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自序”中这样讲道：三闾大夫（指屈原）有感于花花草草而写成了《离骚》，长爪郎（指李贺）在诗里写鬼神成了癖好；我这些幽冥神鬼之事，也是一种孤愤之书，我拿它们来寄托我的思想，这是一种很可悲的做法。这就明白告诉了读者，《聊斋志异》表面上鬼话连篇，实际上是以鬼神来表现人事，借鬼神的事来发泄他对社会的“孤愤”。他这样做，是由于当时社会上没有言论自由，写东西触犯了当时的统治者是要吃苦头，甚至要掉脑袋的。他只好用“寄托”的手法来写，因此，连他自己都觉得很可悲。
那么，《聊斋志异》的“孤愤”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中不少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贪官污吏和豪绅恶霸的罪恶行径，如《促织》、《席方平》；还有些故事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如《司文郎》；此外，还有很多故事描写爱情，特别是人与狐、鬼之间的爱情，如《瑞云》、《婴宁》、《红玉》等。这类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里受压迫最深重的妇女的尊重，以及对封建专制婚姻的批判。
这些就是蒲松龄的“孤愤”所在，也是蒲松龄发愤创作《聊斋志异》的初衷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