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和沉樱女士的结识，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随母亲带着三岁的女儿阿葳，到老家头份去参加堂弟的婚礼。上午新妇娶进门，下午有一段空时间，我便要求我的堂的、表的兄弟姊妹们，看有谁愿意陪我到斗焕坪去一趟。我是想做个不速客，去拜访在大成中学教书的陈绬（沉樱）老师，不知她是否在校。大家一听全都愿意陪我去，因为大成中学是头份著名的私立中学，陈老师又是那儿著名的老师，吾家子弟也有多人在该校读书的。于是我们一群就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大成中学。
到学校问陈老师住家何处，校方指说，就在学校对面的一排宿舍中。我们出了校门正好遇见一个小男生，便问他可知道陈老师的住家，并请他带领我们前往。这个男孩点点头，一路神秘不语地微笑着带我们前往（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这座日式房子，见到沉樱，她惊讶而高兴地迎进我们这群不速客，原来带我们来的正是她的儿子梁思明。
大热的天，她流着汗（对她初次印象就是不断擦汗），一边切西瓜给大家吃，一边跟我谈话。虽是初见，却不陌生；写作的人一向如此，因为在文字上大家早就彼此相见了。尤其是沉樱，她是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我们的前辈，我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并读过她的作品了。
1956年开始交往，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交往密切，虽然叫她一声“陈先生”，却是谈得来的文友。她和另外几位“写沉樱”的文友也一样：比如她和刘枋是山东老乡，谈乡情、吃馒头，她和张秀亚谈西洋文学，和琦君谈中国文学，和罗兰谈人生，和司马秀媛赏花、做手工、谈日本文学。和我的关系又更是不同，她所认为的第二故乡头份，正是我的老家，她在那儿盖了三间小屋，地主张汉文先生又是先父青年时代在头份公学校教的启蒙学生。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甚多，谈写作、谈翻译、谈文坛、谈嗜好、谈趣事，彼此交换报告欣赏到的好文章，快乐无比！到了吃饭的时候，谁也舍不得走，不管在谁家，就大家胡乱弄些吃的——常常是刘枋跑出去到附近买馒头卤菜什么的。
这样的快乐，正如沉樱的名言——她常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
这样小快乐的欢聚的日子也不少，是当她在1957年应聘到台北一女中教书的十年里，以及她在一女中退休后，写译丰富、出版旺盛的一段时日里。
如今呢？她独自躺在马利兰州离儿子家不远的一家老人疗养院（Nursing House）里，精神和体力日日地衰退。手抖不能写，原是数年前就有的现象，到近两年，视力也模糊了，脑子也不清楚了。本来琦君在美国还跟她时通电话，行动虽不便，电话中的声音还很清晰，但是近来却越来越不行了。今春二月思明来信还说，妈妈知道阿姨们要写散文祝贺她八十岁生日，非常高兴，我向思薇、思明姊弟要照片——最重要的是要妈妈和爸爸梁宗岱（去年在大陆逝世）的照片，以配合我们文章的刊出，沉樱还对儿女们催促并嘱咐：“赶快找出来挂号寄去！”思明寄照片同时来信说：“妈的身体很好，只是糊涂，眼看不清楚，手不能写是最难过的事，我也只有尽量顺着她，让她晚年平静地过去。”据说这家疗养院护理照顾很好，定期检查，据医院说，沉樱身体无大病，只是人老化了，处处退步。
我们知道沉樱眼既不能视，便打算每人把自己的写作录音下来，寄去放给她听也好吧！但是思薇最近来信却说：“……希望阿姨们的文章刊出录音后，妈妈还能‘体会’，她是越来越糊涂了，只偶尔说几句明白话。每次见着她，倒总是一脸祥和，微笑着环视周遭，希望她内心也像外表平静就让人安心了……”琦君最近也来信说：“稿子刊出沉樱也不能看了，念给她听也听不懂了，只是老友一点心意，思之令人伤心！”
频频传来的都是这样的消息，怎能想象出沉樱如今的这种病情呢！
