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徐笑奇
整理|曾琦琦
1944年初吧，抗战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搞到日寇的情报，配合援华美军在浙江东南沿海登陆？ ？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何克希司令员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潜伏在日寇宪兵队。
我是“400 小组”的成员，从前，我没有对人讲过那段经历，不敢讲，不想讲？ ？
今年，我89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400小组”的9位战友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个，再不讲，这段经历就随我而去了。这么大年纪了还怕什么呢？
对了，崔永元制作的《我的抗战》，第十集———《潜伏》，有一段就是讲述“400小组”。讲述人丁公量，就是“400小组”的领导人之一，化名粟后。画面上出现了“400小组”五位成员的照片，其中唯一的那个女性，就是我啊。
到交通站那年我20岁，已经入党。我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1941年，宁波沦陷，日本宪兵队来了，进驻了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三层楼洋房。
洋房地处宁波市中心，宪兵队进驻后，内外岗哨密布，里面设有牢房，配备各种刑具，小楼一度成了魔窟、地狱，人们都避得远远的。
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特高课负责抓捕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也就是重庆方面的；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和平思想。
我潜伏的那段时间，思想课课长叫铃木政一，二十八九岁，会说中国话，外表像书生，不赌不嫖，眼光犀利，喜怒不形于色，变脸极快，前一秒钟朝你笑，转眼会置你于死地。
魔窟，高智商的宪兵特务，我们怎么打得进去呢？
这就是我以前压在心底里不敢讲的原因了———“400小组”的同志，除了政治指导员乐群，都是被捕过的，后经领导指示，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的。
我怎么被捕的呢？
1943年底，鄞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陈洛宁生孩子，急需找个人接替她的工作。古林区是一个游击区，地盘很大，是四明山根据地通往“三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日伪进犯四明山的必经之地，交通站在敌占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据点只有五里路。环境很复杂。上级反复考虑，决定由我接替陈洛宁，那年我20岁。
我出身于富裕人家，1939年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我的级任先生叫黄容林，是个地下党员。
黄先生发现我读书成绩很好，日文却考零分，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不想学敌国的文字。
黄先生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特意让我帮他送信，几次考验后，他发展我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交通员，多次为党组织传递文件。
送信的事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黄先生觉得我不能再留在上海，请示上级后，决定送我去抗日根据地。在地下党交通员的带领下，我悄悄来到苏中海门，参加了新四军，并入了党。后来党叫我做交通站站长，我二话不说就去了。
当上秘密交通站长，被捕。一问三不知。伪营长命令他手下的兵把我押送到他家里。
交通站在敌占区的包家岩村，按上级指示，我改名换姓叫包美英，在伪乡公所报上户口，领了良民证。我表面上是村里包荣庭家的人，暗中做秘密交通站长。
1944年初夏的一天，伪军突然包围了包家岩村，我被抓走了。有个密件来不及藏，我撕碎吃进肚子。伪军没有搜到任何与四明山根据地有关的东西。
敌人审问我时，我听出他们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就一口咬定我是包荣庭家的亲戚。伪军拿我没有办法，就把我关了起来。但是我的口音与当地口音相差很远，长得细皮嫩肉的，不像农村姑娘，怎么才能打消敌人的怀疑？被关押后，我苦苦思索，伪军看管很严，我想逃但没办法。
关了一个月吧，伪营长又来提审我了。我还是装傻一问三不知。伪营长命令他手下的兵把我押送到他家里。
