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礼拜堂门槛上坐了一会，让脑子清醒清醒。那个民兵进去了，无论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还是“烈属”，对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师里上上下下都在等待着二次入朝，可命令一直没下来。到1952年2月终于等来了入朝的命令，全师都沸腾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准备入朝了。
可就在这时，队长通知我复员。其实复员转业的事已经闹了很久了，过了春节复员转业的同志就都集中到复员大队去了。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办理复员转业，谁也不愿脱军装，很少有自愿的。我们文工队硬性宣布了一批女同志、小同志和老同志复员。可是小同志们不服气，闹着“牛崽没复员，为什么要我复员。”“嫌我小？那牛崽比我还小，为什么他不复员。”
我一直认为他们闹也没用，我可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了，像我这样参加过抗美援朝前五次战役的人，咱文工队还没几个。我为这事真是大意了，谁知复员大队就要走人的时候宣布了我复员，太让我灰心丧气了，没办法，我拗不过队长，只得服从。
第二天就给我发了复员证书，因为是部队第一次复员，所以证书特大，是小32开的，烫着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转业证书》。还发给我一套单军装、一条肥皂、一双袜子、一条毛巾和120斤大米票。
我在部队闹腾了两年半，就这么复员了。
离开文工队时，原来我们团宣传队的老同志都来和我告别。我复员去干什么？我年底10月才满15岁呢，论文化程度我还差一年小学毕业，谁会要我。大家给我出主意：“念书。咱新中国现在要的是建设人才，念书是最好的路子。”我捉摸着这确实是我唯一出路。
我被编入复员大队第二批走。我还没走，我们师倒先走了，他们浩浩荡荡地二次入朝了。
2月底我回到了长沙，我家1949年底搬到了长沙。
我按规定去长沙市民政局报到。民政局一个老同志很热情，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想读书，他说：“对，你年纪太小，还是读书好。”
他把我领到隔壁教育局办公室，向一个年轻的女干部介绍了我的情况。她也很热情，问我想去哪个学校，从几年级念起，我冒充说我小学毕业了，读初中。于是她立即打电话给解放中学联系。她说这是所好学校，并给我写了一封函件，要解放中学按初一寄宿并给一个甲等助学金另加一个丙等助学金给我安排。那天是星期四，她要我休息几天，星期一到学校报到。我谢谢了她。
我从教育局出来，心想今天是星期四，距星期一报到还有三天，我想趁这三天空闲去一趟南岳，一是看望和抚慰张姨和阿妹，二是为班长到舍身崖为她母亲敬香还来得及。
第二天下午，我到火车东站买了去衡山的票。近傍晚时火车快到了，我正在排队进站，突然一个瘦高个警察向我大步走来，大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琢磨着怎么回答，因为我要下星期一到解放中学报到之后才能明确我是干什么的。
他还没等我回答又大声吼着：“哪来的？”
我心想哪来的是什么意思？我如果回答“从家里来”，肯定不是他需要的回答。
我猛然想起，这人怎么这么个态度对我说话，周围的人都望着我，我成了众矢之的，我一时火就冒上来了，也对着他吼起来：“你叫什么啊你叫，好好说话不行吗？”
“什么好好说话，走！”他一把抓着我的衣领就拽出了队伍。
“跟我走！我看你好久了，一看就不是个好家伙。”这是什么话呀。他一路推推搡搡地把我拖到了值勤室，吼着：“站好！”然后他就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样子他是个头。旁边办公桌后还坐着两个警察。
三个人都警惕地望着我，然后大声问我：“你穿的军装哪来的？”
“发的呀！”这时我才想起来，那时凡穿军装的人必须是解放军，而且有胸章帽徽，我穿的军装没胸章帽徽，这在东北到处都是，谁都知道这是志愿军（志愿军直到1952年夏天才配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章，一直没有帽徽）。这在长沙就少见多怪了，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这对我产生了怀疑。
我对他们说：“我是复员军人。”他们仍然吼着不解地问：“什么？”
旁边的一个警察大声插话：“老实点，说，怎么回事？”
我这时又想清白了，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复员军人，地方上可能还不知道这回事。我也大声回答着：“复员就是从部队上下来了，不当兵了，当老百姓了。”
