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曾说，历史是一颗钉子，用来挂他那小说的衣服。历史也许在文学家手中仅仅是工具，可现实的历史不会被任何人左右。它呈现各种各样的色彩，无论什么颜色都是给人们的一种考验，但更多的是褪去一切色彩的启示。中国跌跌撞撞地经历了封建王朝被凌辱的末年，蹒跚地走过一次次被革新的土地，见证了无数次希冀改变现实世界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时而沉沦于巨大的痛苦当中，时而深吸长气而抬首。或许这段历史是灰色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当人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为它洗尽尘埃的时候，它会现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小船驶出大船的希望
“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的辉煌成就。”西方文明的缺陷在一战后凸显出来，就连西方的思想家也对其产生了动摇。1920年，来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腐败又复杂的中国，通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分析，说出了这句话。当罗素承认西方文化有一定缺陷，并且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质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向对西方文化抱有好感，于1919年初在欧洲游历的梁启超，亲眼目睹了战后欧洲一片狼藉的荒凉景象，写成了《欧洲心影录》。他在文中感叹：“全社会人心都陷入了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曾经满怀着对西洋文化的憧憬，曾以为能引进西方思想救中国，如今这种想法发生了改变。西方文明非但没有让西方人更加明智，反而使其陷入一片混沌。当时，一位美国记者对梁启超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
直言西方文明破产，未免过于极端，但它的弊端在一战中已经暴露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照搬照抄只能步别人的后尘，所以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试图寻找一种更适合中国的体制，来使自己受欺侮的民族重拾尊严。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孕育了一大批中国革命分子，为他们打开了眼界。李大钊远走日本，观看日本的国体模式，曾钦羡不已，后又听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立刻嗅到了一些不同于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味道，遂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人。邓小平年少离川，顺大江而出海，远离祖国赴法国巴黎，在那里结识了很多留学生，看到他们在各种思想激流中摇摆不定。邓小平结识了聂荣臻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又与周恩来结成好友，亲眼见证了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他们在留法学生中播撒革命火种，也向远方的中国传送革命真理。守望在湖南的毛泽东，虽然没有远赴异国他乡，却不断地与国外的青年朋友通信，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之路。
无论在国外或在国内，青年们为探求出一条新的道路，日夜奔走。虽然西方文明并不是完全有益的，但至少它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革命复兴模式和革命思想。同时，这些青年们亦策划在中国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更具希望的党派。
1920年2月，一个清冷的早晨，从北京城朝阳门悄悄驶出一辆带篷骡车。骡车穿过通州，经廊坊，直奔天津而去。车上坐着两位商人打扮的人，他们正在轻声交谈。当时没有人注意到那位戴着金丝眼镜、貌似账房先生的人正是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陈独秀；另一位穿着长袍马褂、貌似东家的人正是护送陈独秀的李大钊。在这段惊险的旅程中，他们计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伴随着一战前后对于中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与反思，以及“十月革命”带给中国的新启示，大量从国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和国内思想先进分子，逐渐抛弃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转向研究、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没过多久，一些共产主义组织在各地建立起来，但却分散各地，并没有统一的力量。在当时，迫切需要一个统一政党。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准备，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3位共产组织代表，包括国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者列席会议，讨论召开一大的筹备情况。但是关于秘密会议的消息竟然传入法国特务的耳中。7月30日，众人正在激烈讨论时，外面放哨的人匆忙奔入，告诉他们马上转移。就在众人撤离不久，会场就被法国特务包围。
当晚，月亮高高升起的时候，一艘游船滑入水中，在嘉兴南湖上缓缓荡漾，周围除了水声，就只有船上人的呼吸声。代表们转移到湖上商讨，最后大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曾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主席回忆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民族最紧迫的时刻，这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无疑成了国家摆脱西方殖民者的一个有力的组织力量。”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方针与资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不同的，它更重视发动基层力量。亘古以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不管是为君治国也好、起义也好、改革也好，得到越多人的支持，获胜率自然就越大。资产阶级政党常寄希望于少数人的领导作用，但常常看不见底层人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却非常重视这一层关系。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领导了一系列工人农民的群众运动，引发了中国现代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各种运动的过程中，许多青年党人受到锤炼，有的半路离去，有的经受住考验，坚持到最后，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最高纲领，而最低纲领则是解决眼前被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危机，达到民族独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纲领仅仅是革命的指导方向，却并不能固定革命的形式。清朝的覆灭留下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虽修修补补，却未能真正找到出口。不过，船是巨大的，修补需要的力量不能只是一党一派，需要更多力量的注入，不管是人力的、物力的，还是精神上的。