营长老婆见老公带回一个年轻姑娘，拉下脸气呼呼地说，怎么又弄回一个女人家？我一听就明白了，赶紧跑到她面前哀求道：太太，我是来走亲戚的，年轻轻的姑娘哪里敢当什么新四军啊，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啊，太太，您行行好，让长官放了我吧。
营长太太当然知道老公肚子里的鬼主意，把他盯得死死的，不给他“作案”机会。我呢，拼命讨好营长太太，给她当使唤丫头，她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博得她同情。
在营长家混吃混住了一个月，那天我在门口看到在四明山的周青同志走过，趁机叫住他，把自己被捕的情况告诉他。过了几天，周青过来，要我跟他去宁波，另有任务。
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脱险的，并不是后来一本“400反间谍小组”纪实书上描述的，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然后“400”组长朱人达亲自营救什么的。
我的任务，是与组长朱人达做假“夫妻”。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筵席。
从营长家出来后，我就化名徐国芬，加入了已打入日寇宪兵队的“400反间谍小组”，开始了我的一段潜伏生涯。
“400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核心人员有9个，政治指导员乐群（女）代号400，组长401朱人达，组员：402周列平，403马鹤九，404王福舟，406徐国芬，就是我，407 陈捷（女）、408 张黎（女）。还有一名通讯联络员叫张炎。
此外还有10名左右外围协助我们工作的人。除乐群作为上级与我们联络外，还有一位直接领导人是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粟后，大家用的都是化名。
我的任务，是与组长朱人达做假“夫妻”。
我不认识朱人达，他的来龙去脉我也不知道，秘密工作嘛，绝对不准多问一句。他的革命经历，抗战胜利后我们的身份公开了我才知道的。
朱人达比我大十五六岁，老红军老党员，担任过县委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因叛徒出卖被捕。日寇软硬兼施，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要他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朱人达灵机一动答应了，日寇故意放了他，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朱人达趁机与组织取得联系，请示怎么办。
组织上研究之后，同意他乘机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担任“400 小组”组长。
我们在宁波伪方报纸上刊登了醒目的“朱人达徐国芬结婚启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筵席，假戏真做，热热闹闹。请了日寇宪兵队和警备队的头头，维持会、商会、其他密探等各方面的头头脑脑。我名正言顺地成了“密探朱人达”的太太。
新房是租的，宁波南大街10号小楼房。楼上中间是会客室，左边是大房间，布置成新房，有大床、梳妆台、大衣柜等，这是朱人达的住处；右边一间小房间，有一张单人床和桌椅书架，对外称书房，实际是我的房间。
楼下有客厅、餐厅、厨房，住着保姆和一个所谓的“听差”林永福，林永福是我们小组的外围工作人员。
这幢小楼的房东叫徐章翠，60多岁的老太太，中国人。她有并排两栋小洋楼，一栋租给我们，另一栋其中一间租给了404王福舟，另外她与儿子媳妇一大家子人住。
电视剧太浪漫了。我们像在刀尖上行走，谈不上男女感情，不会去想那种事。真的。
“400”的领导乐群，对外称她是我的表姐。
乐群比我大四五岁，很漂亮，也是富家小姐。
“表姐”一般晚上来。她一来，小组的同志都聚到我家，在楼上会客室打牌打麻将。我就在楼下堂前做针线望风。
有一次“表姐”来传达任务，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突然来了，我马上热情招呼，楼上麻将声哗哗响起，他上楼看了看，转身到他干妈徐章翠那里去了。我吓出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朱人达出去了，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绣花，突然发现铃木政一全副武装悄悄走上楼。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低头装着绣花没有看到他。他看了看我，又到大房间转了一圈，下楼了。这个铃木，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鬼得很。
