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历史越来越难写了。就像是我从小学拉小提琴，然而到三十五岁突然别人给我一架钢琴，希望我同克拉威尔演奏能手一样生活，原因在于“钢琴也是音乐”。我已学会了某一领域的技巧后，却不得不从事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我所学的是凭借某种明确建立的秩序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加以观察，也就是由皇帝、国王、大公以及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与财政秘书扶持下比较有效地管理的国家。并且在我年幼之时，上帝依旧被大家认定是心目中掌管所有的万物之尊，一定要不失礼节地崇拜才可以。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的秩序被打倒了，皇帝与国王被废除，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将负责的大臣取代，在世界的相当多的地方，议会颁布的敕令将天国的大门关闭了，官方将某个已死的经济学雇用文人认作古今一切先知的继承者。当然全部的这些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可这却让文明再过几百年才可以赶上来，可是到那时我早已离开人世了。我一定要充分利用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过这并非易事。拿俄国的情况来讲吧。大约二十年之前在这个所谓的“圣地”我待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们的外国报纸中总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被涂抹得漆黑，技术上称其是“鱼子酱”。
这样的涂抹是为了擦去小心谨慎的政府不想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的一些内容。这种监督被整个世界看做是“黑暗时代”的复苏，无法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留存了几份被抹有“鱼子酱”的美国的可笑报纸，让本国老百姓看，要他们明白举世闻名的俄国人事实上是落后的野蛮人。我是在比较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社会对米尔顿的格言十分信仰：“最高形式的自由是依据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认知、阐述和辩论的。”就如电影上描写的一样，“开战了”，因而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称是危险德国文件，不准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到处流传，编辑与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有牢狱之灾。全部的这些似乎在表明，相对研究历史而言，搞短篇小说或是经营房地产更为明智些。可这是服输认栽，我必须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铭记在秩序井然的国家里，所有的正直公民都应有权说明、思考以及陈述自己觉得是对的的东西，只要不对他们的幸福造成影响、不打乱文明社会的礼仪以及不违背当地警局制度就可以。当然，这让我备录在案，变成了一切官方出版审视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所要追查的应该是那些为了谋取暴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与报纸。
至于别的，谁想要印什么就让他去印吧。我说这些并非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是改革家，我追求实际，最反感浪费精力，对过去五百年的历史也十分熟悉。这段历史清晰地表明，一切对文字与言论的所有暴力压制都无任何好处。蠢话就如同炸药一般，只有放在狭窄密封的器皿里，再凭借外力的打击，才可以产生危害。倘若让一个可怜虫去演说，最多他只可以招来若干个好奇的听众，他的一片苦心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同一个人，假若被大字不识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往监狱，再判个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他便会成为众人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予以烈士的美名。可是要记住。不单单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还有为坏事丧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较高明，对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人们无从得知。所以我主张，让他们去说去写吧。假如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要明白，要不然，就会很容易被忘记的。这点似乎被希腊人意识到了，在帝国时代之前罗马人也是如此做的。不过在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半神半人的帝国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房亲戚、远远地离开了普通百姓时，所有的一切就都改变了。“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新鲜出炉了。
这是政治罪，自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很多人单单因为上谏直言稍加冒犯，就被投进了监狱。可倘若罗马皇帝被人们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他，也就没什么避讳的话题了。当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一切美好的时光都一去不复返了。在耶稣死后没几年，善和恶、正统和异教之间就产生了明确的分界线。一世纪后半期，在小亚细亚的依弗索斯周边圣徒保罗周游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儿的护身符与符咒早已闻名于世。保罗到处传教，驱赶魔鬼，得到了很大的成功，让一大批人承认了自己的异教错误。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天气晴朗的某天，手拿魔法书聚集在一起，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被烧毁，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你便能够读到这样的记载。可是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的人的意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曾经保罗禁止过别的依弗索斯人阅读或私藏这些东西。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迈开了这一步。依弗索斯城的一些主教下令，只要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贞不渝的信徒不该阅读。在此后两百年里，被禁封的书不多，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屈指可数。然而尼卡会议（三二五年）以后，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国教，对书面文字的审阅自然而然地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个部分。
有些书绝对是禁止的。还有些书被称之为“危险品”，且有警告说，阅读这样书的读者要小心性命不保。在出版作品之前，作者最好还是先得到当局的批准，确保平安无事，这成为了某种制度，作者的手稿一定要送当地主教审核。就算是这样，作者也无法保证著作能够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没有害处，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是亵渎的，不正派。可是总体来讲，这样的方法却也比较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自己同在羊皮纸上的著作一起被烧毁。那时的书籍还依靠手抄相传，一套三卷本的出版要花五年时间，因而这项制度相当奏效。不过谷登堡的发明将全部的一切都改变了。他还有一个别名叫古斯弗雷什。自十五世纪中期之后，在不足两星期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便能够出版四百到五百本之多的书籍，在一四五三年到一五○○年的暂短期间，西欧与南欧的读者竟然得到了不少于四万册不同版本的书籍，这相当于那时较大的图书馆历年积累的所有藏书。书籍数量出人意料地迅速增长，让教会充满了担忧。
明明知道某个异教徒在阅读守抄的《马太福音》，却不可以轻易逮捕他，否则对有着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书籍的两千万异教徒又将怎样处置呢？他们给当权者的思想造成了直接威胁，看来不得不派定某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一切的出版物，决定哪些能够出版，哪些永不能见天日。这个委员会常常公布些书目，觉得这些书包含“犯禁知识”，所以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产生了。它的名声同宗教法庭差不多一样的狼藉。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有人觉得是天主教会所独有的。事实上这一点都不公正。很多国家的政府也怕出版物蜂拥而至，对国家的安宁造成威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将书稿送往检查机关审核，只要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章的书都不可以出版。可是除罗马以外，无任何国家将这种做法延至今日，就算罗马的境遇同十六世纪中期完全不一样。这也是势在必行。
出版工作进展十分迅猛，红衣主教为审查各种印刷品而组织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即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对付不了了。除书籍之外，还有小册子与油印纸稿，有报纸、杂志还有传单的形式，如来势汹涌的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奋的人也不可能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别说是审查分类了。对不幸的臣民统治者采取了恐怖专横的手段，可自己也因为专横而自作自受。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在一世纪宣称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觉得“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书籍亦会因此而大放异彩。”《禁书目录》将这个论断证实了。宗教改革一举成功。大执禁读书目地位与日俱增，变成想完整了解现代文学的读者的指明灯。这些还不算。
十六世纪的德国与低地国家的野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有长期驻守的耳目，专门网罗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籍，得到后便由特别信使策马加鞭翻越阿尔卑斯山与莱茵河，用最快速度送往赞助人手里。随后德国与荷兰的印刷厂开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用高价卖出，经大批职业书贩悄悄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家。然而毕竟偷运过境的书非常有限，并且在某些国家，比方说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禁书目录》直到最近都还非常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着实心惊胆寒。这些国家假如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很好找，由于大学生非但不可以使用国外的教科书，就连必须使用的国内产品也都是下等货，质量低劣。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让人们心灰意冷，无任何心思再进行文学和科学的研究了，由于头脑健全的人不希望耗费心血写下一本书，无能无知的检查官却将它“修改”得七零八落，要么就让无学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改头换面。他宁愿钓钓鱼，或是去化装舞会与酒馆来打发时间。说不定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与人民的彻底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