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在嬴政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后被任为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立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公元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作为政治家的李斯辅佐嬴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他的国家管理思想在当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因时而变，推行郡县制
李斯认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如果发展到顶峰就可能走向衰落，即所谓的物极必反、盛极则衰。既然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则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给人们的时机也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如果要成就事业，就应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当机立断。否则就可能贻误战机，无所成就。战国后期，面对诸侯列强兼并战争如火如荼的局面，李斯认为东方六国国力皆弱，秦国具备统一全国的国力和军力，秦国实现统一的各种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所以他一到秦国就建议秦王抓住时机，完成统一大业。他对秦王嬴政说：“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李斯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0页。时不再来，李斯认为秦国有了实现统一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应“得时无怠”，不可错失良机。
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李斯认为国家管理应从发展着的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而不是因袭泥古。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等人建议实行分封制时云：“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等人认为行事要师法古人，才能够长治久安。针对这一观点李斯明确提出了“师今”的主张：“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255页。李斯认为五帝的事业不能够重复，三代的制度也不因袭守旧，他们各自的管理都使天下太平，是因为时代变化了。他批评诸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非议当世，是迷惑扰乱百姓视听。李斯认为用适应时代需要的方式管理国家，并非否定前朝，而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在管理政策上就不能再因袭不变。
其实，“古今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秦刚统一天下后的这场“古今之争”，有其特定的内涵。儒者们主张“师古”的目的是要恢复分封制，而李斯主张“师今”则是时代发展了，要废除周朝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因此，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采取何种政治制度管理国家的问题。当时的丞相王绾在建议实行分封制时说：“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8页。王绾认为燕、齐、荆等这些刚统一的边远之地，要封诸子为王来管理这些地方，否则将无法镇守。只是王绾从现实的需求出发认为要实行分封制，而淳于越从继承殷周的管理制度来说要实行分封制。淳于越云：“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页。他认为殷周能统治国家千余年，是因为其分封宗族子弟和开国功臣为诸侯王，作为中央政权的辅翼力量。今天始皇一统天下，而同姓宗族子弟却为平民，如果不分封诸王作为中央政权的屏障，一旦发生春秋时期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的臣下篡逆夺权活动，那么谁来保卫中央政权呢？所以必须要实行分封制。当时担任廷尉的李斯则云：“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李斯认为周朝实行分封制导致诸侯争战，周朝皇帝却无能为力。现在全国统一了，若再实行分封制，就必然会重蹈诸侯割据的覆辙。因此，只有实行郡县制，使诸子功臣靠用国家的赋税来赏赐才能够生存，这样他们就失去发动战争的能力而便于控制。他们没有非分之想，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稳定。李斯的这一建议，正合要实现集国家大权于一身的始皇之意。所以，始皇最后决议：“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认为天下战乱不止的根源在于分封王侯，全国统一后再实行分封制就是制造战争，那样国家又将无安宁之日。于是分天下为36郡，“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李斯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6页。
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地主阶级专政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国家政治制度上以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李斯的主张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后来刘邦取得全国政权后大封功臣及同姓诸侯，结果十有九反，不仅异姓诸王靠不住，同姓诸王之乱也有如“七国之乱”、淮南王之乱等。汉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斗争成为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从反面说明，李斯力主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确实巩固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
二、重贤用贤
春秋以来，政治思想家们普遍强调国家管理要重贤求贤用贤，李斯较好地延续了这一思想。他把招贤用贤放在当时诸侯各国相互吞并的背景下，提高到增强国家实力的高度来论述，认为秦国要重视和招揽天下贤才，敞开国门大胆接纳和重用非出生于本国的贤才（当时称“客卿”），国家才能更加强盛，而不要采取闭关锁国甚至驱逐客卿的政策。他的《谏逐客书》就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
首先，李斯认为秦国最终战胜其他诸侯国，是因为接纳并重用客卿。《谏逐客书》开篇即云：“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1~2542页。指出秦国之所以能由弱国壮大为强国，接纳并重用客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斯以秦国历史上的四位国君为例，说明他们因得客卿的辅佐才使秦国发展壮大。一是秦穆公因得到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和公孙支五位非出身于本国的贤才的辅佐，遂“并国二十，遂霸西戎”。二是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并任命他担任丞相，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诸侯归附，还大破“楚、魏之师”，为秦国开拓了大片疆土。三是秦惠王任用魏国人张仪为相，使秦国向各个方向开疆拓土，还瓦解了东方六国的“合纵”策略，让他们都“西面事秦”，其功劳延续至今。四是秦昭王任用魏国人范雎为相，才结束了穰侯、华阳君等权贵把持朝政的局面，巩固和加强了君主的权力；还削弱诸侯，使秦国具备兼并东方六国力量和趋势。因此，李斯认为：“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这四位国君能在秦国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都是因为重用客卿的结果。“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谏逐客书》）