合作与分裂，走出效仿的囹圄
今日的上海香山路7号，橘色小楼在树杈间若隐若现，拱形的门洞和窗棂，一眼便知是老上海时期的建筑，别有一番风情。这里曾是孙中山先生及其夫人宋庆龄的故居。穿行小径而入，手触门廊坐椅，粗糙的木质材料，红色和绿色的油漆已经掉落，昭示着时光的飞逝。在这里，孙中山先生度过了一段忧心的日子，也是在这座小楼中，拉开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序幕。
1922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林伯渠的陪同下，缓步走进了香山路7号，在此处会见了孙中山。二人坐在桌旁，一边饮茶一边谈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在这次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李大钊均有意进行党派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致力于控制和瓜分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战败国土耳其等国干脆采取分治政策。但当他们凑在一起研究如何处理虽为战胜国却没有一点战胜姿态，反而畏畏缩缩、仰赖西方帝国的中国时，倍感棘手。中国的地域过于广大，人口众多，国内也有各系军阀和强大的党派，帝国主义国家根本无法直接插手中国事务，他们只好寻求另一种控制模式。对于西方帝国来说，此时的中国就如一个棋盘，军阀就是棋子，而他们就是弈者，他们可以通过诱惑军阀与他们合作来控制中国。棋子在互相厮杀和吞噬，但操控者却绝不是棋子，而是下棋人。中国的战火弥漫越快，国内经济越乱，帝国主义国家越有机可乘。但与此同时，局面的混乱却让许多中国人看清了西方帝国的阴谋。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人似乎看到的希望曙光转瞬破灭，痛苦排山倒海，比之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孙中山常站在窗边沉思数个小时而不得其法，为了再创国内共和局面，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奔走南北，四处联络，希望借助一些地方实力派打倒北洋军阀各派系，他的行为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进行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孙中山无休止地奔走，而北洋军阀这块巨石始终没有被他搬动。
鲁迅曾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要流血；即使流血了，也未必能改变。”孙中山的梦醒了，一场革命的领导人，最怕的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他认清西方社会虽然美好却也制造了更大的不均时，就知道那种制度不适合中国。人于梦醒时分常心身俱灭，无尽绝望，但当一丝曙光从帘外射进来的时候，希望似乎又再次到来。俄国的“十月革命”让孙中山格外惊喜，他觉得这条道路适合中国，恰恰在这时，他发现小楼的窗外，一个新的党派——中国共产党正逐渐崭露头角。
宋庆龄女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由衷地感叹：“孙中山……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显然，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友好和赞叹的。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农民、工人阶级中颇具影响力，与之合作对革命才有前途。双方在共同面对军阀和列强时，同时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困境，唯有寻找更多的助力，联手是最有效的途径。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在这一刻开始。但孙中山却因操劳过度，在第二年春天辞世。当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来送别中国历史上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时候，黄埔军校的学子以豪情和热血来祭奠这位“国父”。
古有诸葛亮五次北伐，屡败屡战，饮恨而终。一千多年以后，中国同样面临群雄割据、内忧外患的窘境。孙中山立志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但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宏愿却并未因伟人的离去而消失。国民党建立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以这些学生军为主干的队伍开始了远征北伐。1926～1927年，北伐军席卷东南各省，连克武汉、南昌、南京和上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实为中国现代史上所罕见。随着前方北伐军的一路凯歌，中国南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发起了空前的工农解放运动，给予最大的后方支持。
正当国内革命形势大好之际，蒋介石却排斥国共合作，以“清党”之名屠杀共产党人，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的革命党人被害，其中包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国共第一次合作至此破裂。
残酷的现实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看清现状。倘若我们能够乘坐船只航行沙海，翻越千里之境，走遍亚洲的南方国家，便可以看到凡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欲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采取军事行动和工农罢工两种形式，中国亦不例外。但是中国竟也在此大受挫折，人们不禁对过去这数十年来的求索进行更彻底的反思。
维新变法等非暴力改革运动的展开，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暴力革命和战争使中国这艘破船更加破败却于事无补；北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也没有使国家发生大的转机。看来只有一个不被任何外力干涉、一个一心争取国家独立、不信赖任何国际力量的政党夺取全国政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在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中绝对不能软弱，因为当枪杆子架到对方的脑袋上时，才有发言权。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当中，都印证了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取得关键性胜利这个道理。
通过开展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深受工人和农民的拥护，但这距离取得革命的胜利尚远。当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枪杆子出政权的时候，蒋介石也同样对军队非常重视。毛泽东曾笑称，军队之于蒋介石，如同“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军队和武装力量却是可以培养的，而共产党把精力集中在了中国的最大民众群体——农民身上。
