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宝
敦煌这个名字，是汉武帝建郡时命名的。根据古籍记载，此地古属雍州。《尚书禹贡》篇在论述九州中的雍州时，就明确指出其西界为黑水黑水西河惟雍州。”《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古雍州》解释说汉之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其分地。”
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也曾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尚书舜典》说，在虞舜时，帝舜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许多人认为“三危”就是指今敦煌南面的三危山。《左传》襄公十四年，晋范宣子数姜戎氏说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又昭公九年，周詹桓伯辞于晋，也曾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这都是晋惠公由秦东归，迁戎于伊雒流域，近于周王都城雒邑所引起的问题。允姓为阴戎之祖，也就是后来的姜戎氏。杜预解释说瓜州在今敦煌。”实际上，在杜预之前，杜林就已经这样认为了。《汉书地理志》敦煌县的注文说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唐代颜师古更作补充说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犹出大瓜，长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其实，瓜州之戎并非就在敦煌，这一点顾额刚先生曾提出五大理由予以驳斥。但由于杜林的说法几成定论，后魏明帝时竟于敦煌设立瓜州，经过一度改名，瓜州还是成为定称。
《禹贡》于黑水、三危之外，还提到弱水、猪野、合黎和流沙。《禹贡》述道水，是先说弱水而后才提到黑水。由此可知弱水也是一条大川，后来人们认为今张掖河相当于弱水。如果这一认识不误，合黎山和流沙也就容易解释了。今合黎山在张掖西北，张掖河绕合黎山之西而北流，正和《禹贡》所说相符合。张掖河下入居延海，其周围皆为沙漠，也恰好可以解释所谓的流沙。因此，《禹贡》的作者对于雍州的西部，也就是后来的河西，虽然不能像对当时其他诸州那样了若指掌，基本上还是相当明了的。因为这里当时可能还是游牧族类所居，和内地诸侯称雄的局面不同。
《史记五帝本纪》引《括地志》曰：“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水经注》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在《元和郡县图志》卷40中，唐代李吉甫这样认为：“三危山在(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清人常钧在其《敦煌杂钞》卷下《三危山》中说《尚书》孔安国《传》，三危西裔之山，舜窜三苗于三危，《禹贡》三危既宅是也。《隋志》敦煌县有三危山，《括地志》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都司志》三危为敦煌望山，俗名升雨山，在今城东南三十里，三峰耸峙，如危欲坠，故名。”
敦煌的含义为何？它得名于什么？历来存在分歧，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汉族名称
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
李正宇先生根据《史记》、《汉书》等关于河西及敦煌的记载，认为“在敦煌建郡之前十余年已有敦煌之名，知敦煌一名原所固有。十余年后建郡，乃因原名而名郡。敦煌一名尚属汉人取自土着民族，而当地古代民族更何由用汉语名其山曰三危，名其地曰瓜州？
据李先生研究，应该是汉朝占领敦煌后，见敦煌东南之山，顶有三峰，次第排列，遂将《舜典》、《禹贡》中的“三危”一名移置此山。自汉武帝建郡直到西汉末，长达130多年，对此名呼之既久，乃习以为常，便以为敦煌“三危”即古之“三危”。除此之外，还有心理因素的作用。第一，出于当地人自矜乡土之情。人皆欲所生乡土为自古名区，求之古典，《舜典》、《禹贡》恰有“三危”，《左传》又有“瓜州”，于是就附会渲染，形成舆论，久之，便弄假成真了。第二，出于政治之需要。敦煌建郡之后，大批移民陆续迁来，而当地固有之匈奴、乌孙及羌人遗民及其文化传统受到排挤，民族矛盾继之而起。而被汉人赶走之匈奴、羌人政权也常想赶走汉人，夺回故地。汉人则欺匈奴及羌戎无古典可稽，而自举出《尚书》、《左传》之“三危”、“瓜州”，以证敦煌早就属尧舜旧域，三苗顽嚣，不过谪居于此，地本属我，今物归原主，名正言顺；杜林之父杜邺，成帝、哀帝间为凉州刺史，青年杜林随父尝居凉州，中年遭王莽之乱时，复与弟杜成再来凉州避难，熟知当地关于“三危”之新说。东汉初杜林返回长安，授徒讲学，便用在凉州的见闻来阐释三危、瓜州。班固注《汉书》时虽引其说，而云“杜林以为”，可知班固将其仅视作一家解经之言，不作定论也。
二、少数民族语
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日本人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篇》考订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Tokham的译音，而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