哦，我晓得你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我与朱人达同吃同住，真的就是假“夫妻”？没有感情？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翠平，时间长了便弄假成真了。
朱人达是有妻子的，在四明山，也是老革命。他大张旗鼓与我“结婚”，铃木是起疑心的：你的娘子在四明山，现在在宁波另找一个结婚，万一四明山的娘子找到宁波来怎么办啊？
朱人达笑答：我四明山的娘子知道我参加了“和平”，为你们做事，不会要我了。
我与朱人达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男女感情。我们是在虎狼窝里啊，一言一行不能有半点闪失，哪怕一点点小小疏忽，掉脑袋的不是一个而是全体！电视剧里太浪漫了！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是在刀尖上行走，小心翼翼，按地下工作的纪律行事，不会去想那种事。真的。
我与朱人达是假“夫妻”，不住在一个房间，听差林永福是知道的，时间长了，保姆也会发现，怎么办呢？
这倒不是问题。那时的人做事情讲究规矩，保姆是佣人，东家的事不准多嘴多舌的。进进出出的人，她从来不过问，也不会过问。我是太太，不与她多讲话的。
进了监狱，我见到张小萍就妹妹长妹妹短，张小萍不认识我，但很机灵，一唱一和。
朱人达是宪兵队的密探，早出晚归，行踪诡秘。我也是赶进打出忙得要命，忙什么呢？
我穿旗袍戴首饰，烫卷发，脚蹬高跟鞋，天天与敌伪长官太太们看戏、打牌、下馆子，替不识字的太太看信、写信，与她们聊天交朋友，探听各种消息。
包括我们，铃木手下共有八大密探小组，互相钩心斗角。我们必须提供情报才能让铃木信任，才能潜伏下来。我们也得给宪兵队提供情报，当然是假的真情报。比如新四军有什么活动，等日寇部署了对策，我们那里已经变化了，情报没用了。要么打时间差。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秘密开会，当日寇拿到情报采取行动，司令部领导已开完会走了。
朱人达不断给铃木情报，使铃木在宪兵队里得到重视。我们提供的假情报一再被证实，铃木政一对朱人达的怀疑渐渐消散了。
有一个困难是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交涉、应酬，走路子、通关节营救被捕同志，都要花钱哪。上级指示我们自行筹集，我们做一点生意，有时把奸商、恶霸作为对象，必要时“敲”他们一笔。
筹集来的经费，由我保管。物价天天上涨，币值不稳定，我就把伪币兑换成金戒指、银元、钱庄支票等，这倒跟翠平有点像。每笔支出都是朱人达审核后，再由我支付。
费用有了来源，我们还按上级指示采购了一些西药、布匹、纸张、日用品？ ？送到四明山。抗战胜利后，我们全体撤出宁波回根据地，我把剩下的经费全部上交给部队。
营救被捕同志，朱人达做得最多，前后救出十几位吧。
我也救过。
1945年春，有个叫张小萍的女大学生，从上海来四明山参军，路过宁波时，被伪县政府抓去了。朱人达把救她的任务交给我。我与一个伪连长的母亲和妻子关系搞得蛮好，就利用她们说通伪连长陪我去探监。
进了伪县政府监狱，我见到张小萍就妹妹长妹妹短地招呼，张小萍不认识我，但她很机灵，很配合，一唱一和，懵住了伪连长。我把带来的钱物交给小萍，还送礼给看管，叫他们不要虐待小萍，要给她吃饱饭。接着再打通其他关节，张小萍被我们救出来去了解放区。
1946年夏天，我和张小萍在山东“华中干校”同一个连队学习，相逢真亲热啊，真的成姐妹了。
火车站入口，朱人达拎过我手中装炸药的箱子，塞到特高课课长木场太君手里。
惊心动魄的故事，多了。
有一次，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无法运出，上级命令“400小组”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炸药是违禁品，被查到是要杀头的。商量后决定由朱人达和我去上海，但找不到去上海的机会和借口。正急得要命，朱人达得知特高课课长木场太君想去上海白相，带着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
朱人达对程明说，我们夫妻都是土包子，没有到过上海，很想去白相白相，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
程明一听很高兴，就对木场说了朱人达的意思，木场点头了。
到上海后，我们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我买了一只女式皮箱，下面放炸药，上面盖着我的几件衣裳。
回宁波的那天，我一手拎着女式皮箱，一手挽着朱人达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夫妇后面，箱子很重，我叫帮工拎，朱人达马上拎回来塞到我手里。我硬着头皮拎，不敢慢半步。
火车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仔细翻看，一个不漏。
我大吃一惊，怎么办？朱人达很灵光，拎过我手中的箱子塞到木场手里。木场的拎包程明替他拿着，他空着两手。朱人达对木场说，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你！