古希腊作家色诺芬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中国数千年皆以农业大国屹立于东方，历代为政者皆知农业乃“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到了现代，相较于新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与生俱来且庞大无比的，国民党疏忽了工农阶级，中国共产党则进入后方，走入农村，为以后的革命之路寻找转机。
俄国夺取城市领导权的革命方式不适合中国，中国本身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资本，反而是偏远的农村有更大的革命动力。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眼见封建王朝因为自诩“天朝大国”而不知放眼看世界，最后沉船于海底；眼看多次学习西方各种制度而调整国家舵盘时险些触礁，就该把思想的固执硬伤剔除，寻找一条最适合无产阶级政党走的道路。自大是泥淖，过于仰赖他人则更加是泥淖。与其选择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指导下进行革命，与其到处寻找合作伙伴，还不如走自己的路，在农村中寻找革命生机。
蹒跚步伐考验引路人
横亘于西藏小金县达维乡与雅安地区宝兴县之间的夹金山，地势险峻，山脉延绵，层峦叠嶂，危岩峭壁。由于海拔在4000米以上，因此这里空气稀薄，寒冷异常。在藏语中，“夹金”就是高陡之意，纵使南栖的鸟儿，也不肯越过它，生怕变成“寒号鸟”。在这里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其环境之恶劣，不言而喻。但是纵有千山万水、冰山泥海，中国的工农红军却徒步翻越了这座大雪山。这样一个没有人愿意涉足的地方，许多红军战士以生命祭奠山灵，山风凛冽而来，呼呼作响，仿佛一曲镇魂之歌，耳中聆听，自有一番心酸。
1934年4月，本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不顾在东北活跃的日本侵略者，全力清剿中央红军。作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江西遭遇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红军连连失利，决定沿南方各省交界撤退到西北地区。一场革命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迫开始了。
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之后，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策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旗帜。但随着各种起义的失败，走大城市武装反抗的路线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能承受的，进入农村已是必然的选择。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苦难有着亲身的体验。面对复杂的国内环境，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路线——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为此红军建立了数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把土地交还给农民，调动其积极性。1933年日本的《每日新闻》对当时的情况进行报道：“中国苏维埃政府区域人民的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足以证明毛泽东这一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可是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急速发展，国民党的恐惧日益加深，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毛泽东等人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取得了胜利。但中国共产党内部却发生了线路之争，全面反攻取代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但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对敌，显然如鸡蛋碰石头，失败无可避免。因此，相当于大撤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开始。此时，毛泽东的且战且打策略终于被中共中央重新重视起来。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各路红军翻越了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的座座高山，跨过了汹涌湍急、难以度过的条条江河，穿过了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冲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他们顶寒风、冒酷暑、迎雨雪，忍饥挨饿，甚至吃草根、啃树皮，经受了人类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才到达西北边陲会宁小镇。
1937年10月，《西行漫记》（直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美国出版，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它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战地记者，斯诺并不是以兴奋的心情来到中国的。当他已经准备好将中国战场上的惨烈状况呈现于报端时，却亲眼见证了长征的整个历程。整个长征是一次无比残酷的历练，30万红军仅有3万人会师于陕西会宁。鲜血染遍了西南各省，随大江大河东流去。但是其对人类意志的锤炼，却是无与伦比的。斯诺心潮澎湃地执笔，记述了整个长征的故事，把它献给那些为民族独立、革命胜利而不懈努力的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
当二战开始时，整个欧洲沦为人间地狱。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正处于极端艰苦的时刻。此时的西班牙青年却以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来激励自己：“我们曾经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学习了英勇的行为，今天，我们也随着中国人民的榜样洒着我们的鲜血，来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国家独立，来保护自由和国际和平。”南斯拉夫游击队曾两次印刷介绍红军长征的小册子，以此鼓舞战士们的信仰与斗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巴叶塔也曾向世人表示，中国红军的长征一直鼓舞着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使我们的抵抗意志变得更加坚强”。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幸存者的史诗》一书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长征对世界上一切正义之师给予了鼓舞，却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曲折艰辛的道路上，一个革命政党排除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思想和各种不良倾向，从迷惘到清醒，在千锤百炼中成长。毛泽东曾盛赞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无疑成了一种激励民族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一切难与险中奋发进取。
