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救赵论唐顺之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不能当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战胜，可也；不幸战不胜，为虏于秦，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夫窃符之计，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窃符，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
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为信陵计，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不听，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报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不听，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则信陵君不负魏，亦不负赵；二人不负王，亦不负信陵君。何为计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赵，不知有王。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赵王，盖君若赘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亲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为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翚帅师。嗟大！圣人之为虑深矣！
有人把偷窃兵符作为信陵君的罪过，我认为这不足以成为怪罪信陵君的理由。那强大的秦国暴虐已达到极点，现在出动全国的军队攻打赵国，赵国必死无疑。赵国是魏国的屏障，赵国攻破了，那么随后魏国也将灭亡。赵国、魏国又是楚、燕、齐等国的屏障，赵国、魏国灭亡了，那么楚、燕、齐等国也将随着而灭亡。天下形势的危急，再没有危急到那样的了。所以救了赵国，也就因此救了魏国；救了一国，也就因此救了六国。偷盗魏国的兵符以缓解魏国的祸患，借用一国的兵力以化解六国的灾难，这又有什么不可呢？那么照此说来信陵君就真的没有罪了吗？我说：又不是这样的。我所要谴责的是信陵君此举的动机。
信陵君只不过是魏国王室的一个公子而已罢了，魏国本来是有国君的。赵国有难不向魏国国君来求救，却恳切地向信陵君求救，由此看来赵国人心目中是只知魏国有信陵君而不知有国君。赵国的平原君利用与信陵君有姻戚关系激怒他采取行动救赵，而信陵君也竟因为与平原君有姻戚关系急着想救赵国，这说明信陵君只知有姻戚，而不知有魏王。信陵君的偷盗兵符，不是为了魏国，也不是为了六国，而单单只是为了赵国；其实也不是为了赵国，不过是为了一个平原君罢了。假如祸患没发生在赵国，而是在别国，那么即使他国的灭亡要关系到撤除魏国的屏障，撤除六国的屏障，信陵君也必定不会去援助。假如赵国没有平原君，或者平原君并非信陵君的姻戚，即使赵国要灭亡，信陵君也一定不会去救助。那么这样来说，赵王以及国家的重要性还不如一个平原君，而魏国所赖以守卫国家安全的军队，只不过供信陵君救援姻戚来使用。侥幸打了胜仗，总算还可以交待；如果不幸打了败仗，作了秦国的俘虏，那简直是倾魏国几百年来建立的基业去为自己的姻戚殉葬，我不知道信陵君用什么去向魏王请罪。盗窃兵符的策谋，是侯生出的，经过如姬之手得以实现。侯生教信陵君盗窃兵符，如姬替信陵君在魏王的卧室内偷得兵符，因此这两人心目中也是只知有信陵君，而不知有魏王。
我认为信陵君要是自己拿主意的话，不如用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去激励规劝魏王，如果魏王不听，就用本想战死在秦军阵前的打算改为在魏王面前自杀，魏王必定会醒悟过来。侯生替信陵君谋划，不如面见魏王劝他救赵，如果魏王不听，就用本想为信陵君而死的打算改为在魏王面前自杀，魏王也必定会醒悟过来。如姬有意要报答信陵君的大恩，不如趁魏王意思有所松动的机会不论昼夜劝魏王救赵，如果魏王不听，就用本想为信陵君而死的打算改为在魏王面前自杀，魏王也必定会醒悟过来。这样，信陵君就不会辜负魏国，也不辜负赵国；侯生、如姬两人不辜负魏王，也不辜负信陵君。为什么想不到这样的策略呢？信陵君心目中只有与已有姻戚关系的赵国平原君，不知道有魏王。宫内的宠姬，外界的邻国，低贱的像看门的后生这样的村野之人，又都心目中只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那么魏王只不过是个孤立的君王罢了。
