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其它反蒋派系间于中原混战中，由于张学良率东北进军入关，助蒋讨伐冯、阎部，冯阎军失败，以蒋介石胜利告终。蒋介石为褒奖张学良，委任张学良为国民党陆海空军副司令，坐镇北平。华北一带为张学良的势力范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1931年7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向江西苏区进攻，即进行第三次“围剿”。而此时，两广正在倒蒋。军阀石友三以两广委任的名义，率部沿平汉铁路北上向北平进攻。阎锡山在大连和日本人策划，想借机由晋军联合军阀韩复榘、石友三进行倒张学良的战争，日本军则在东北进行背后策应。结果是石友三首先向张学良发难，而晋军却迟迟不动。当时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晋绥军的高级将领），怕晋军离开山西后，而宋哲元部趁机占据山西，所以迟迟未敢出兵。石友三部很快被张学良分头击溃。石友三部原有四路军，两路人马被张学良生擒，石友三带一路人马退到山东投靠了韩复榘，剩下的一路，即沈克的一个师被挤到平汉铁路以西的河北省曲阳县一带。
此时，与曲阳紧邻的阜平县，自红二十四军进入后，革命大业正在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红二十四军遵照党中央和山西特委的指示，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扩大了自身的力量，正准备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处于穷途末路的沈克，正虎视眈眈的窥伺着这一切。沈克原是土匪出身，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此人一贯狡猾奸诈，诡计多端。他看到石友三垮了，大势已去，已经无路可走，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只有投靠张学良。张学良提出了一个条件，让他把共产党占据的阜平县夺回来，才能接受他归降。沈克为了赢得张学良的信任，得到重用，就想在消灭红二十四军方面显露一手，以此做为向张学良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他也清楚，红二十四军绝非等闲之辈，不仅训练有素，兵强将勇，而且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支持，所以，从山西打到河北，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如果采取一般的作战方法硬攻，恐不是红军的对手，而且伤亡也大，所以必须施展鬼域伎俩的毒计方能取胜。于是，沈克首先让其下属每个人在脖子上都围一条绿巾，号称“绿军”，以表示已脱离了国民党的部队类似红军，而且还广为散布声称要向红军投诚，以混淆视听。然后，命令部队偃旗息鼓，秘密行军，悄悄向阜平推进。其一，派其下属的二十六旅，由旅长赵海清率领便衣队400人先行出发，行程百余里到达阜平县城外的五里庄，派200名便衣混进县城内，留200名便衣在城外接应。其二，派其二十七旅赶至阜平境内，分布于各险要路口及地段，随机策应包剿红军。赵海清率部到达预定地点后，即派副官持书信一封致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信中说：“敝旅溃逃至此，素闻军长大名，愿投降麾下，以图报效……。”随后，第二十七旅到达预定地点后，旅长赵渤也派副官持信表示向红二十四军投降，佯言沈克师长已逃，敝部已无所依归，现已走投无路，一直向往红军，赞成共产主义等等。
红二十四军的领导见到这两封投诚信后，即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虽然不久前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然而，在全党内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因此，在红二十四军一些领导干部中，也就难免还存在着这些“左”的错误认识。这些同志只看到全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近年来，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节节胜利，自军阀中原混战以来，敌人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反革命自身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就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从而开始头脑发热。他们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忽视了革命力量相对还弱小的基本状况，对形势做出了极为错误的判断。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沈克部队中一些人要投诚红军，乃是形势所迫，是必然的结果。沈克的主子石友三在中原大战中已经遍体鳞伤，之后又攻打张学良，结果更是一败涂地，主子如丧家之犬，沈克一伙只能落荒而逃，况且，如今他前有中央军，后有东北军，西边还有商震为首的晋军，已经是四面楚歌，陷入重围。而且，在敌人部队中，广大士兵的革命要求普遍高涨，沈克部也绝无例外。于是判断认为，沈克部队的一些人面临山穷水尽，从而弃暗投明，投奔红军乃是合情合理之举。在讨论中，多数人认为可以接受沈克部的投诚。既然肥肉已送到嘴边，岂有不吃之理，何况红军正急于扩充力量呢。并且还决定要由红二十四军主要领导及苏维埃县政府负责人亲自到场受降，以表示热烈欢迎和我军的诚意。当时虽有少数同志表示不能贸然从事，尚需慎重考虑，尤其反对由主要领导亲自赴敌驻地受降，但这只是少数而已。于是讨论决定后，就仓促命令沈克部分两路向阜平集结，听候改编，而红二十四军却没有在军事上采取必要的防变措施。