其次，吸收人才要打破门户偏见，具备“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宽广胸怀。李斯用引进珍稀之宝和异国音乐来说明这个观点：秦国能有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而“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但上述珍宝秦国都有，关键就是秦国打破门户偏见，乐于引进使用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如果这些珍宝都要产于秦国才可使用，那么，“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异国音乐也是这样。否则，秦国就欣赏不到郑、卫等国动听的音乐，只能欣赏本国“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那种简单的表演。珍稀之宝和异国音乐的引进是这样，吸收人才也如此。只有具备“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宽广胸怀，敢于引进和使用异国贤才，才能像五帝三王那样无敌于天下。如果“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李斯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3~2544页。秦国就不能够一统天下控制诸侯。
最后，李斯把吸收人才放在当时诸侯各国相互吞并的背景中，认为拒绝人才于国门之外，就是“资敌国”、“外树怨”，秦国就可能危亡。《谏逐客书》云：“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众庶，故能明其德。”所以，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广招天下贤士。逐客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卻宾客以业诸侯”，被逐者必然怨恨秦国，逐客就等于派了许多仇人到其他诸侯国，这不仅削弱了自己，也将成就其他诸侯的事业。逐客“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如同把武器借给敌人，或把粮食送给强盗一样。这样，不要说吞并六国，甚至难以自保：“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并重用李斯，最终“二十余年，竟并天下”（《李斯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6页。
三、统一思想，严刑峻法
这是李斯管理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
秦王朝实行中央集权，统一和控制臣民思想是这种集权的内在要求。因此，李斯认为秦王朝政治上“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页。的同时，思想上还主张“别黑白而定一尊”，禁止不同学说流行，统一臣民思想。李斯提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因为之前“天下散乱，莫之能一”，不同学说得以生存发展，各诸侯王也乘机实现了分裂割据的目的。国家的不统一导致思想界异说纷呈，而思想的不统一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制定各项统一的政策法规。因此，在秦统一全国之后，必须统一和控制思想：“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秦始皇本纪》）②（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页。认为如不统一和控制臣民思想，必然导致不同学派都宣扬自己的学说，以各自的学说为标准来指责诋毁国家的法令政策，否定君主以自我标榜，或以提出不同于国家法令政策的主张来彰显自己的高明。如果不禁止此种状况，则会导致君主的权威下降，朝廷之下派系林立，国家政策法令就不能顺利贯彻实施。因此，全国统一后，就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统一和控制臣民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巩固国家统一的成果。
李斯认为要控制法家之外的其他各家思想，臣民要统一到法家思想上来。他奏请始皇：“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始皇本纪》）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页。李斯的办法，一是烧书。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类实用之书，其余统统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他指责百家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全国焚书后，剩的只有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下达的法令及其他实用书籍，自然控制了思想，不见异端则民心不乱。二是赤裸裸的镇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其《举贤良对策》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认为当时各学派宣扬不同的思想学说，让汉武帝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思想来管理国家，臣民的思想行为也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来考量。所以只有独尊“孔子之术”，“邪辟之说灭息”，控制和统一了思想，才能实现纲纪统一，臣民思想行为才有可以依从统一标准。可见，董仲舒与李斯虽然所倡导的思想不同，但二者有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把控制和统一思想作为国家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策法令的统一，才能实现国君政权的稳固。
李斯还认为“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本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页。在思想传播方面以吏为师，官员要成为熟悉法令、忠君勤政的法吏，百姓也要以国家法令作为言行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李斯主张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使法家思想深入人心，禁绝法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若有异端即予铲除。董仲舒则主张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来，“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与李斯有共同之处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二人所面对的政权都是以农村自然经济和城市小生产为基础的集权统治，必然要求用思想专制来为集权提供保障。至于要用法家还是用儒家来统一思想，则是由当时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决定了。因此，李斯主张控制和统一思想，是当时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在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打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政权。西汉前期是从刘邦建立汉朝，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即位之初的六十余年的时间。此前期的社会生产力在秦末农民战争中遭受极大破坏，可谓百废待兴。面对如此局面，汉初的国家管理阶层普遍偏好黄老思想，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同时也不完全排斥儒家和法家，根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兼采其中能为我所用的部分，从而形成比较合理而系统的管理思想体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景帝时期。这一时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有陆贾、贾谊、文帝、景帝、淮南王刘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