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2月，杨宪益和格莱迪斯，妹妹杨敏如和罗沛霖在重庆举行了双婚宴。虽然婚礼并不奢华，既没有西式婚纱的庄严浪漫，也没有中式传统的热闹喜庆，但婚宴也足显其知识规格——两对新人分别由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杨敏如在当时的南开中学任教）证婚。参加婚礼的贵宾中也不乏知名的学者、教育家，比如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接任燕京大学代校长）的梅贻宝；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后任部长）的杭立武等。
婚后格莱迪斯·玛格丽特·泰勒改名Gladys Yang，中文名字戴乃迭。
柏溪地处嘉陵江上游，坐落在江畔的山谷之中。当时的中央大学由于大批流亡青年的涌入，校舍严重不足，所以决定扩建分校。据说参加选址考察的校长罗家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翠柏掩映，溪水潺潺的静谧小村庄，并当即将它命名柏溪。
在柏溪，他们吃井水，点煤油灯，住泥土屋——茅草屋顶，纸糊窗户，铺盖要定期用开水烫以消灭臭虫。这样的居住环境是戴乃迭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是自然环境的优美静谧却也大大弥补了居住环境的原始落后。
每到周末，他们踏着青石板小路穿过绿油油的田野去小龙坎看望母亲。
春天，油菜田一片黄灿灿的波浪随风起舞，黄绿掩映中蝶舞蜂飞；夏日，星星点点的稻花飘然轻盈，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石板小径的西边，是汩汩不息的嘉陵江，江上薄雾轻纱，山峦若隐若现，曼妙得令人遐想……走在田间江畔的小路上，常常让杨宪益和戴乃迭想起在英格兰湖区的远足，那是他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每个周末，沉浸在如此田园牧歌般的景象中，会让他们忘记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空袭警报的骚扰。生活似乎永远都是浪漫的。
对于当地的农民，戴乃迭觉得他们具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和幽默感。“即使是贫穷、不识字的村民，他们给人的印象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后裔”，这是来自于一个善良友好的西方女人的体验与观察。这一观察与另一个先于戴乃迭在中国贫困落后的内陆生活过的西方女人的观察有着惊人的相似。赛珍珠在她的著名小说《大地》中这样描述她所观察到的农民：“他们很强壮、很迷人，尽管不识字，生活条件原始落后，举止言谈却真诚而富有教养。”
“迷人”也许带有一个西方人初识异国风情的主观色彩，但“天然的尊严”“古老文明的后裔”“真诚而富有教养”却无不指向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社会教化。今天，人们的生活条件已不再原始落后，人们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中国开始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甚至是世界上博士最高产的国家；但“真诚而富有教养”“古老文明的后裔”“天然的尊严”这一系列品质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是何时、何故丧失了她的社会教化、丢失了她的文明传统？戴乃迭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十年，经历了民国与共和国，亲历了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大变迁。在她晚年写给亲友的信中，常常感叹中国社会的“道德崩溃”。
生活当然也不尽是浪漫与美好，戴乃迭绝不是只带着玫瑰色眼镜观察世界，她对巨大的贫富差距感到震惊，“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断受到乞丐的骚扰……到达重庆后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在路边看到一具无人掩埋的尸体……我们的学生大多营养不良，而且常常染上肺结核、疟疾。他们的居住条件与牛津相比简直可怜至极。一些思想激进的学生还常常受到迫害，有的甚至被装进麻袋扔到嘉陵江淹死。”他们不无幽默地给重庆起了一个绰号：“夜魇邪城”（City of Dreadful Night）。
更令人压抑的是当时高度紧张的政治空气。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到处都是国民党官员和亲政府人员。政府的腐败以及那些发国难财的官员们令杨宪益和戴乃迭极度忧虑与愤慨，同时普通百姓民不聊生也让他们深感同情，所以政治上他们更倾向于代表劳苦大众的共产党。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读鲁迅并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
因为喜欢，他们产生了翻译鲁迅的冲动。这种冲动对于每一个喜爱文学又精通双语的人来说也许并不陌生。教书之余，杨宪益和戴乃迭开始翻译鲁迅。杨宪益翻译初稿，再由戴乃迭修饰、润色并与原文校对。戴乃迭惊喜地发现，这样的比较阅读大大提高了她对汉语的掌握。
就这样，作为业余爱好开始的翻译合作，竟成就了他们毕生的事业。
细心的读者此时一定会想起当年双双坠入爱河的杨宪益和戴乃迭是如何“翻着玩”把屈原的《离骚》译成英语的英雄偶句体的。也许，创造的动力莫过于爱好，创造的契机离不开兴趣。现今那些打着“教育”的旗号，专事压抑兴趣、扼杀爱好的社会现象是何等令人悲哀啊！
也许因为他们年轻、富于理想，也许因为他们善良、友好，也许因为他们自己刚刚告别学生时代，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他们的学生们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年轻学生的理想与激进又使许多学生在政治上比较亲共。作为国立中央大学，学校当局自然是亲政府而反共的。杨宪益、戴乃迭的左翼言行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怀疑与不满。校方有关人员甚至偷偷搜查了他们的宿舍。他们发现了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这是杨宪益为了全面了解局势而订的左翼报纸；他们还发现了大量鲁迅作品，而鲁迅犀利的杂文也是令国民党当局极为不满的，他被视为“颠覆性”的左翼作家。这些“证据”足以让校方证实他们的怀疑。加之戴乃迭坦率的西方性格，常常在学生面前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局的一些做法，他们认定戴乃迭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的英国共产党员。他们原本就无法理解，一个年轻貌美的英国姑娘，为何会放弃本国那么优越的生活环境“下嫁”到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一个为“主义”效忠的人，恐怕难以理解爱情可以胜过任何“主义”。戴乃迭曾坦言，“与到中国的许多外国友人不同，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取经，而是因为我对宪益的爱，因为我儿时对北京的美好记忆，和我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敬仰。”
然而，由于被校方贴上了“英国共产党员”的标签，戴乃迭的任教合同第二年没有得到续签，杨宪益也就辞去中央大学的教职，两人离开重庆，经朋友介绍，前去贵阳师范学院任教。
戴乃迭对于政治以及中国人迂回委婉的交流方式都缺乏足够了解，对于自己头上的标签全然无知，自然对被解聘的个中缘由也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毕竟工作尽职，授课也深受学生的喜爱。而杨宪益则尽量独自承担了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尽量把大事化小，免除戴乃迭的担忧，或以诙谐幽默淡然处之的态度对待不得不面对的困难。比如戴乃迭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疾病频发，杨宪益除了一人担起两个人的课程，对戴乃迭悉心照料，还用英国的儿歌调侃戴乃迭的困境为其解闷：卷毛姑娘，卷毛姑娘，你莫要嫁错郎；嫁给我吧，嫁给我吧，我不要你洗衣裳；不要你刷盘，不要你喂猪，只要你端坐沙发把花绣；吃着草莓，沾着奶油，外加蜜和糖。他嘲笑戴乃迭嫁错了郎，如今吃不上草莓、奶油和蜜糖。
戴乃迭在身体上及生活上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已足以压垮一个不够坚韧的女性。而杨宪益的幽默以及对她的百般呵护让戴乃迭在困顿的生活中仍然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浪漫。尤其当戴乃迭的一个老同学在复旦任教一年后被她的中国丈夫抛弃，伤心不已，跑到戴乃迭这里疗伤时，更让戴乃迭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庆幸之余，也更加珍惜自己忠诚可靠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