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所里协助贵州某地警方办了一起打拐的案子，成功解救了两名妇女，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菲的，有两名民警受伤，还有一辆警车被砸得坑坑洼洼。民警为控制局面，只得对一女两男三名暴力阻碍执法的村民进行了现场抓捕。
我因为撰写黄所长安排的一个汇报材料而没有参加行动。同志们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所长过来让我和协勤小赵把被砸的警车开到修车厂修修。路上，小赵介绍说涉案的那一家有四个儿子，都是光棍，这回一口气买了两个媳妇，供四个人用呢。法制社会里竟然还有这等丑事，听得我直犯恶心。
到了修车厂，修车工检查了车子，问我：“怎么把车搞成了这样？”我说是被人砸的，修车工吐了吐舌头，不做声了。其实和人比起来，车伤得算是轻的。负伤民警之一的大李右手无名指几乎要被人咬掉，治疗得再好也可能要落下终身残疾。
老实说，民警办案受到村民围攻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出现像今天这样的伤情，还是不多见。我虽然没去，可完全想象得到民警到一些农村落后地区解救被拐卖妇女时面临的阻力和风险：买者家属为了防止人财两失，会千方百计，甚至聚众使用暴力阻止民警解救。一些法制意识薄弱的群众有时会不自觉地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帮凶，对少数群众的这种麻木和愚昧我是深有认识的。
在我的老家左良县大王集乡张家庄村，我懂事的时候，邻居三民就买了一个人贩子拐来的四川女孩作媳妇。三民他爹娘在媳妇被买来的当天就让三民捆上她，拉到了村里每一户人家面前，揪起她的头，让大家认认脸子。因为拐来的媳妇百分之百会有逃跑的念头，为了留住她，就需要每一个村民充当忠实的哨兵和追捕手。三民爹每到一家，就会给家里的汉子递上一根到供销社买来的纸烟，汉子们一般都舍不得抽，就一边死瞧媳妇，一边将烟夹在耳朵上，嘴里说着让三民一家一百个放心的话。有了三民爹娘的托付，全村人就像防特务一样将那媳妇看得牢牢的。有时地里干活的人多，三民下地时，也会不放心地带上她。这样的日子过去了两个月，那媳妇无机可寻，好像是有扎下心来好好过日子的模样，三民一家也就放心了不少。有一回，三民和媳妇在田里割麦，干得差不多时，媳妇说有些恶心，想吐。三民以为她有了喜，就让她先回去了。过了一会儿，三民不放心，也回了家，却发现家里没有媳妇的踪影，一问爹娘才知媳妇根本就没有回来。他们马上明白媳妇跑了。三民爹立即从屋里找出一面破锣敲了起来，三民娘跑到村里广播室让村长梁大叔吆喝了几句。刹那之间，村里的老少和地里干活的劳力们全都动员起来，浩浩荡荡地在村里各个角落和村外远近的农田中搜索起来。搜到天黑的时候，媳妇被老徐叔从一片麦地里赶了出来。原来媳妇回家时，悄悄趴在了一片麦地里藏了起来，想趁天黑了再逃走。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趴了好几个小时，脸上身上全是被麦芒划的一道一道的血痕，还有些青肿。
三民将媳妇绑到自家院子里的柳树上用鞭子猛抽，他娘一边擤着大鼻涕一边对媳妇痛骂，围观的人几乎要撑破他家的院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遍体鳞伤的媳妇站都站不起来，只能在屋里趴着。白天三民干活的时候，屋里总会传来媳妇的哭声和骂声，惹得我们这些街上的孩子们常常过来偷听，有时还学着她的声音嚎上两嗓子取乐。第二年的时候，曾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四川汉子来村里打听有没有被卖到这里的女孩子，村里人一致说没有，汉子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只好泪水汪汪地走了。
后来，三民媳妇连生了四个孩子，其中大孩子叫涛子，常跟在我的屁股后头转，是个跟屁虫。孩子们大了，媳妇就不再跑了，大概彻底死了心。再后来三民得病死了，媳妇一人拉扯着孩子长大，听说日子过得很艰难。
小赵说两个被解救妇女的“丈夫”倒是没怎么反抗，除了用石头砸了警车，对民警倒是不敢动手，可他娘却特别可恨，一副要和民警拼命的样子。先是端出一盆开水来泼向民警，被同志们躲了过去，她又扑上来乱咬，受伤的两个同志全是她咬伤的。
我们修车回来时，同志们已记完案件材料，正押着嫌疑人往看守所送。我看见其中一个男青年的样子特别面熟，有些像涛子，就问小赵你们是到哪里抓的人。小赵说是张家庄啊，怪不得你不知道，所长知道你是那村上的，才故意安排你写材料回避的。我一看那妇女，果然就是三民媳妇。三民媳妇分明也认出我了，“扑”地一下，一口痰就吐到了我脸上：“呸，不要脸的货，胳膊肘子往外拐，老邻居遇了事也不帮衬，有什么脸见我。你还我儿媳妇！”她戴着手铐还要冲我扑过来，同志们只得牢牢地抓住了她。
我擦去脸上的痰，直直地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眼里充满了仇恨的光，硬硬的，有些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