1907年出生的沉樱，按足岁算是七十九岁，但以中国的虚岁算，应该是八十整寿了。无论怎么说，是位高寿者。而她的写作龄也有一甲子六十年了。沉樱开始写作才二十岁出头，那时她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她写的都是短篇小说，颇引起当时大作家的注意，但是她自己却不喜欢那时代的写作，在台湾绝少提起。她曾写信给朋友说，她“深悔少作”，因为那些作品都是幼稚的，模仿的，只能算是历史资料而已。她认为她在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才能算数，那也就是在台湾以后的作品了。可是她在台湾的几十年，翻译比创作多多，创作中绝无小说，多是散文。她的文字轻松活泼，顺乎自然，绝不矫揉做作。她的翻译倒是小说居多。她对于选择作家作品很认真，一定要她喜欢的才翻译。当然翻译的文字和创作一样顺当，所以每译一书皆成畅销。最让人难忘的当然是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出版以后不断再版。引起她翻译的大兴趣，约在1967、1968年间，她竟在教书之余，一口气翻译、出版了九种书，那时她也正从一女中退休，很有意办个翻译出版社，在翻译的园地上耕耘吧！
说起她的翻译，应当说是很受梁宗岱的影响。1935年她和梁宗岱在天津结婚，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尤其是文采横溢的梁宗岱，无论在写诗、翻译的认真上，都使沉樱佩服，她日后在翻译上，对文字的运用，作品的选择，就是受了梁宗岱的影响。但是在他们婚后的十年间，沉樱的译作却是一片空白，因为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又赶上抗战八年。但是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她和梁宗岱的夫妻之情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因为梁宗岱对她不忠，又和一个广东女伶结合，她的个性强，便一怒而携三稚龄子女随母亲、弟弟、妹妹来台湾，一下子住进了我的家乡头份，在山村斗焕坪的大成中学一教七年才到台北来。她并没有和梁宗岱离婚，在名义上她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湾，她们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
记得有一年她正出版多种翻译小说时，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译诗《一切的峰顶》来，说是预备重印刊行，我当时曾想梁宗岱有很多译著，为什么单单拿出这本译诗来呢！不久前，在一篇写去年去世的梁宗岱的资料，说梁于1934年在日本燕山完成《一切的峰顶》的译作，而这时也正是沉樱游学日本，和梁同游，当然完成这部译作，沉樱随在身边，这对沉樱来说，是个回忆和纪念的情意，怪不得她要特别重印这本书呢！也可见她对梁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她的子女也说，母亲对父亲是既爱又恨！也怪不得这次我向她子女索取一定要有爸妈合照的照片时，她催着子女一定要挂号赶快给我寄来。如果不是海天相隔梁宗岱已故去的话，今年也是他们的金婚纪念呢！
在我收到的一批照片中，有几张是1935年二十四岁的马思聪、王慕理夫妇第一次到北平开演奏会，住在沉樱家一个月时合拍的。沉樱想到1935年时和故友同游的情景，如今她形单影只，怎能不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心情呢！
头份如今是个有七万人口的镇，斗焕坪是头份镇外的山村，经过这儿是通往狮头山的路。沉樱把这里当做她的“有家归不得”的精神的老家。她退休后在这儿盖了三间小屋。她所以喜欢这儿，不止是为了她在这儿住了七年的感情，不止是果园的自然风景和友情，而是一次女儿思薇来信说到曾做梦回台湾时，加注了一句：“不知为什么每次做这种梦，总是从前在乡下的情景。”就是指的斗焕坪。于是她才决定在那山村中，盖了三间小屋，使孩子们有了个精神的老家，她也跟着有了第二故乡。
她在台北居住忙于翻译出书时，总还会想着回到木屋去过几天清悠的日子，那是她这一生文学生活最快乐的时期，所以她说：“我对生活真是越来越热爱，我在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事没做呢！”
沉樱退休赴美定居后，时时两地跑，倒也很开心。1981年是沉樱回台湾距今最近的一次。1983年身体才变化大，衰弱下来。今后恐怕她不容易再有回台湾她的第二故乡的机会了，我们只希望她听了我们每人的录音，真能“体会”到和我们欢聚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