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问我，对于那个富家子弟被贫苦小儿毒打的事件，是如何处理的？我愿意讲给他们听，但是我一定要先为这件事正一下名，它应当这么说：那个富家子弟羞辱了贫苦小儿而被打的事件。
在周末的下午还给我添麻烦，真使我不耐烦；当冯老师惊慌地跑进我的房间来时，我正预备锁了屋门出去，看五点半那场的电影，他在等我。
“快去看你班上的两个孩子打架，那个小瘦羊，是要把邱乃新打死吗？他拳拳到肉，拿邱乃新的头脸当一块烧热的铁在捶打。”
我听了紧皱起眉头。
正在说着，这两个学生已被同学们簇拥而来。看见小牛一样健壮的邱乃新被打成这样子，我也不免惊疑，这个咬菜根长大的张一雄，他哪儿来的这么大力气打人？
在我未问明这件事的起因以前，先把围在窗门外看热闹的学生赶走了，我说：“回家吧，不要围在这里，这儿又不是七分局！”
然后我把窗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我想先治伤要紧，便一面用冷水擦着邱乃新的伤处，并且涂上消肿药膏，一面对张一雄说：
“一雄，看你把他揍得真够瞧的，已经青肿了，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不许他这样学我的父亲，说我的父亲！”
说话的这张小脸蛋儿，青筋暴着，声音悲愤而颤抖，眼里含着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
不用说我也知道，是邱乃新又学了张一雄的爸爸——那腋下架了单拐的瘸子。说来也实在可笑，连我初见那单脚汉子一跳一跳地走路时，也不免紧闭着嘴唇，怕不小心会笑出来。邱乃新聪明过人，所以，如果那单拐被他学了的话，准保会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再加上他对张一雄的爸爸曾被诬陷窝藏贼赃的讪笑，那滋味儿，对于被讪笑的这方面，确是要一个相当程度的忍受。我相信这是一次过度忍受后的爆炸。
当我把消肿药膏涂上邱乃新的嘴巴时，便漫不经心地问：
“那么你又是学了他爸爸走路的样儿啦！一跳一跳的！你还告诉同学们说，他的爸爸吃了官司，因为窝藏赃货？”
邱乃新没有回答，表示默认。
我要邱乃新把童子军服上身脱下来，因为钮扣也被扯落了两枚，脱下衣服时，我又看见，小棒槌一样结实的胳膊上，也青肿了两块。我微示意叫张一雄看，他眼皮抬了一下，又低下了头。
“邱乃新，你爸爸是要出国了吗？”我一边缝纽子，一边问。
“是的，林老师，爸爸这次要到欧洲去考察。”
说起爸爸，那是邱乃新顶得意的事，本来也是，那真是一个值得使儿子骄傲的爸爸！这位爸爸是富农，邱乃新曾说过，他爸爸所有的田地比台北市还要大，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当你乘南下火车时，便可以看见那一望无际的嘉南平原。去年我领着一班孩子到南部旅行，在火车上，邱乃新便指着平原的二期稻向我说，嘉南平原的好田地，是有他家一部分的。而且这样小的孩子，对于农业便有很丰富的知识，实在应当归功于这位富农的教子有方；他年年带了爱子们下乡，为的使他们认识农作。不但如此，他还是水利专家，对于平原的灌溉，有不少的贡献，他不光是为自己的田地，也造福所有的农家，所以一提起坎脚的“邱枝仔”，人们都肃然起敬，他们都愿亲昵地称呼着他的小名枝仔，而忘记了他的大名是“邱添枝”了。邱添枝先生的后代，也没得说的，乃新的大哥学的是农业化学，前年才送出了国；二哥虽然没有按照父亲所期望的去学水利工程，可是也没出土地的圈子，他研究土壤。水利工程的希望，便整个寄予最小儿子邱乃新的身上了。乃新不会使爸爸失望的，他既聪明过人，当然学什么都可以，学瘸子架拐不也很像吗？
“你爸爸这次又是去考察水利吗？”
“是的，他要到许多国家去考察，要耽搁半年之久。”他回答我，眼睛却以不屑的神情溜着张一雄。那苦孩子，他头更低垂了，他从一进这屋子起，就在等待着我的惩罚，我知道他不想申诉更多的理由，因为他是无理可申的。
“乃新，你的爸爸真是一位可敬佩的爸爸！”我缝好了纽子，把衣服递给他时这么说，但是我略一迟疑便又接着说：“但是张一雄，他也有一个可敬可佩的爸爸呢。”
我这话一说出口，正在穿衣服的，和那等待受罚的，都猛地抬起了头，因为这句话出人意外，是他们俩所未想到的，所以不约而同地瞪视着我，等待我说明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人人的爸爸都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把眼睛朝着墙上的日历，因为我这话不是专向某一个人说的，“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爸爸受到尊敬，却不容被羞辱。”
