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氏家族经商之余，每每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因之，上至官府、下到乡里均对乔家赞誉有加，乔家也借此与朝中大员拉上关系，为买卖的顺畅铺平了道路。乔家大院所藏的达官墨宝，亦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乔氏族人自题的联额满是先人的教化和束己的箴言；博物馆中的名人墨迹与历年收藏的联额也极大地增加了大院的文化品位。
楹联
乔家大院的赠联多为标榜其德才兼备、诗礼传家。若从乔氏的发展考虑，则这些楹联匾额亦堪为家族的座右铭，告诫族人在争霸商海的同时还需多做善事，切勿为富不仁。
乔家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以白银10万两购买军舰一艘，由是获李赠铜制楹联一副。联曰“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现悬于堡门两侧。其中上联典出北宋张载《张子全书·正蒙》之“贤才出，国将昌；子孙才，族将大”，元、明、清历代族谱多有引用。下联典出《礼记·礼运》之“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为治家之道。李鸿章联中的北宋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与周敦颐、“二程”和邵雍先后入祀孔庙，被称为“张子”、横渠先生。《礼记》更是列入儒家经典“十三经”的文士必读之本。朝廷大员的趣味及其浓重的儒家思想，遂成为封建商人附庸风雅的初衷。
光绪年间，钦差大臣左宗棠转战西北，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特于回京途中拜访乔家，并在堡门对面的百寿影壁两侧题联曰“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上联典出北宋程颐《伊川易传·损》，文曰“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即克己复礼。下联典出北宋曾巩《寄欧阳舍人书》，文曰“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意为只有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才能完全做到公正与正确。与李鸿章类似，左宗棠联中的程颐为洛阳伊川人，世称伊川先生，也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与其兄程颢合称“二程”。自称“家世为儒”的曾巩则为建昌南丰人，人称南丰先生，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匾额
“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攻陷京师，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狼狈出逃。途经山西时，乔家曾慷慨解囊。事后，慈禧命山西巡抚丁宝铨题“福种琅嬛（lánghuán）”匾赠之。“琅嬛”典出元伊世珍《琅嬛记》，指撰写《博物志》的西晋张华被仙人引入的洞天福地，内藏奇书无数。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名迹》记载“引华入数步，则别是天地，宫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陈书满架。其人曰：‘此历代史也。’又至一室，则曰：‘万国志也。’每室各有奇书……华问地名，曰：‘琅嬛福地也’。”张华编撰的《博物志》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等，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因此，“福种琅嬛”之匾实为称赞乔家的贾服儒行，也恰恰迎合了乔家对自己儒商身份的标榜。
在清光绪初年的旱灾中，乔家开仓捐银，遂得李鸿章亲题“仁周义溥”匾，盛赞其仁义之举。“仁周义溥”类似“德施周溥”，亦作“德施周普”，其中“周溥”有完备、普遍的含义。后晋刘昫《旧唐书·礼仪三》有“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
民国年间，乔映奎曾任祁县三十六村联防董事会会长。因办事圆融、玲珑八面，故而获三十六村村民赠匾曰“身备六行”。其典出《周礼·大司徒》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东汉郑玄注曰：善于父母、善于兄弟、亲于九族、亲于外亲、信于友道、振忧贫者。村民为乔映奎赠送“身备六行”匾，当然是为了夸赞他的六种德行（xíng）。但乔映奎为人谦和，推说乡亲们是取笑乔家有六样行（háng）当而已。实际上，六行是包括六德、六行、六艺的“乡三物”之一，也是乡里选士的基础。其中六德为知、仁、圣、义、忠、和；六艺则为世人熟知的礼、乐、射、御、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