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分享了怒安的喜悦。傅雷本人和阿丹他们一样单纯、坦率、可爱。但是在本期课上完之后，傅雷便宣布辞去教授职务，不再上课，并将办公室内所有表册文件，图书一一清点。回到家中，便以译书为乐。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说过的话不能改，不但现在不教，将来也不教，若在别的学校教一节课，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好勉强了。后来外国语学校出高薪请他去当法文系主任，他果然坚决谢绝。事过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头。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志荣解放前参加过进步运动，曾经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关押，出狱后，去巴黎留学。1935年我路过巴黎参观马蒂斯画展，遇见过他和梁宗岱，解放后他与我在华东艺专同事，后来，因病调离，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当年的这种认错精神还是好的。傅雷后来认识了杨志荣．对挨打一事从未提及，很符合他一贯的性格。
1935年，怒安去洛阳龙门石窟进行考查，工作项目有测量、摄影、绘画、记述、考据，十多个石窟。其中雕像少的十多尊，多的达八、九十尊，他费时四个月，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可惜这本书没有出版．现在怕连稿子也不会有了。但这项工作却很有意义，使他有机会对古代雕刻，深入研究。和西方的古典作品做了个比较，后来和孩子们谈雕刻就更全面了。他说过一段很透辟的话：“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良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逗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这种精神后来也贯穿在他和儿子讨论音乐、绘画的全部着作中。
这年，他和刘抗同登黄山，山上的峭壁、石笋、瀑布、奇松、云海，都使他为之狂喜。他观日出、漱飞泉、听松涛，在奇峰之巅抱膝长吟，在升仙台上对云凝思，回来后无限感慨地说：“只有登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恬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了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抗战胜利后，他搬到愚园路宋春舫家，和宋奇等友人一起编《新语》刊物。出不到九期，便被迫停刊。刊物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他后来对我讲过：“中国的晋、魏六朝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那些杀人很多极有权术的人，在客厅里清谈起来，又是那样超脱，无怪日本人把《世说新语》一直当作枕边秘籍，千年来传诵不衰。所以我把刊物命名《新语》半月刊，对文学风格比较讲究，还有不少东西可以重新翻翻的！”这段自我批评的话很客观。
不久我和他为一件事，整整十年没有来往。
傅聪很小，傅雷不让他上学，自己教他文化，请上海乐团一位意大利学派的专家教指法，乐团指挥兼提琴家教乐理，每天要傅聪练习钢琴。傅雷听觉灵敏．听出差错就打，这一点我很反感，劝他说：“小孩子应当上学，过集体生活，让他全面发展，这样打太不好了。”
傅雷说：“我教训自己的儿子你也要管么？”
“你用瓷盆子砸在孩子鼻子上，留下一个疤，这太过分了，我为什么不能管！”
“我偏不服你管！”他的声调提高了。
“你这样做要后悔的！”
“永不后悔！”
他真的不后悔么？不。在认清了自己的过失之后，责己之严，正是怒安本色，他曾对儿子说过：“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但这已是后话了。
自那次分手之后，我一直怅然若失。想到傅雷没有人谈心，一定会很寂寞。幸而黄宾虹、林风眠两位先生常去看看他。一般的人，他不肯与之往来。
我的女儿英伦，儿子刘麟和傅雷的儿子傅聪，傅敏兄弟常在一起玩。傅敏说：“伯伯！爸爸想你啊！”
1956年冬天，我忽然接到傅雷的电话说：“我来看你。”
“来吧！我们全家欢迎你！”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他真的来了，一切和好如初。从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两回，有时一起去广东路古董店走走，他爱买些小摆设，拿来和我一起评赏，只要我说好，他就笑颜顿开。