“什么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和他们没法说清，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那本32开烫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转业军人证书”给他们看。他们没见过，三个人围在一起翻看，那本子里第一页是毛主席像，第二页是朱总司令像，每页像前有一页透明纸隔着，第三页是彭德怀签字的“复员命令”，写明我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炮一师宣传员：“刘才同志1949年9月参军，英勇战斗三年……”第四页、第五页是我在部队的表现鉴定和复员时所发给的物品。我的鉴定还特别漂亮，说我“服从性强，斗争性强”。
看完我的证件后，他们面面相觑。那个大个子把我的证书上下轻摇着递还给我，仍然大着口气说：“好吧！没事了，走吧。”
我心里火着呢，我当兵以来还从没人对我这么吼过，就是关禁闭也没人吼过我，更没人推搡过我，我真想对他们发作一下，可是火车已经来了，我狠狠地骂了一声：“混蛋！”转身跑去赶车了。
半夜一点，火车到达衡山站。从衡山到南岳有六十多里，我估计快也要走四五个小时，我在车站门口弄清方向后，开始步行去南岳。
这是一条很老的公路，从衡山经南岳到衡阳的公路，漆黑的夜晚，路上没有灯，没有人，偶尔可看到路边的农舍里的星点灯光和路边的积雪。正值2月，晚上很冷，好在我穿的一身在东北发的厚棉军装，走着走着还有些发热。
清晨我到了南岳。南岳熟悉的景象让我特别亲切，我虽不在南岳出生，但我从小生长在南岳，这里有我童年和少年的故事，这里每一幢商铺、房舍和被行人踩光滑了的石板路我都熟悉，这里应该是我的故乡。
时间还早，今天又不是星期天，我估计张姨应该在家。我直接向汽车站水塘边沈民家走去，心里盘算着我见到张姨和阿妹时如何开口说沈民牺牲的事，或许她们已经收到了烈士证书，知道了沈民牺牲了，那还好点，她们悲伤的时期已经过了。我会向张姨表示，我就是她的儿子，阿妹就是我妹妹，我会代替沈民做儿子该做的一切。要是她们至今还不知道沈民牺牲的消息，我要做好准备，张姨一定会极度悲伤，我怎么才能安慰他们啊。
一路想着，就走到了沈民家，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堆破砖烂瓦，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我立即转身向镇上奔去。
东街口天主堂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大门顶上的十字架没了，门右边“天主教堂”的大木牌也不见了。我向门内走去，左边做礼拜的小礼堂里的长木椅剩不了几张了，剩下的几张破的堆在角落边，门洞右边的木梯还在。再向里面走，里边天井也没人。
我大声问：“有人吗？”
从天井右角原来洋牧师家住的房里走出来一个男子，张嘴问我：“干什么？”
我问他：“张姨在吗？”“什么张姨，这里没有！”“那洋牧师呢？”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张姨儿子的战友，“你是？”
“我们是民兵，你是什么人？有证件吗？”他好像逮着坏人了。
我说：“我有。”我将复员证递给他，他仔细看了证件后态度好点了。他把证件还给我说：“洋牧师是帝国主义分子，到我国长期从事文化侵略的，去年2月驱逐出境了。”
“那张姨呢？”
“哪个张姨？是不是在这帮工的那个女人，她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帮凶，遣返原籍了。”
“遣返原籍？她原籍是哪儿？她儿子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前线牺牲了，她是烈属。”
“烈属？没听说过。我们对她很客气，还给了他20万（合现币20元）路费呢。可她抗拒不走，后来把她房子拆了才走的。”
“她走哪去了，你们不知道？”
“那谁去问她，一个帝国主义走狗。啊，她还带着个女儿走的。”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响，沈民牺牲时一幕幕又展现在我眼前，还有那坟墓前我栽种的粉色的金达莱。我只知道沈民一家九一八后跟他父亲流浪进关的，他家原来在东北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只听说过张姨是山东人，也不知道是山东哪里。
我一算，去年2月，那正是沈民他们坚守高阳，后来牺牲的时候，张姨肯定不知道沈民牺牲了。我一筹莫展，我在礼拜堂的门槛上坐了一会，让脑子清醒清醒。那个民兵进去了，无论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牺牲”还是“烈属”，对他都没有任何反应。我情绪坏到了极点，我站起来，慢慢走出来，不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我走出天主堂，已是中午了，从昨天中午离家算起，我已经24小时没吃没喝了，我过街到西街口买了碗米豆腐充饥。我坐在桌边望着天主堂沉思。旁边有一些好奇的人走过来，望着我，指指点点，我想大概是议论我这个穿军装、没胸章没帽徽的小孩是什么人，哪来的。
