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发生了“《民国日报》事件”。当时，学校举行赈灾义演，《民国日报》一记者携女友不请自到，且要加座在前排观看，影响后排视线，被劝阻。该记者怀恨在心，在报上刊登“演出成绩欠佳，秩序尤为欠缺”的评论，影响学校声誉，学生集队前往到报社理论，负责人、当事人均避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捣毁报社，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的严重不满，通过教育部转达蒋介石的手谕，责成在重庆办事的胡先骕速速返赣，严惩肇事学生。
胡先骕回校后，要参与肇事的学生自动签名，指出以暴力来解决问题是错误的。但又表示，我的学生都是好的，处理是应该的，但不影响学生的学业，不影响学籍，不影响毕业，不影响助学金（贷款），给予记大过一次。并向当局报告：“此次事件是教育无方，责任在我，已作处理，不宜变更。”还说，要开除就开除我，并引咎辞职。胡先骕爱生如子，牺牲自己，保护学生。
“文革”中，造反派在旧报纸上找到了一张蒋介石和大学校长合影的照片，其中有胡先骕，要胡先骕交代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胡先骕说，这是国立大学校长在重庆受训时，蒋介石接见的照片。第一排坐的有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中正大学是第三流的国立大学，所以我站在第三排的一个小板凳上。现在坐在第一排的没有问题，反而站在第三排小板凳上的有问题？！说是亲信、要交代，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造反派听了，无言以对。
崇尚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
陈寅恪、胡先骕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大知识分子。陈寅恪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①②见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2页、102页。的口号，并恪守终身；胡先骕虽未这么明说，但也是以独立自由为毕生的追求。陈寅恪、胡先骕一生都“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派员持郭沫若、李四光的亲笔信到广州，请陈寅恪回京担任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陈寅恪竟书面提出两条意见：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①②见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2页、102页。当有人劝陈不必这样提时，陈寅恪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性格倔强如此。
其实，陈寅恪并不反对学马列，他1911年在瑞士就读过《资本论》原文，他的著作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体现出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光芒。但他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么调查也只是这样”。
著名的“二胡之争”，即胡适主张白话文与胡先骕主张文言文之争。当年，胡先骕二十八九岁，在《学衡》创刊号上，与胡适大开笔战，批评胡适的《尝试集》。胡先骕于专业之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学衡》主将，旧学造诣精深，文理兼通。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极力提倡白话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话说过了头，说白话文是活文字，文言文是死文字，并发誓今生再不写古诗。胡先骕是国学大师，重视传统文化，声称白话文不能代替文言文，特别指出古诗比白话诗更有诗意，便于朗诵和记忆，意境深远。这场争论的结果是胡适晚年写了古诗，胡先骕也常用白话文写文章，但当时胡先骕能向如日中天的胡适挑战是要有点勇气的。
20世纪50年代，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否定摩尔根的“基因论”，宣扬“可变论”，称小麦变黑麦。胡先骕在《植物分类简编》一书中，称李森科的物种“新见解”是伪科学，“苏联以政治势力推行李森科的学说”，遭到高教部苏联专家的抗议，说是对李森科和苏联的攻击与诬蔑。当局对胡先骕组织批判，说是“反苏反共的政治问题”，禁止《简编》出版，要胡先骕作检讨。胡先骕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纪念米丘林的集会上肯定达尔文和米丘林的学说，整篇讲话丝毫没有检讨的意思。他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精神，令科学界钦佩。后来苏联也批判了李森科学说，《简编》才得以出版。
陈寅恪认为，《再生缘》是弹词体小说中的空前力作，而其作者陈端生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的人”。其理由是，封建社会里，在政治上、社会上有极高地位的宰相、状元是男性专占，然而陈端生竟让一个女性获得，表达了“女子不劣于男”的思想。而这种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正是陈寅恪所崇尚的。有人认为，陈寅恪晚年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大材小用”，其实正是他这一深层思想的驱动所致。
执著坚毅，刚正义烈。