在反右派斗争这件事上，我对傅雷很负疚。他到政协参加大鸣大放会议，是我请他去的。那天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座谈会，发言的次序是周谷城、苏步青……傅雷第六，我第十二。当我讲完之后，他又再次发言，对院系调整提了很多意见。后果真惨，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很激动地说：“我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永远爱着我的祖国，问心无愧。既然你们视我为异类，从今以后，我不参加任何会议，该有什么罪，该负什么责任，听候处理。有些善意的意见，我感谢；那些夸大其词的攻击，我反对，决不接受！”从此杜门不出，连领导同志去看他，他也不见。市委在1961年要给他摘帽子，我去找他，希望他不要反对，由梅馥写几句表态的话算了。他没有反应，变得默然，把全部精力用在巴尔扎克着作的翻译上去了。
今天，《傅雷家书》出版了，海内外传诵，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怒安人品之高，情操之美，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当年执行极左路线的上海市委负责人，虽已去世；打击傅雷最凶的张春桥也被人民关在监狱，可以说是历史无情又有情了。我的一位老熟人在去年对我说：“当年市委领导人当中，对定傅雷为右派一事就有人反对。我也奉命批判过傅雷，当时也是为了保自己。今天读到傅雷的家书和译文，我知道自己的做法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惭愧万分。傅雷是不朽的，批判他的几个人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说毕，他痛苦地流下了老泪。我也泫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在几十年间，对于朱梅馥同志，我是充满着敬意的。她是个无名英雄，从不抛头露面，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傅雷学术上的成就是和她的关心照顾分不开的。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她理解怒安身上特有的长处，尊敬他的学问、人品。对于这些枝节小事，在别人处于同样情况下认为难堪的，而梅馥并不计较。在对傅雷的理解上，我以为她是别具慧眼的。
傅雷很固执，认定为真理的，决不肯轻易改变观点。这里想谈一件小事：我到巴黎近郊去看望朱光潜时，画了一张油画《玫瑰村》。傅雷一看便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消化了塞尚的影响！”刚巧梁宗岱也在场，便和他唱反调：“这画是海栗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两位老友争执不休，最后发展到挥拳动武，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不在家，急得我的妻子放声大哭。两人又吵到警察局，局长问明吵架的原因后．哈哈大笑，他们也笑了，和解了事。当我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宗岱已患重病，卧在床上，他很久不写诗、不研究文学，也不从事翻译，在做些科学研究工作。老友越来越少，我想起这些往事，希望激发他的怀旧之情，早日康复，写出动人的回忆录来！
傅冒的爽直坦率也是很罕见的。有位美专老同事，治学勤勉，擅于着作。刚到学校，为了树立威信，便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一见，蹙着眉头说：“这些画不行，收掉！”弄得别人很尴尬。我又介绍他们相识，傅雷点点头，一言未发便走开了，弄得我更难堪。事后我问傅雷：“你怎么这样傲慢？”
“此公没有本领，只会抄书。”
“你太狂妄！”我生气地说。
“没有闲工夫！”傅雷扬长而去。
我只好向老同事道歉，他哈哈大笑：“傅先生学识高，我不计较。他对我这样的态度是鼓励。我的确只会抄书，以后要用功啊！”这种度量是惊人的。两位着名的学者后来果成了好友。刘抗结婚，傅雷像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跑去闹房，趁着我们喝酒的机会，他一个人溜进洞房，把香粉倒进烟灰缸．把皮鞋挂到窗外，将唱片藏在枕头底下，衬衫吊在天花板上，使新郎、新娘又好笑又难堪。他那天真的笑容使你无法对他生气。他很爱刘抗的画，但在自己婚后第二天便把刘抗赠他的画全部退还，使刘抗大为惊愕，原来是刘抗的夫人未来参加傅雷的婚宴，他认为不给面子，虽然讲过有病，也照样大发怒火。这些地方也能看出他的纯洁真挚，一旦解释清楚便毫无芥蒂。他和刘抗通信最多，希望抗弟能将这些东西整理出版。