唉，自从世道衰落，人们都对违背公益、努力维护小团体利益的行为习以为常，而忘记了守节奉公的大道理。于是就形成了有手握大权的宰相而无威严的国君，有一己之仇而无义愤，就像秦国人只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秦王，虞卿只知有布衣之交的魏齐而不知有赵王，也许那时国君不过像个多余摆设品的现象为时已经很长时间了。从这一点来说，信陵君的罪过，本来就不在于是否偷窃兵符。他如果是为了魏国的安危，为了六国的安危，纵然是窃取了兵符也还是应该的。如果仅是为了赵国安危，为了一己亲属的安危，纵然是向魏王请求兵符，正大光明地得到了它，信陵君也是有罪过的。
话虽然这样说，论起魏王，他也不是没错的。兵符好好地藏在卧房内，信陵君又怎么能偷得到呢？信陵君不惧怕魏王，而直接向如姬恳求，说明他平时就窥察到魏王的疏忽之处；如姬不惧怕魏王，而敢于偷盗兵符，说明她一贯依仗着魏王的宠爱。木头腐朽了蛀虫才会产生。古时候国君在上操持权柄，宫廷内外不敢不肃然听命。那么信陵君怎么能与赵国有私交呢？赵国又怎么能私下向信陵君请求援助呢？如姬怎么能一直牢记着信陵君的恩惠图报呢？信陵君又怎么会施恩于如姬呢？冰冻三尺，岂是一朝一夕的寒冷而突然使之发生的？由此说来，不仅众人心目中没有魏王，就是魏王也甘心多余者的地位。
所以，信陵君可以作为臣子们结党营私的借鉴，魏王可以作为君王大权旁落的借鉴。《春秋》上记载着季友私葬原仲、翚领兵伐郑的事。唉，圣人考虑问题是多么深远啊！
学会以德服人
在三国当中，统帅在用人的方法上是大不一样的。刘备用人，多以德服众，而曹操用人靠的则是“制士以权”的谋略，如果说诸葛亮也用谋略的话，那他所施的也多是阳谋，而不是阴谋。 《三国演义》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刘备善于用人，而刘备与诸葛亮的相互配合则极大地发挥了这方面的效力。我们以火烧赤壁之后诸葛亮巧妙地利用关羽放走曹操一事为例，这就是诸葛亮与刘备商议后采取的一种阳谋。应该看到，当时曹操兵败陷入重围，而诸葛亮并不真想杀了曹操，因为凭他的才智应该知道曹操当时一旦身亡的后果，那将是魏军分裂，整个中原一片混乱，老百姓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刘备与诸葛亮合谋借关羽之手放走曹操，其一是为了放走曹操，以避免天下大乱，致使西蜀四面对敌。其二是借机立军令状，杀一杀关羽的傲气，以便以后在军中更容易受诸葛亮的指挥。应该说，诸葛亮是十分清楚关羽脾气的，重义气，知恩必报，他知道曹操曾经有恩于关羽，关羽当时是不可能杀曹操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中记述说： 孔明谓玄德曰：“主公可于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时云长在侧，孔明全然不睬。云长忍耐不住，乃高声曰：“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孔明笑曰：“云长勿怪！某本欲烦足下把守一个最紧要的隘口，怎奈有些违碍，不敢教去。”云长曰：“有何违碍？愿即见谕。”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当有以报之。今日操兵败，必走华容道；若令足下去时，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云长曰：“军师好心多！当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过他了。今日撞见，岂肯放过！”孔明曰：“倘若放了时，却如何？”云长曰：“愿依军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书。”云长便写了军令状。云长曰：“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孔明曰： “我亦与你军令状。”云长大喜。孔明曰：“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云长曰： “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笑曰：“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将军休得容情。”云长领了将令，引关平、周仓并五百校刀手，投华容道埋伏去了。玄德曰：“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孔明曰：“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见！”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发：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有才而不愿听管教的手下要以德服人，攻心为上。具体做法是：让他去做一件完全能做好，但又因个人一时原因未能完成的事，在出现这种情况时，领导可以对其视之不理，让他自己在心中自责，待他不能承受心中这份痛苦时，再将其召至，假装一副共同承担痛苦的样子，最后指明其问题的严重性，使其问心有愧、感恩戴德，不得不俯首听命。 总之，用人要以攻心为上，只有征服了他的心，才能留住他的人，发挥尽他的才。 