1931年8月9日，一大早阜平的天空就蒙上了一层愁云，阴沉沉的黑云压在山顶，蒙蒙细雨飘落着。吃过早饭，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政治部主任刘子祥，以及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的刘应融、李英兰等人，率领干部和战士20多人，用10多头骡马驮着猪、牛、羊肉，以及面粉、银元等慰问品，前往城东50里的王快镇，到敌驻地接受其投诚并进行改编。谷雄一等人根本没有料到敌人早已设好陷井。敌军在村口列队，伪装成热烈欢迎的样子。当谷雄一等人毫无防备地鱼贯进村后，早已埋伏的敌军立即冲出，在谷雄一等人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已全部束手就擒。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在县城里的赫光等人，对此根本无法知晓。
沈克这一计得逞后就又命令其第二十六旅旅长赵海清率一个营的兵力绕到阜平县城隔河相对的大周村一带，再次派副官前往红二十四军面见赫光军长，诡称部队给养已非常困难，军心涣散，恳请赫军长尽速前往受降，以稳定军心等等。赫光等人又一次轻信了敌人的鬼话，答应于次日前往法华村受降。
第二天，天已放晴。早饭后，赫光即率领政治部副主任杨继雄等11名军政干部，带着两口肥猪、数百个馒头，以及数千元的银元前往法华村，准备受降并给投诚的官兵发饷。赵海清亲自出来迎接，并陪同赫光等人步入早已准备好的举行所谓“受降仪式”的会场。会场设在村中一棵需三四人合抱的参天古槐树下。赫光站在大树下环视四周，只见敌军个个荷枪实弹，周围布满岗哨，在房顶上、山坡上都设有敌军守护。顿时，赫光心中一惊，预感情况不妙，这时才察觉已步入虎穴。但是赫光丝毫不动声色，依然安之若素，不慌不忙地登上讲台，气宇轩昂地向“绿军”官兵讲话：“弟兄们！你们要求向红军投诚，愿意参加红军，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欢迎。从今天起咱们就成为一家人了。我知道在场的弟兄们大多数人都是穷苦人出身，穷人谁家没有一本受苦受难的血泪账，家家都有妻儿老小，可是听说弟兄们很长时间都没有领到军饷，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今天就先给大家带来军饷，会后就发给大家。从今以后咱们就肩并肩地一齐闹革命，咱们工农子弟兵就是要打倒地主土豪，要分田分地给穷人，要打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天地……。”在场的敌军士兵第一次听到如此激动人心，既新鲜又入耳的讲话，赫光的每句话都深深震颤着士兵的心，一个个全神贯注直呆呆地望着赫光。尽管这时赵海清不断地捋胡须，下面依然纹丝不动，谁也不肯动手。原来，事前敌人已约定以赵海清捋胡子为暗号，一齐动手抓捕赫光等人。赵海清一看屡发暗号，下边就是不动，顿时急得脸色大变。机警的赫光一眼看出敌人的阴谋，当即厉声威吓赵海清。丧心病狂的赵海清即刻慌了神，一声吼叫，命令特务连动手，他自己便像一条恶狗似地猛扑上来，拦腰抱住了赫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赫光掏枪打伤了赵海清。剽悍的赫光脱身后立即率领战友们突围。这时枪声四起，乱成一片。赫光等人奋不顾身，左冲右突，但因敌众我寡，赫光、杨继雄等10人先后中弹壮烈牺牲，仅有1人冲出重围，速返回军部报信。
在军部坐镇的红二十四军参谋长刘明德，以及蒲子华、王子周等人，刚刚听到谷雄一等遭敌暗算的消息，现又传来赫光等牺牲的噩耗，都万分震惊和悲痛，当即紧急集中部队誓与敌决一死战，要救出被敌关押的同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然而，敌人早已有准备，此时，敌正调动千余步兵和骑兵，分别向红二十四军的一纵队、二纵队包抄过来。经过一场激战，终因我军力薄弱，加之仓促上阵，只能且战且退，两个纵队在阜平北的史家寨汇合，然后集中兵力突出重围。
沈克的部队进入阜平县城后，逐户砸开大门进行搜查、抓人和抢东西，抓了200多名百姓，关在旧县衙大院里进行审讯拷打。有一小股敌军用枪押着孙国义等4名青年农民，抬着两桶酒，向法华村走去。法华村的百姓们纷纷逃走藏匿，只见大槐树下横躺着几具尸体，有的还瞪着大眼，紧攥着拳头。周围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孙国义从尸体中辨认出了赫光军长，顿时惊呆了。这时，一名敌军官拿来一把切菜刀，命令孙国义将赫军长的人头割下。孙国义眼里噙着泪，手在颤抖着迟迟不动，他怎能忍心对大恩人下此毒手呢？敌军官气极败坏地用枪指着孙国义吼道：“奶奶的，你不砍下他的头，老子就要你的狗头！”正在这时候，两名敌军抬来一口铡刀，残忍地将赫光、杨继雄等人的头颅铡下，然后，令孙国义等人将人头装入酒桶抬走，以便由沈克向上邀功请赏。当晚，法华村的一些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地潜回村，含着无限悲痛的眼泪，将烈士们的遗体安葬在村东北的山脚下。
在王快镇遭敌暗算的谷雄一、窦宗融等人，第二天就被沈克押解至北平陆海空司令部军法处。在监狱中，这些同志虽遭敌人多次审讯、威逼、利诱和拷打，却都大义凛然，从容自若，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在狱中，谷雄一遇到了曾在唐山一起组织过兵变工作的老战友、老领导，他俩被关在同一个监狱但不同监房中，俩人利用放风的机会碰了面，谷雄一愧疚自责的说：“这全是我轻敌造成的，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当月27日，在北平西直门外护城河边，谷雄一、窦宗融等人全部慷慨就义。