刘光华先生认为，“敦煌”一名在汉武帝设置河西郡县以前很早就出现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敦煌”和后来的敦煌县、敦煌郡无关，因为它反映的史实发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而和“祁连”连用的“敦煌”，肯定不是指敦煌县、敦煌郡，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着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这个汉音写名的发明权或者就是属于张骞的。至于“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就无法知道了，所以应劭从汉语之字面意义上给予解释。
刘先生说，“敦煌”这一土名，虽然后来为汉朝郡县所沿用，但其所指地区的范围可能比日后的敦煌郡为大。河西走廊可分为三个自然区域，每个自然区域又与一个较大的内陆河流域相对应。今山丹境内的大黄山以东为武威、永昌平原，属石羊河流域；大黄山以西至今嘉峪关西的黑山为酒泉、张掖平原，属黑河流域；黑山以西至今敦煌县西境为玉门、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应是古敦煌的范围。其土着居民沿河而牧，往返活动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故范围较大。而后来所建立的敦煌郡则为一政治区划，其范围指今玉门、敦煌平原之西部，即安西、敦煌两县境疏勒河以南地区，这是汉朝统治者从军事、政治需要出发而规划的行政建制，与该地区上古居民依自然山川河流劳动、生息，并作为其活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较小，后者因任自然形势，故比较大施萍婷先生也认为，对于敦煌的解释，“少数民族语的可能性要大些”
王宗维先生认为，“敦煌”是族名，它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即吐火罗的简译。他在《“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文中认为，《山海经北山经》、《水经注笺》卷2所记载的敦薨，其范围约当今巴仑台以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直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地从族名的习惯，说明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民族敦薨人在此活动，时间从《山海经》一书成书的年代推测，约在中原战国时期。
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吐火罗是从东方迁去的，也就是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曾是吐火罗人的根据地，当时吐火罗人就生活在这里。根据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人译边疆地区人名、地名、族名的习惯——往往取两个字简译，省去其他音节，这样，吐火罗就在《山海经》中译为“敦薨”，《大宛列传》中译作“敦煌”。因此，敦煌一名在汉代以前作敦薨，都源于吐火罗-词的第一、二音节，也就是说，敦煌一名是吐火罗的简译。
另外，有的学者又提出敦灯为羌语译音。在《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文中，李得贤先生认为河西走廊的庄浪，今藏语义为野牛沟，张掖的原义是野牛之乡。他说敦煌之为羌语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我曾为此遍询深通藏语文的专家，他们根据我的提示和设想，最终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对音来，这在现代的藏语中是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含义。”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岑仲勉先生在《释桃花石(Taugas)》一文中提出的。岑先生从东罗马作家Simocatta(其着作成于公元610年，约当我国隋代）以Taugas称我国，昆莫河诸碑亦以Tapgac称我国说起，认为此二称“虽译写略异，然语源同一，世无异议”。而沿用期间计600余年中见于汉译只一次，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从而认为“桃花石”为城名。从历史上看，敦煌不仅是中西交通之咽喉，而且是国际商业之集散地，它“握北门之锁钥者，最少可六百载，其历史如是久且要，外人叩关投止，因以初到之封境为称，渐乃变成国号，固自然而然之事实矣。”岑先生还将大月氏、睹货罗、桃花石名称字母进行排比研究，指出“敦煌”为译名，而Taugas为“敦煌”之对音。至于“敦煌”这个译名，“究本自大月氏语、匈奴语或其他中亚语，今不可知；东罗马、突厥、西亚之译名，其为间接本自我国之敦煌，抑直接本于以上各语，今亦不可知，展转重译，对音之不能十分吻合，无怪其然矣”。确定“敦煌”为译名，但未推定是何种语言语词。
钱伯泉在《“敦煌”和“莫高窟”音义考析》-文中，从另一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敦煌的汉族居民是设郡以后由内地迁徙去的，此前的居民应是少数民族。因此，若要正确解释“敦煌”这一地名的含义，必须研究汉朝以前敦煌的土着居民。
