫洛托夫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他们会不理解，苏联为什么要对一个与他们没有重大纠纷的国家作战。”
罗斯福看了一眼斯大林，知道不过是借此要高价罢了。还好中国不是美国的，你要什么，尽可以商量，只要最终于美国有利就行。这样想着，罗斯福说：“元帅的这些条件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只要能尽快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我想蒋介石委员长也是会答应的……”
斯大林脸上露出了快意的笑容，他和罗斯福又讨论起中国国内局势来。
2月11日，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之后，一份由三巨头签定的《雅尔塔协定》出笼了。协定堂而皇之地写道：
苏、美、英三国领袖兹协定：于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以维持。
二、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之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
a。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
b。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定，苏联之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
c。对通往大连港出海口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之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应保持在满洲之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不言而喻，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之协定应征得蒋介石委员长之同意。美国总统将按照斯大林元帅之建议，采取步骤取得蒋介石同意。
三大国首脑一致同意，苏联之上述要求于日本战败后应毫无疑问予以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协定中所称的“中国”即是蒋介石政府。在罗斯福看来，这份协定是成功的。它取得了苏联出兵的保证，可以大大减少美国对日作战中的伤亡的数量，以牺牲中国的某些主权作为条件，换得了苏联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因此，蒋介石也不会怪罪他。不过对于雅尔塔协定，罗斯福决定暂时保密，不只是对中国，对美国也是如此。
罗斯福觉得，如果消息过早地透露出去，日本人知道苏联打算参战，它就可能封锁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并且因此而加速应战准备，以对付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进攻。再则美国国内民众知道后，必将对协定条件进行十分激烈的争论，亲蒋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可能斥责罗斯福出卖了中国。当然，罗斯福最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得知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之后，掀起大规模的反美活动，这样，美国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不佳，就会严重影响美国战后的在华利益。但是他希望有一个人尽快知道雅尔塔会议的内容，这个人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2月19日，赫尔利奉命离开重庆回到华盛顿，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新的对华政策。
尽管赫尔利禁止使馆人员发出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电报，美国使馆人员的观点仍未改变。他们基于对情况比较全面的了解，越来越感到美国对华政策将走进死胡同。他们认为，赫尔利这家伙只是在凭自己的个人意志行事，并不反映美国政府的态度。因此，他们准备越过赫尔利，直接向罗斯福总统陈述意见。
赫尔利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去了美国，美国驻华大使馆洋溢着自由快活的气氛。文武官员聚集在一起，决定给国务院写一封信。这封急信由谢伟思起草，他是美国驻华武官之一，也是迪克西观察团的成员。该信署名则是美国大使馆代办乔治·艾其森。
信的开头便坦率地指出：
“中国的局势似正向某些方向发展，这些发展方向既无助于中国的未来统一与和平，又无助于有效地进行抗战，这是为什么呢？”该信精辟地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美国陆军重建蒋介石军队计划的迅速发展，附加援助的增加，日本进攻的停止，通往中国之路的开辟，中央政府将参加旧金山会议作重要决议的期望，对我们决心要确定支持和加强中央政府并以其作为援助其他集团唯一可能媒介的信念，上述的情况结合起来，就大大增加了蒋介石有强大力量的感觉，结果使得蒋介石方面不愿作任何妥协和超现实的乐观。
在其他问题上，这种态度反映在不求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而希望早日与苏联获得解决。这时除了政府中一个无权无位供咨询用的各党派间的委员会外，最后什么也没有提供。并且最近在军政上的任命，又将极端的反共分子置放到战略地区去，指派反动分子任高级行政职位。如任命前宪兵司令贺国光将军为台湾省主席，戴笠下属海军上将陈策为广州市长。
在共产党方面，他们获得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确定仅去支持蒋介石，我们并没有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便我们能够援助共产党或与其合作。因此，在他们看做自卫的行动里，他们正在采取共产党领袖言论中所预示的行动途径，就是设若他们仍然被拒绝考虑，将不顾国民党名义上的统辖，积极地增加他们的军队，将他们的地域向南作侵略性的扩充，进抵华南。我们前曾报告国务院，广大的活动及与中央政府军队的冲突业已发生。
应该说，驻华文武官员们的眼睛是敏锐的，他们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战区之所以出现危机的关键之所在。为了目前的抗战和战后中国的统一与和平，文武官员们说：
基于存在着军事必需的假定，我们建议考虑的开始步骤，是总统用肯定的字句通知蒋介石，声言我们由于军事必需之要求，要与共产党及其他能有助这次抗日战争的适当集团合作，并予以供应。为了完成这个目的，我们正在采取直接的步骤。
此外，我们还认定这样的一种政策，现实地接受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我们希望得到所有中国军队的合作；将共产党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以代替将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不然，设若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说服国民党，它为最后内战所准备的显明的计划是不合宜的；促使某种程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刻完备，但可以为将来完全民主的和平发展奠定一个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