红二十四军虽然从阜平县突围撤出，但损失很大，尤其是牺牲了谷雄一、赫光等一批主要领导和骨干力量。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浮动。刘明德、王子周、蒲子华等研究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要健全领导班子，加强思想工作，克服消极情绪，树立信心，要重整旗鼓，提高部队战斗力。于是，在宿营地进行了短时间的整顿，组成临时军委，通过民主推选，选举刘明德继任红二十四军军长、王子周为副军长、蒲子华为参谋长（入陕前后又改为蒲子华任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而且，明确了部队的前进方向。在这之前，中共山西特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向西北发展”的方针，就曾有过当红二十四军在阜平整顿后，再渡过黄河开赴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况且红二十四军中多数又是陕西人，对陕西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决定部队要向陕西前进，要和陕西的革命力量一起开辟陕北根据地。他们号召全军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为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而更坚强地奋战。之后，便将部队整顿的情况，派专人赴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进行汇报和请示。部队继续向北挺进，很快即进入山西晋北地区。这里自古为北方要塞，历史上就是兵家征战的戎马之场。其东部有闻名全国的北岳恒山和“华北屋脊”的五台山，与巍巍太行山首尾相接，纵贯南北。中部有恒山余脉横亘东西，山峦连绵，沟壑纵横，地处偏僻，乃是进行游击战的理想战场。红二十四军就利用这复杂而有利的地形，与敌周旋，边战边向西北前进。在进军途中，他们不仅是英勇的战斗队，而且也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宣传队。一路上他们宣传革命、宣传党的政策，广泛播撒革命的火种。途经灵邱县、浑源县，利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攻占了应县的小石口，全歼守敌两个连。接着，红二十四军又转战于山阴县、平鲁县、代县、左云县和右玉等县，一直是苦战、进军，不断与追击与阻击的敌人交火，进行了一次次激战，前后就击退追兵10余次，致使部队伤亡很大。于8月下旬，红二十四军从右玉县的杀虎口拼杀出来，跨沙漠、过草原，到达绥远省的清水河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敌人万分恐惧，急忙调遣大军围剿。当时的北平《益世报》于8月24日发表消息称：“阜平共匪窜入绥边，该部共匪约七百余人，内有变兵四百余人，新加入之二百余人，该部原系有知识有训练有组织者，非如土匪可比……即分别电令驻绥各部队分别堵截，及力防止该共匪窜入陕边，因陕北无正当负责军队，如窜入该地，恐其声势扩大，严令限期剿灭，悬赏三万元。”
红二十四军在清水河一带，面对晋军赵承绶部骑兵及傅作义绥军骑兵的追剿，全军指战员临危不惧，舍死忘生，与敌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经过左冲右杀的激战，红二十四军又迂回至山西省平鲁、偏关县一带。原计划从兴县的黑峪口或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陕北，后来经蒲子华与中共陕西府谷县委负责人柴汉生（又名柴浩，系蒲子华在榆林中学的同学）接头研究，又决定在山西省河曲县渡黄河，攻打府谷县，然后在清水沟、木爪堡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四军于9月上旬，从河曲县娘娘滩强渡黄河，从榆树湾一带登陆。当时部队只剩下八百余人。经过长途跋涉，沿途又不断遭敌袭击，加之所到之处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军心有所涣散，因此，决定在人烟稀少的十里长滩（当时属于河曲四区，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做短暂休整。然而，部队还未站稳脚跟，傅作义的骑兵就向十里长滩扑了过来。部队撤出十里长滩又遭到陕北军阀井岳秀一个团的阻击。红二十四军英勇奋战，歼敌两个连，打败了敌阻击。当部队进至麻地沟梁龙头时（今府谷县麻镇），又遭到敌自卫队的袭击，同样被红二十四军击溃。部队到达清水沟、木爪堡一带，与当地党的负责人刘天民取得联系，正准备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不久，井岳秀的两个旅和傅作义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营又前来围剿。经过激战，红二十四军再次受到重创。随后，红二十四军兵分三路进行分散活动，一路走内蒙，一路沿长城边活动，一路向晋西北活动，由于分散行动，致使敌军的优势兵力围剿未能得逞。红二十四军脱围于陕西与内蒙交界的大昌汉、新庙一带，尔后部队向西南榆林方向转移。在这期间，红二十四军虽然与追击的敌军进行过多次顽强的苦战，敌军也受到损伤，但是自身的伤亡很大。10月中旬，当部队到达陕西与内蒙交界的渡口、窝兔采当一带，又一次遭到井岳秀部的重重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加之长期疲劳作战，未取得必要的修整，且孤立无援，粮食、弹药奇缺，部队的住宿、吃饭都成了问题，导致全军弹尽粮绝。军长蒲子华准备率军突围转移时，在侦察中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使他投降，但蒲子华宁死不屈，决不叛变，最后被敌人杀害，并悬尸于榆林城楼示众。至此，红二十四军兵败将亡，就地瓦解。只有少部分红军指战员逃散后，历经艰险又辗转找到陕北红军，继续投入革命斗争。