早在商朝，渭水流域及其以西，都是氐人和羌人的居地。周族刚刚兴起时，曾经长期居住在戎狄之间。“戎狄”的“狄”，就是“氐”的异译，氏、狄实际上是指同一种类的北方民族。可见周族兴起时，渭水以北是氐人(即狄人)的势力范围。
周人所说的“鬼戎”，商族称之为“鬼方”，其族的首领又自称“翟王”，“翟”是狄、民的异译，可见鬼方、鬼戎实际上指的是“狄人”，又译作“氐人”，有时又被称为“戎人”。他们原是我国北方与中原农业民族最为接近的游牧民族。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在汉朝以前，他们大致居住在渭水和祁连山以北，他们的南方则是弟人的居住区。
后来，在戎狄与秦人的交战过程中，它们或归服于秦国，或西迁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阿尔金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内外。到了汉朝，河西地区便有许多以氐人命名的地区，例如张掖郡的“氐池”，敦煌郡的“氐置水”等。其中氐置水与敦煌的地名有着重要的关系。《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曰：“龙勒县，有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人泽，溉民田。”氐置水即今党河，“置”是“邮置”的简称，古代凡是用骑马的形式递送公文和信件的驿站，称之为“置”，汉朝又称为“骑置”。早在汉武帝统治的中期，这种骑置已设到西域的鄯善国(今新疆罗布泊一带）西汉在敦煌设立郡县时，因为党河流域居住着氐人，又在河边设有骑置，所以称今党河为“氐置水”。
另外，钱伯泉先生还从音义的角度考证，姜姓、允姓之戎所居瓜州，本在姜水、雍水流域，今陕西凤翔一带。后姜、允之戎为周所迫，向西迁徙，至于敦煌。于是将“瓜州”旧名带到敦煌。同时，《禹贡》之“惇物”，《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武功县注之“敦物”即敦煌。
三、与希腊人有关
1986年，海风的《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文，对“敦煌”一词系匈奴语译音提出了异议，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因为历史文献记载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3世纪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塞种人或塞人世居于敦煌。据此可知，“希腊人是早于匈奴人在敦煌驻足的。因此敦煌这个地名的由来或与希腊人有关，而很难说是匈奴语的译音”。
与此相反，王冀青先生则认为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因为海风先生的说法有一个关键性错误，即将Scythians人当作希腊人的一支。实际上，Scythians人是从公兀前7世纪起活动于里海、咸海、锡尔河以北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我国译作西徐亚人、塞西安人、斯基泰人等，相当于古波斯文献中的Saka人和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塞种”或“塞人”。这个游牧民族实际上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许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至我国西北地区，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后，以锡尔河为界与西徐亚人相邻。西徐亚人既不和希腊人同族，又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臣民，在希腊人和西徐亚人之间不能划等号。正“因为西徐亚人不等于希腊人，所以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即西徐亚人)也绝不是希腊人。敦煌一名的来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与希腊人无关。
关于“敦煌”二字的释名，李正宇先生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但根据目前占有的资料，我们认为敦煌一名，应该是少数民族语。因为在史籍记载中，敦煌与祁连是同时出现的。而“祁连”已确知是少数民族语。《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说：“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西域传》也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祁连”一词，颜师古注《汉书》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司马贞《史记索引》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既然“祁连”是少数民族语，那么与祁连相提并论的“敦煌”也可能是少数民族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