陈寅恪、胡先骕性情耿直，表里如一，胸怀坦荡，按自己的人格和理念办学办事，从来不趋炎附势。
1958年，在“教育大革命”中陈寅恪被批为“大白旗”、“假权威”、“伪科学”，陈寅恪辱不能忍，上书校长：“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表示愤怒和抗争。“文革”中，陈寅恪生命状态已是风烛残年，仍然威武不能屈，不向邪恶势力低头。
1942年，蒋经国请胡先骕到赣州去，本意是劝说他把中正大学迁到赣州去办。胡先骕强调迁校的种种困难，让小蒋碰了一个软钉子，引起不满，于是有意逼胡先骕辞职。1943年9月29日，熊式辉日记：“总裁云：诚然，胡乃一不识事之书生。继询继任人选。”③1944年3月8日，教育部批准胡先骕辞职。胡先骕清楚是小蒋向老蒋进谗言，老蒋下手谕逼其辞职的。
抗战期间，日寇向泰和进逼，胡先骕在师生大会上宣称：“日本倭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说这些鬼子兵，就是日本天皇又奈我何？我与天皇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我们二人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是学生物的，又是一个班；不同的是，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胡先骕这种硬骨头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极大地鼓舞和感染了全校师生。
1943年春，胡先骕作为正大校长被召集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拿结业文凭要写自传，胡先骕不写，说：“我这年纪再不能做天子门生了。”胡先骕说过，熊式辉要他做校长是“哑子吃黄连”，因为他有独立人格和办学理念。在胡先骕任中正大学校长前，熊式辉先已安排心腹马博广任文法学院院长。有一次，马博广作报告，胡先骕按习惯在他讲完后作简短小结时直率地说：“我想不到马院长如此不学无术，一至于此。”弄得马博广下不了台，事后即被解聘。有一次，省教育厅长程时煃鼓吹学生参军（“十万青年十万军”），讲到：“江西历代文风鼎盛而武功方面，除文天祥外，有建树者不多。”程时煃讲完后，胡先骕又作总结性发言，一口气举出了十几个江西各县在武功方面有成绩的人。胡先骕事先并无准备，学生听了目瞪口呆，而程时煃则被弄得面红耳赤。
胡先骕说，人是唯一有下巴的动物。由于胡先骕的傲骨，导致他在历次运动中的检查很难通过。蒋介石说他“不识事”，毛泽东说他“顽固”。他要是认识到自己错了，能够检讨，若认为自己没有错，就不会低下高傲的头。
陈寅恪、胡先骕在性格上很相似，清高倨傲，放言无忌，都为学术争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士可杀不可辱。
吴宓说，胡先骕“直爽活泼，喜多发言，作文迅速，为当时《学衡》杂志最热心而出力最多之人”。胡先骕在抗战胜利后返回北京从事植物研究，但一向关心时事，经常在《观察》周刊上发表言论，批评时政，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批评“中国政府虽号称服膺三民主义，而对于民权与民生主义并未见实施，二十年训政期间，民主自由徒为口号，而在艰苦抗战情况下，贪官污吏、军阀奸商，遂至万众伤心……国事败坏，日甚一日”。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召开北京知名人士座谈会征求战与降意见，胡先骕首先发言，敦促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使北平古都免遭战火，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护。
胡先骕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建国后“交心”运动中，他说：“我自幼崇拜曾国藩、左宗棠，认为是中兴满清皇朝的大英雄，当然认为太平天国是造反；认为孙中山与兴中会是洪杨的余党，因而崇拜康梁；认为倒袁之功是蔡锷与梁启超的功劳，国民党是掠人之美。”还一口气讲过29个不满意，如抗战胜利后让苏联租借旅顺、大连不满意，对搬走东北机器不满意，对逼蒋介石承认外蒙独立不满意，对“三反”、“五反”运动中某些做法不满意等等。
1950年，胡先骕在《北京史话》上发表《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文中据实介绍了胡适、傅斯年、陶履恭、陈寅恪、冯友兰、郭沫若、丁文江、翁文灏等著名教授，结果被批判为吹捧胡适等“反动文人”，有“严重政治错误”，《北京史话》因此停刊，主编黄落荪入狱。今天重读胡先骕的这篇文章，对上述教授的评价都非常到位。胡先骕有知人之明。
经历劫难而处变不惊，研究不止。
陈寅恪、胡先骕都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不戴帽子的“右派”，文革中的“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判，而不改其志。
陈寅恪中年双目失明，暮年膑足，却以20年时间钩稽沉隐，独力完成80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表现了惊人的学问和毅力。1963年，北教授杨东莼看望陈寅恪，陈寅恪表达了很想与杨合作写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后未能实施，说是一个遗憾。
陈寅恪的治学特点是厚积薄发。40岁以前，有一批佛教、蒙古源流研究论文问世。40岁以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出版。这两部扛鼎之作，完成于国难家仇、颠沛流离的抗日战争期间，何等不易！晚年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虽然不是通论性著作，却是在政治运动不断、身体病残的情况下完成的，尤其难得。陈寅恪一生著述二三百万字，不算太多，但学界评论为其“冰山一角”，质量很高，学问很深。