还有班长托我的事没办，我决定先去办那件事。我站起来，向大庙走去，走过北街，从西便门向里走，这个门是我幼时上学时常走的路。过西川门左边的长廊就是当年我们的小学教室，一道道教室隔墙早已拆除，我努力寻找当年我和沈民认识和我们座位的位置，我再拐上大殿西边的廊道，在当年沈民帮我补课的地方蹲了很久，仿佛又听见沈民说话的声音，人去物在，让人伤心至极。
我从大庙后门出去，直接从对面登山路上山，我打算傍晚时赶到祝融峰，走快点应该能赶到。在经过忠烈祠时，我进去在那耸立的炮弹雕塑前深深地三鞠躬。当年我和沈民几次来这里，我们对抗日忠烈、民族英雄特别崇拜，我们曾一起在这个位置鞠躬之后爬上忠烈祠，仔细阅读和背诵烈士们的事迹。从忠烈祠出来，我在门旁的烤红薯摊上买了个大的，带在身上，准备作晚上和明天的口粮。
我居然在黄昏前赶到了祝融祠。祝融祠是南岳最高峰顶上的寺庙，寺庙坐西朝东，每到冬日，这里白雪覆盖，狂风呼号，祝融祠和下面的上封寺屋顶都以铸铁瓦覆盖以抗击狂风。铁瓦年久，苔锈灰暗。现在是2月底，这里寒风呼啸，松涛怒吼，残雪冰凌。
我站在寺庙的前台上，不由自主地向后山望去，希望能看到半山腰的福寿寺，班长的苦难童年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被一片茫茫的白雪和树木遮盖着，什么也看不到。
我走进敞开大门的寺庙，庙里只有两个和尚穿着厚厚的棉袄，一老一小，冷风飕飕却光着戒头。佛堂香烛烟雾缭绕，清香扑鼻，老和尚闭眼端坐嘴念佛经，轻敲木鱼，目不旁视。
小和尚迎面向我走来，合掌作揖：“阿弥陀佛，请问老总有何吩咐。”我说：“我是来舍身崖敬香的。”小和尚又合掌作揖“阿弥陀佛”，然后走到老和尚耳边说了什么，老和尚起立向我迎来，也合掌作揖：“阿弥陀佛，施主请进。”
小和尚为我取来了香、烛、纸钱，我问多少钱，小和尚摇了下头并示意我跟他走。我跟在小和尚身后从庙堂左后侧门出去，绕过寺庙后面的步道，来到寺庙西北角一个小平台上。
平台石栏外就是舍身崖，大概有十来米高，底下有一块巨大的黑石板，石板上的积雪被风吹得光溜溜的，那是块冰凉冰凉的石头，它吞噬了多少鲜活的生命啊。
小平台石栏边横着一根大木头，上面刻了许多供插香烛的槽缝，还有一块供人跪拜的长长的红色蒲团。小和尚帮我在寒风中点燃了香烛，我按他的指示虔诚地跪在蒲团上燃烧纸钱，嘴里喃喃地念着：“培净妈妈，我代培净来给您老人家敬香，您女儿培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朝鲜英勇牺牲了。她是我的班长，临牺牲时，托我来给您敬香，她是您的好女儿，也是祖国的好女儿，是我们的好班长，愿你们在天之灵能在另一个极乐世界相会。今后我若能再来此地，定会再来向您请安。”
老和尚也走过来了，他口中念念有词地领着小和尚向舍身崖作揖打躬。
待我起身时老和尚问我：“施主是军人？”
我说：“不是的，我已经复员了，我是来代一个牺牲在朝鲜的战友为她母亲敬香还愿的。”
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施主贵庚？”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小和尚嘴快说：“问你多少年纪了。”我赶快回答：“我14岁了。”
老和尚说：“阿弥陀佛，年轻，年轻。”
我谢过了两位好心的和尚，敬畏地离开了舍身崖，向山下走去。
走到半山亭时，天已经全黑了。山里风大，晚上寒冷。原先听说过山上有野兽出没，晚上不能单人独行。
为了安全，我就蜷缩在半山亭一堵背风墙下休息。
我一边吃着烤红薯，一边想着：班长托付的事是完成了，以后有机会来南岳一定还要来敬香。问题是沈民的妈妈和阿妹，如何才能找着。沈民临终时坚持要到我们卫生连来，分明是想见我而且有话和我说，可是没来得及。到底要说什么话呢？一定是有关张姨和阿妹的事，想托我代他照应。沈民是个孝子，我一定要想办法找着她们，一辈子认真完成沈民的嘱托。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与炮一师留守处联系，请他们出面查查，帮助我找到张姨，再请他们出面给南岳镇政府……我实在太累了，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早上太阳出来了，晒得身上暖洋洋的，我醒来伸了伸懒腰。白雪反射得眼睛睁不开。
抬头看到远处那高耸入云的祝融峰，一缕洁白的晨雾在慢慢地消散，消散……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今天我必须在傍晚前赶到衡山火车站，乘车回长沙，明天一早去解放中学报到，开始新的生活。
2009.10 卡尔加利
2010.2 广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