“说起张一雄的家，是真够穷的。”我再说这话，却是面向着邱乃新了，“当然，一雄爸爸的脚也影响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说起张一雄的穷苦，我的脑子立刻浮上几个深刻的印象：纯白的午餐，多彩的外套，街廊下的木板屋，爸爸的单脚。
不只一次了，当这穷孩子打开了他的午餐盒，里面确是满满的白米饭，但旁边却是一撮白糖。白糖拌白饭，使我想起了淘气的幼年，吃汽水泡饭和烧饼夹冰淇淋的趣味来了。但他的白糖拌白饭可不是为了兴趣呀！只是因为一撮白糖总比用油炒菜更省钱些罢了。还有他那件用几种不同材料拼凑成的外套，曾一度使我以为他爸爸是裁缝。
同样是学生的家长，但当你知道一个是拥有整个城市那样广大的田地时，你简直不相信世间尚另有一个如此贫困的人！有一天，当我走向那条两边都是骑楼的巷子，并且找到了临时搭盖在骑楼下的简陋的木板屋时，我不由得默诵着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短句：“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有你足下的土地。”看见这样风雨飘摇的小屋，我不免替屋中的人羡慕小草。
那天是我做家庭访问，但是我并没有走进那和街路打成一片的家庭，张一雄的爸爸把我让到他们的“宝号”去坐——在巷口外他摆的那个摊子旁。这个摊子除了卖些甘蔗糖果外，还兼卖糯米面做的小人儿，那是用蒸熟了的糯米粉，加入各色颜料，捏制成的人物动物。我想这是他断腿后无以为生才想起来借以糊口的手艺。
讲到贫困的生活，这位单脚的家长，在谈话中便不免涉及他的腿的故事：是战争的末期了，他不幸被征调到中国大陆去做日本军队的翻译。有一次，他在一种不忍的心情下，放走了一个中国青年，是抗日地下工作者。这样一来，他的腿便在池田少佐的盛怒下被打断了，他拖着剩下的一条腿，回到被盟军轰炸得千疮百孔的台湾来后不久，日本便投降了。
“那条腿留在大陆上了，这条腿使我一无所用！”我记得他说到这里苦笑着，指着摊子上的小面人儿，“我做着骗孩子的生意，养我六口之家。”
看那小巧的面人儿，我曾发怪想：如果我是校长，我要请他到我们学校来教劳作。
“你学张一雄的爸爸走路，不要紧，但你也无妨知道一下他的腿是为了什么，才变成这样的。”于是我便把断腿的故事讲一遍给邱乃新听。
我想为人子者都是一样的，讲到单腿的爸爸的故事时，那瘦瘦的小羊，眼里也充满了光辉。
“还有关于张一雄的爸爸被诬陷窝藏贼赃的事，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再说给邱乃新听，因为我势必得纠正他对这件事的错误的印象。我说：“乃新，贫穷本来就够痛苦的了，但是还有许多不幸的事随着贫穷产生。张一雄的爸爸，又穷又瘸又倒霉。有一天不良的邻居硬把一个小箱寄存在他家，他怀疑这不是一件普通事，第二天便决定把小箱子送到警察局去。可是他晚了一步，所谓邻居的贼人已被捕了，警察正迎面而来，是预备到他家起赃的，因此他也被捕了，并且以窝藏贼赃嫌疑的罪名被起诉。这件事在报上一登出来，我就知道准是冤枉的，我也准知道，在公平的法律之下他的罪会被洗刷干净。果然不久他便被证明无辜了。乃新你看，他爸爸在巷口外摆他的摊子，没有人敢瞧他不起。”
关于这两个孩子的纠纷，我的话本是说到这里为止的，这便是我处理的经过，但是他们并不满意，一定要问我，到底是命令哪一个先向对方道歉？关于这，我非常抱歉，因为这两个孩子究竟谁先向谁道歉，我确实一无所知。我以为究竟谁先向谁道歉，他们各人的心里，自然会有最公平的裁判而自行决定，不是——也不用我来命令，我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当时，我只是从抽屉里拿出钥匙，放在桌子上，因为我早就预备出去的，我最后对他们俩这么说：
“健全的社会是由于两种力量组成的：一种是‘造福人群的智慧’，像邱乃新，你的爸爸一样。一种是‘贫苦不移的精神’，像张一雄，你的爸爸一样。好，你们俩，不管谁先向谁赔不是，但不要忘记，临走时要把门替我锁好。”
当然，在处理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中，人们不难看出，我所秉持的，只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贫非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