1964年，陈寅恪在病榻上作“生命之托”，将晚年编写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予弟子、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陈寅恪目光如炬，蒋天枢果然不负恩师所托，15年后顶住压力，整理出版了一套《陈寅恪文集》。陈寅恪自己则开始其一生中最后的著述，撰写带有年谱性质的《寒柳堂记梦》。从新中国成立到《寒柳堂记梦》完成，陈寅恪每一年都在辛勤耕耘，从未间断。
胡先骕解放后屡遭批判。1952年三次检查，年底调工资为三级研究员，被压在学生、学孙底下。1955年5月，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学部委员名单未入选，被中宣部审查时去掉。一些北大、农大、植物所的老人都反映说：“既然陈毅副总理说学部是科学政协，那胡先骕就应该是学部委员。”胡先骕在《植物分类简编》一书中，批评李森科的“新见解”。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陆定一、康生都承认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观点是对的，毛泽东获悉胡先骕当时不是学部委员时明确说：“恐怕还是要给。”④5月，周恩来对中科院负责人谈科学和政治问题，主张向胡先骕承认错误。7月，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就李森科事向胡先骕道歉。当年，工资从三级升为一级，每月345元。1957年增选学部委员时又落选。尽管如此，胡先骕仍然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1957年6月应邀回江西讲学，有人整胡先骕的材料报送省公安厅、公安部。在这样的高压形势下，胡先骕仍然不忘做学问。1960年5月，将诗稿请钱钟书选定，出《忏庵诗稿》294篇。1961年作《水杉歌》，受到陈毅副总理高度评价。一生论文150多篇，著作近20部。
陈寅恪、胡先骕两位学术巨匠，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动乱和建设时期的频繁政治运动，包括“文革”这样的内乱，还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不愧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有庐山缘，入土为安。
陈寅恪、胡先骕都死于“文革”，魂归庐山。胡先骕早年创办庐山植物园，写庐山植物志，去世后与夫人入土庐山。陈寅恪在庐山有松门别墅，父兄都曾在庐山生活过，2003年和夫人归葬庐山。陈寅恪、胡先骕都葬在庐山植物园，真是庐山有幸埋忠骨。历史公正，人民有情。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人们对两位文化巨人的认识逐步到位，评价越来越公正，他们的生平、事业、精神、品格为人们所推崇、所怀念。他们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两座丰碑，也是海峡两岸一致推崇的为数不多的大学者。
二
江西有人才。
“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欧阳修这话不是自吹。
自隋唐到清代废除科举，江西共有进士10506人，占全国进士总数98689人的10.7%。其中：宋代5145人，居全国第二；明代3114人，居全国第三；清代1919人，居全国第五。又全国状元总计494人，江西40人，占8.09%，居全国第五；宋、明两代江西出状元30人，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浙江。另外，自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者28人，副宰相62人，在《二十四史》中立传者500余人。这一数字，也位于全国前几位。
老表有个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铸傲骨，水育灵性。执著坚毅，刚正义烈，是江西人的性格。邵鸿曾这样概括江西人文精神：“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敢于创新，敢为人先；执著坚毅，刚正义烈。”⑤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王安石是“三不足”的“拗相公”。胡铨请斩秦桧被流放海南，无怨无悔。元兵入城，江万里全家投水拒降，气吞鄱湖。谢枋得“脊梁铁硬对皇天”，绝食抗元。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气浩然。近代如“宁都三魏”、“易堂九子”、“髻山七子”、八大山人等隐居避世等，代不乏人。现代方志敏、陈寅恪、胡先骕等铁骨铮铮。安福“三杰”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都留学美国，学习政治专业，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也很典型。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区域，江西人民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表现出巨大牺牲精神，绝不是偶然的。
大学出大师。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蔡元培又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在北大1918年开学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校友通讯》中写道：“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实践说明，大学是民族的文化摇篮、精神高地、大师家园，是出精神、出文化、出大师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