怒安笃于友情，见义勇为。1936年夏天，张弦返浙江老家过暑假，不想患肠炎脱水病去世，怒安和刘抗征集张弦遗作办了一次画展。1947年为庞薰琴办一次画展，奔走之勤，挑选作品之严，为当时罕见。1943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他评论黄宾虹的画，见解也很独到：“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其余多欺世盗名，而白石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他只崇拜到金冬心为止)。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之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他的写实本领(指旅行时勾稿)不用说是国画家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使赫赫有名的困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他的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他知道楼适夷同志是位老党员，解放前来上海做地下工作常常住在他家，感情很深。他反复叮咛孩子，不要询问这位叔叔什么事情。这些适夷自有动人的追悼文章在报上发表，不再多述。
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烧了一些东西。当时的上海市委怕毁坏文物，但又不便阻止，只好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号召保存及爱护文物。
傅雷知道这件事，立即打电话给伊乔说：“烧东西简直是胡闹！太气人了，你要叫海老千万保重，不要为我操心，我的家里十分平安。”
8月27日，我们两家合清的花师李阿小师傅悄悄来到我家说：“傅先生不让我上门，怕我吃红卫兵的亏，送了我酒和饼干。我不怕受连累，就怕他要出事，这个人脾气太刚了！”
9月2日，我叫伊乔打电话问他的下落，电线被剪掉了，叫不通。尽管我已是泥菩萨下水，为了怒安仍不能入睡，他的性格是不会屈服于受蒙蔽的孩子们的。
徘徊到天明，李花师流着热泪冲到我家楼上说：“××带着红卫兵抄了傅先生的家，把他按着跪下，折腾了一天才走。先生写信到十点多钟，给内弟、孩子一一交代清楚，还要多付我一点工钱，……我能要么？今天早上才知道，他和傅敏妈妈也一道自尽了。屋子封了门，书烧光了。”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伊乔也泪如泉涌。清人何瓦琴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叹他正在盛年，学术上日益成熟之期，就遭这样下场，太悲惨了！应当是他来哭我的，却让我来哀悼他，啊！这真是太颠倒了！
几十年中，他写了不少才气横溢的评论，以研究《摩那·丽莎》的文章而言，我见过几十篇，都没有他写得简明深刻。据我所知，他还有不少稿件，没有发表，而今人亡稿失，抱恨终天。他说愿以五年时间为我作传，想不到我在为他描容了。
1976年冬天，我的一个学生拿来一张画：《长城八达岭》，这是我解放初期送给怒安的。封门之后，小偷从屋顶爬进去偷出画来，卖到旧货店。我的学生从旧货店买了回来，真是叫人感慨万千！
现在，我对着华灯，在黄山“散花精舍”叙述这些前尘影事时，忍不住热泪纵横。前夜，又梦见了怒安，他皱眉而笑，我猜度：“笑是为了自己平反昭雪而欣慰；但皱着眉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说：“还有一件大心事：那便是傅聪正在海外飘流，游子不归，难以瞑目。”我说：“怒安放心，聪儿在海外从来不说反党反祖国的话，也不到敌视祖国的国家去办音乐会，至于为台湾同胞演奏，那是应该的，台湾是中国的土地，你不要有负担，他会听你的话回来的！”怒安的眉毛舒开了，淡淡一笑，笑毕而逝。我猛然醒来，一身冷汗。作为生活在20世纪的人，并不迷信，梦只能是思想的反映，人死了不可能有灵，否则四人帮能横行十年么？傅聪从小很受到我的钟爱，听说他知道父亲去世噩耗时，正在剧场演奏贝多芬的曲子，后半阕弹得远离乐谱，哀痛莫名。观众们并不认为唐突乐圣，也在涕泣唏嘘，这是善良者编造的诗篇，还是确有其事呢？我无从知道。我只能替怒安再呼唤一次，回来吧，离开祖国这棵大树的鸟儿，是唱不出好歌的。回来吧，当你在祖国的沃土上面对广大听众吐出第一个和弦之前，我确信你会为人民的掌声流泪。到那时候，父老姐妹的深情，游子思亲的愁绪可以交流，我可以代表怒安欢迎你归来呀！我的孩子！
（刘海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