诸葛亮第一次俘虏孟获后，就让他参观自己的军营，问道：“这样的军队怎么样？”孟获回答说：“以前不了解你军队的虚实，所以吃了败仗。今天看了你的阵法，如果仅仅如此，那一定是很容易战胜的。”诸葛亮就把他放了，让他再来战。如此这般擒孟获七次，放了他七次。当最后一次还要放孟获时，孟获却不肯离去，并说：“诸葛丞相，你真是有上天的神威呀！我们南边的人再也不反蜀了。” 随后，诸葛亮让孟获等少数民族首领在蜀汉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作为南方的实际领袖，使南方出现了长时期的安定局面，为其最后北伐曹魏奠定了安定的后方基础。这当然是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的出色表现，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用人艺术的精妙。 诸葛亮北驻汉中，准备北伐，为使后方安宁，想选一个文武兼备于身的人，来做相府长史，即相当于相府的秘书长。诸葛亮考虑要用张裔，就征求杨洪的意见。杨洪就说：“张裔天姿明察，是长史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但其性不公平，心胸不够宽，恐怕不能专任于长史之职。不如留向朗为长史。”诸葛亮就听从了杨洪的建议。任向朗为长史，让张裔为向朗的副手。 在此之前，张裔的儿子在杨洪的手下做小官，因有小过失而受到杨洪的处罚，张裔以此怨恨杨洪。这次，杨洪又阻拦张裔做长史，就怀疑杨洪的动机不纯，诸葛亮知道这事后，认为杨洪说张裔“性不公平，心胸不宽”的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就给张裔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对他加以教育。张裔收到信之后很为感动。知道自己确有“性不公平，心胸不宽”的弱点，从此以后就注意改正。后来向朗去世之后，诸葛亮就任用他为长史，张裔在长史的任上很有作为。 “上屋抽梯”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著名典故，是诸葛亮授刘琦计谋的故事，也是诸葛亮阳谋的一种。自此之后，后人把上屋抽梯看成是一类借机用计的谋略的总称。 当初诸葛亮随刘备来到新野县后，江夏被破，黄祖被杀，又闻曹操将南征，刘表心里很是恐慌，想请刘备回荆州为他主持州事，又想以荆州相让于刘备，刘备说什么也不肯。待退回馆舍，诸葛亮问其为何不允诺统领荆州。刘备则说道不忍乘危而夺之。诸葛亮一方面心中暗叹刘备仁德，一方面不禁又为刘备缺少根据地而忧虑。 不久，刘表长子刘琦来访，并言及继母蔡氏欲谋害之，请刘备为之出计。刘备便请孔明为之计，孔明却摇头微笑：“此家事，我不敢乱说。”刘备送刘琦出来时，附耳低语后方去。 次日，刘备派诸葛亮代表自己去回拜刘琦。刘琦邀入居室，礼毕茶罢，诸葛亮便欲辞别。刘琦仍问求救之计，诸葛亮再辞而不言。刘琦便说道：“吾有一家传古书，在后楼珍藏，请先生过目。”诸葛亮便与刘琦至楼上，刘琦泣拜于地，仍是请为设计，诸葛亮见状急欲下楼，但见楼梯已撤去。刘琦说道：“先生不肯为计，定是怕泄漏于外，今梯已撤去，上不入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可以赐教矣！”诸葛亮方为微言：“公子岂不闻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乎？今黄祖新亡，江夏尚无人守御，公子何不自请出守江夏？如此，必可自保矣，而不复受制于人。”刘琦大喜，数向诸葛亮拜谢。诸葛亮回府向刘备言及此事，刘备也心中高兴。 刘琦得计，即往刘表处，请外守江夏。刘表请刘备共议，刘备便为善言，刘琦遂得出荆州，逃离厄地，屯守江夏去了。诸葛亮此计，一救刘琦，二为自救，因刘备一军屯新野，孤掌难鸣，刘琦在外，缓急必可与刘备相呼应，以图酬报。这是诸葛亮名为刘琦，实为刘备所出的第一个计策，待后来兵败当阳，果然得刘琦营救。诸葛亮出山伊始，自是棋先一步，为人了结家事中亦含兵机，这第一计显示出了诸葛亮的心智之高。 以上的几个故事正体现了诸葛亮阳谋用人的特点：用人，同时也教育人，使所有的人都能以公行事，而不要以私坏事或扰事。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这一特点。 刘巴是蜀汉的重要谋士，刘备曾想杀掉刘巴，但后来又下令谁伤害刘巴要灭九族，对其十分信任。连诸葛亮自己也说：“运筹帷幄，我不如刘巴。”有一次张飞到刘巴那里去借宿，刘巴因瞧不起张飞这样的粗鲁武人，张飞来了后，一句话也不与张飞说，张飞很是愤怒。诸葛亮知道后就给刘巴写信说：“张飞虽然是个十足的武人，但内心却很敬慕你。我们所共同侍奉的刘备现在正招纳天下文武之才，以图大事。足下虽然志趣高亮，但也不能自持傲慢以待天下俊才。”刘巴收信后，为诸葛亮的胸怀所服。 总之，诸葛亮用人处人，大多如此。以德服人，攻心为上的用人方法，使蜀汉虽然在天时、地利上都没有什么优势，但却创造了人和的良好的氛围。这正是诸葛亮的主要贡献，也是蜀汉维持其割据的重要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