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
朱人达挤眉弄眼小声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我们跟着木场从另外一个入口进去，避开了宪兵的检查，顺利上了火车。一路上还有多次检查，但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都没过问。当时的紧张真是难以形容。每次检查我的呼吸都好像没有了。我是作了心理准备的，万一暴露，就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总算平安回到宁波！之后，“400”其他同志设法将炸药送到四明山根据地。这只皮箱至今还在我家，已经很旧了，但它对抗日有贡献，我舍不得扔掉它。
我听到铃木的话后，作为绝密情报传送出去，不料被我们自己的报纸泄密。
还有一次更加紧张。
1945年4月初吧，《新浙东报》上发了一篇报道，说铃木政一有厌战情绪，最近变卖了抢来的衣物，将钱寄给日本的妻子，为回国作准备。
我们看了报纸大吃一惊，因为铃木确实私下与干妈徐章翠说过厌战的话，当时我在场。我听到铃木的话，和小组的人商量后作为绝密情报传送出去，不料被我们自己的报纸泄密。
果然，报纸被日军检获，铃木挨了上司一顿臭骂。铃木写信寄钱时，让404王福舟替他拿信封信纸，所以，他首先怀疑王福舟。铃木对朱人达大发雷霆，叫朱人达把王福舟扣押起来。
大事不妙，王福舟决定牺牲他个人保全大家。
第二天一早，朱人达就到隔壁徐章翠家里。
徐章翠丈夫徐荪初，早年在日本大阪、神户经商，思想进步，是孙中山的朋友。徐章翠对朱人达讲起孙中山时充满感情。1931年，徐章翠跟丈夫回到宁波，过了两年，丈夫去世，家道中落。
徐章翠日语讲得很好，又能做日本料理。宁波沦陷后，每一任日本宪兵队队长都来看望徐章翠，表示尊敬。铃木特地上门套近乎说他是神户人，主动认徐章翠为干妈。徐章翠一家人要生活，不敢得罪宪兵队，只好表面笑着应付日本宪兵。
摸清徐章翠的底细后。我们就主动接近徐章翠，慢慢把她争取过来。
朱人达问徐章翠：阿娘，铃木同你讲卖西装卖大衣那天，王福舟在场吗？
徐章翠莫名其妙，说，那天国芬、阿比在场呀，王福舟不在。
朱人达有主意了。阿比是伪乡长，经常来宁波，他是日军、新四军两面讨好的人。朱人达马上通过暗线通知阿比回避。
这里，请徐章翠做了一桌日本料理招待铃木。
吃饭时，徐章翠用日语关切地对“干儿子”铃木说，你以后到我这里来不要说华语。阿比听了给你传出去了！这个尖头把戏不是好东西。你看，阿比不敢来了。王福舟住在我这里很规矩的，嘴巴很紧的，是忠厚人？ ？
就这样渡过了难关，王福舟重获信任。
抗战胜利，“400小组”成员完成使命。政治运动中受了冤屈，可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抗战胜利，“400小组”成员完成使命，回到各自的原来单位。1945年9月，我随部队北上，从此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1947年，我与战友黎立坚相爱，结为夫妻。此后，我与他一起跟随部队辗转鲁南、胶东，1949年6月我们南下杭州。我为自己取名徐笑奇，一直用到现在。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400小组”成员都被“打倒”。我被戴上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斗、关牛棚，大字报贴得整面墙都是，我被画成穿旗袍戴项链的妖婆？ ？
“文革”结束后，我们互相联系，才知道，陈捷死得最早，1948年被自己人错杀，1982年平反。张黎在“文革”中含冤离世？ ？
在日寇宪兵队虽然如履薄冰，但我心里坦然，被外面老百姓骂汉奸、不要脸，我也不生气；但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就不一样了，好几次想一死了之。但上有年迈的公婆下有5个子女，我死了解脱痛苦，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只有活下来才有希望讨还清白呀，我挺了过来。后来组织上为我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我享受到离休干部的待遇。
我爱人在政治运动中也受了冤屈，“文革”后重返领导岗位，1995年因病去世。我们的子女个个争气，对我也很孝顺。我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不过，我还有一个心结解不开：我不是共产党员。
被捕后，以前的党籍不再承认。“400 反间谍小组”任务完成，我回部队后重新要求入党，一直被考验，直到1957 年，我成了预备党员。丈夫被打成右派，我的预备党员转正也泡了汤。
我心里不好受啊！好在我的子女大多是党员，她们时常安慰说，妈，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个好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