生死存亡的历史拐点
“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遵守承诺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扣留。这是他写给杨虎城的一封信，短短两句饱含了英雄无尽的无奈和广阔的胸襟。中国的抗日战争因为这位爱国将领而迎来转机，他却用自己后半生的自由和权贵换取了余生的孤寂。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卫队抵达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仓皇越墙逃窜，结果在后山被人抓捕扣押。从此，“华清池兵谏”成为历史上精彩的片段，史称“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口述中国抗日革命历史时曾谈到此事：“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一个国家的前途和未来着想，也绝非逞一时之勇。在此之前，对于抗战还是剿共，国民党内部已经有了纷争。
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开始，国内外各方面抗战力量就开始不断分化角逐。蒋介石一方面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进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对日本消极抵抗，不断签订妥协退让的停战协议；同时却组织精兵强将几次“围剿”中共红军，迫使红军长征，转入西北地区。与此相反的是，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一主张的提出不但符合民族革命的潮流，也激发了广大爱国人士的热情。不久后，“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
蒋介石政府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不但和共产党、和人民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也引发了党内纷争。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跟蒋介石的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的冲突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见，在对内对外战争上，张与蒋早有分歧。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形下，12月8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他答应抗日。
我们无法揣测当年的密商是如何的危险，也无法分辨如果没有第二天的激烈对抗，历史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们只能够遥望历史的背影，然后记下一段段故事讲给后人听。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一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从西安步行至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听到消息打电话给张学良让他制止，如学生不听，格杀勿论。请愿学生的悲愤陈词感动了张学良，一腔爱国热忱就此熊熊燃烧。他当即对学生保证，一定抗日，一周内用行动证明。三天后，在中国古都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它不但代表了国民党高层中的进步力量对抗日的决心，也印证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事件爆发后，国内外各政治力量纷纷表态。日本竭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趁火打劫。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失去在华利益，一再声言和谈，主张蒋介石妥协。国民党各地方军阀为了各自权益立场各不相同，意见产生分歧。而中国共产党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决定以民族利益为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避免中国陷入大规模的内战中。
10天后，宋子文和宋美龄从南京匆忙赶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经过两天的谈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心议题就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陈述这一历史事件，至于当年的惊心动魄和剑拔弩张，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中主张抗日的军长被杀，内战的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多方斡旋，巩固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军的团结，才基本保住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跨越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个分属不同政党、持不同政见的人，却产生了“英雄惜英雄”的感慨。不得不承认，民族存亡的时刻，张学良等人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也许就没有中国全面抗战的到来，没有和平解决的成果，就没有后来相对稳定的统一战线。
经过“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共同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共御外侮的民族大团结。虽然蒋介石曾经制造了试图分裂统一战线的“皖南事变”，但是，抗日高潮已经在全国掀起，任何内乱都会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在中国共产党的奔走和协调下，抗日统一战线终于保持到抗战结束，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被关押，1946年被秘密押至台湾。然而，张学良被幽禁的生活没有结束而且更加艰苦，由于远离城镇，购物困难，只能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勉强维持简单的饮食，自己缝制衣被抵御山中难耐的严寒。英雄的寂寞和孤独，与中国抗日的狂潮，这一静一动之间，历史迅速地滑过。岁月的风尘难以掩盖抗战成功的喜悦，却深深地隐匿了一个将军舍己为国后的苦闷余生。
民心的胜利
到北京旅游的朋友们不会漏掉一个地方，那就是天安门。哪怕只是路过，人们都希望能途经长安街，去领略一下它的雄伟壮丽。因为天安门和北京的每一处古城垣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天安门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那就是它不仅承载了历史，还有一个国家的希望。