当红二十四军从阜平县撤出，横跨晋北地区向陕北进军的情况传到中共山西特委后，特委书记刘天章特别关注，他怕红二十四军有失，一方面立即向中共陕西特委发信求助，一方面决定亲自赴陕北追赶部队。因为刘天章本人就是陕西人，情况较熟，想帮助红二十四军在党的基础工作比较好的神木以南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于是，刘天章便化装成贩牛商人，昼夜兼程，到达陕西省神木南区沙郊镇，当地党组织立即派人与刘天章一起追赶红军。当他们急匆匆地追赶至榆林以北的石板太地区，得知红二十四军不久前就在这一带被打散的确切消息后，又返回神木南区沙郊镇。中共神木南区区委为了总结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特地召开了紧急会议。刘天章也参加了会议。刘天章在会上沉痛地说：“红二十四军的失败，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造成的。起义建立红军后，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同时，又没有取得地方党组织有力地和很好地配合，致使军队既无立足之地，又无群众的支持，因而使得我党在敌军内部工作的数年之功，毁于一旦，实在可惜，可痛！”接着他又说：“红二十四军新的领导入陕后，又决定了一条错误的方针，他们认为只要能把榆林城打下，就可以在陕北顺利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显然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从军事上来说，这是孤军深入敌区而又无配合，焉有不败之理。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个血的教训。”刘天章从陕北返回太原后，不久也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杀害。
自1931年7月，平定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至当年10月战败溃散，经历不过百天左右的时间。这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乃是短暂的弹指一瞬，然而就在这可贵的转瞬之间，她却给中国人民绘就了一幅宏伟而绚丽的历史画卷，为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史增添了彪炳千秋的豪壮一页。是她继南昌起义之后，首在华北的原野上，用革命的武装向反革命的武装打响了第一枪，点燃了华北武装斗争的烈火。她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也是她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上，树立起第一面革命旗帜，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成为江西第二，使得在苦难中挣扎的北方地区的劳苦大众，在黑暗的长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光辉思想的一曲凯歌，是在中国北方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壮举。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和以后几十年的革命进程，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红二十四军在革命的征程中，荆棘载途，山遥路远，横跨山西、河北、陕西、内蒙4省（区），在19个县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渐呈燎原。他们与追击和阻击之敌，进行了激烈的搏战。一批批同志血染沙场，数以百计的烈士为国捐躯。在红二十四军中涌现出了多少英烈，后人已难以说清，甚至在史册里还没有把他们的姓名完全记清。但是，历史忘不了他们，人民忘不了他们，他们是祖国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人，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上，也有着他们热血的光焰。碧血丹心染山河，百世不磨照后人。就在这之后的6年，即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就在红二十四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创建了华北敌后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在五台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差不多同时，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诞生。1938年1月，在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解放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让红二十四军的军魂永放光芒，她是一面永不褪色的鲜艳红旗，将万世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