北京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古建筑。有的建筑遗留至今，使现代的人们从断壁残垣中，感受历代的风雨沧桑、政治得失。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看到“大汗之城”元大都那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景色优美的花圃后，赞叹道：“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写她了。”他后来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因有大都城的记述，而使北京这座古城得以名扬世界。元朝时期虽未建造天安门，但它另择新址的建筑格局以及元故宫、宫廷广场的定位，却为明代始建天安门提供了历史范本。
天安门在明朝被称为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之意，喻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世为尊。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受命于天、万世为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摧枯拉朽中站立了起来。神圣威严的宫中乐曲随着时间渐渐淡去，而大气磅礴的现代诗词则伴着枪炮声而更加明晰，之后那声响亮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在天安门城楼响起，让世界为之瞩目。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红军长征胜利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但是公开发表却是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前去参加重庆谈判期间。那时柳亚子曾赠诗给毛泽东，《沁园春·雪》就是毛泽东在10月7日亲书回赠给他的诗词，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词风之大气磅礴与抗战胜利的气氛相得益彰。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这一天起，中国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但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命运又走到了重要关头，中国的内部仍有矛盾，亟待解决。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以极大的诚意提醒蒋介石：“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就是和平、民主和团结。而这一切毫无疑问获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饱受长时间的征战之苦，终于想休息休息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却逆民心而动，接下来的历史没有让中国人看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来的却是长达三年烽火连天的内战。起先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成了国民党拖延时间布置军事要塞的幌子。
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已经完全暴露，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变，挺进大别山，扭转内战的局势。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打响。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标志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元旦，处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下野，此后代总统李宗仁企图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告诫与鼓舞中，于1949年4月21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1949年12月，蒋介石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从广州逃往台湾。
综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最终的胜利，是因为其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南京政府独裁专制下的官员们忙于车子、票子等“五子登科”的名利时，百姓的生活却是贫困潦倒。通货膨胀下，曾经能买一头牛的纸币甚至连一盒火柴都买不了的时候，当大批的农民在饥寒交迫中流离失所的时候，南京政府对这一切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的解放区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新解放区的1亿农民获得土地，农村掀起了农业生产的热潮。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群众纷纷参军、支援前线，成为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可靠保证。此外，中共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不断
高涨，但是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与各民主党派断然决裂，这反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着解放区的斗争，美蒋反动派处于全民包围之中，最终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吞没。
连年战事终于完结，久违的和平和宁静再次降临。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站在承载了漫长历史的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刻，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多少为未来、为尊严而战的生命的逝去才换来那一刻的欢呼。广场上人山人海，天安门前人声鼎沸，百年的伤痛终于消逝，剥削者和帝国主义从此烟消云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屈辱都被雪洗。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正在走来。广场上的和平鸽稳稳回旋，传来的鸽哨声悠扬而美好，仿佛告诉人们，我们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个人口占到世界1/4的大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之路。
经历过那段恢弘历史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冉冉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上下五千年，漫漫求索路，没有一蹴而就的繁荣与富强。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饱经战火的残躯，千疮百孔，处处需要修复。
从鸭绿江踏上新的征途，在实验室研究出独立的科研成果。近百年来战火的洗礼让中国清楚地知晓，实力才是民族坚强的依靠。中国人踏上曲折的改革之路，开动现代化的列车，缓缓驶入崭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