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9日，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奋战群儒，毫不怯阵。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小时也收不了场，无一人退席。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压下怒气，尽力心平气和地说：
“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
会上，有一位作家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盛气凌人地说：
“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又爆发了。他腾地站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拂袖而去。
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这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抗战不力，节节败退，日本侵略者的军队长驱直入。上海、南京孤城危悬，一些机关、企业以及大批逃难的民众，开始向武汉方面撤退了！九月上旬，萧军和萧红同难民一起逃出上海，经过五天的颠簸，二萧才到达武汉。好友、青年诗人蒋锡金在码头上迎接了他们，并将自己的两间房子腾出一间给萧军夫妇。三个穷苦的青年作家在一起，各自埋头写作，帮助胡风、聂绀弩编辑《七月》。围绕这本杂志的作家和诗人，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派。萧军这时正撰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在《七月》杂志上连载，被评论家赞为“庄严的史诗”。萧军同时还在《七月》上发表了《不是胜利就是灭亡》、《不同的献祭》、《谁该入拔舌地狱？》、《“不够朋友”论》、《“重赏之下必有……”说起》、《踏过去》等锋芒犀利的杂文，控诉日寇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活动，鼓舞抗日军民的斗争。萧军以《我们要怎样活下去》为题，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并不遗余力地参加了各种有关救亡抗日的社会活动。
南京失守后不久，国民党政府通过法西斯德国公使牵线，秘密同日本议和。消息走漏后，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弄得国民党政府十分狼狈。于是由国民党的中宣部出面，召集在武汉的京津沪粤湘鄂的文化人开会。会上，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为投降活动辩护说：“现在报刊上出现‘议和者即汉奸’的标语。对此提法，兄弟实在不敢苟同。从古至今，有战必有和；哪怕是百年战争，也不能只战不和。所以要看怎样的和，如果和了对民族不利，那就不能和，还要打下去；如果对民族有利，就应该不失良机，及时而和；不然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民族国家的千古罪人！兄弟愚见，不知诸位以为然否？……”汪精卫这一套卖国和平论，全场为之愕然。
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拍案而起，走上台说：“我洪深是江苏武进人，为了抗战大业，我已作出了许多牺牲了，家报传来，祖宅被敌炸平了，父母被炸死了，我都咬牙忍受了，因为人人都为抗战大业作出牺牲，并非牺牲者只有我自己。现在敌人大军压境，人家的刺刀已经扎在我们胸口上，不投降就得死拼，哪儿来的和平，这不是痴人说梦吗？……”洪深先生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紧接着是邓初民先生讲话。老先生声如洪钟，义正词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谬论。这时，汪精卫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向会议主持者请求退席，并回身向会场连连点头，说：“兄弟还有点事，各位继续发表高见，兄弟早退一步，失陪，失陪。”说着鞠了个躬，就溜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一个头目红头涨脸地说：“诸位言之过激了。我衷心拥护汪副总裁的训示。和平之路未绝，吾人当尽力争取……”萧军忍无可忍，便刷地站起来，拉着萧红和锡金说：“我们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对那个正在口沫横飞的国民党头目骂了一声：“狗叫！”全场一片哗笑。
由于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国民党当局把萧军作为迫害的对象。又是恫吓，又是拉拢，但萧军照旧我行我素，完全置之不理。于是，国民党当局动手了。十二月十日，萧军的住地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领头的一个人相当客气地对萧军说：“萧先生，有几位熟朋友请您去吃饭，蒋锡金先生已经先到了，这是蒋先生给您的便条。”萧军接过条子一看，发现字迹虽似，但并没有什么请客吃饭的事，只是锡金的一个签名。萧军判断锡金已被他们绑架了，不由怒火中烧，把便条撕个粉碎，冷笑说：“诸位太不高明了。
要抓人，就掏枪吧，何必玩这种骗人的把戏！”“哪里，哪里，”为首的特务满脸尴尬地笑，仍想把戏演下去，“萧先生别误会，大家无非交个朋友嘛！”“滚，你们这些狗东西……”萧军厉声大喝。“你他妈别不识抬举……”又一个小特务骂骂咧咧挤上来，萧军不待他说完，劈面猛击了他一拳，这家伙踉踉跄跄倒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上……特务们立即喧闹起来，一拥而上同萧军厮打，这正中萧军下怀。萧军就是要把事情闹得公开化。果然，正在格斗当中，当地警察分局的警察赶来了，他们只当打架斗殴，把双方一股脑儿都带到警察局。虽然把萧军拘留起来，但由于事情弄得尽人皆知，特务也不好下手了。胡风、萧红等赶快把情况报告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亲自出面据理交涉。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只得把萧军和锡金都释放了。
萧军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的自卫措施是：武器——牛耳尖刀一把，经常置于衣袋中。资本——脑袋一颗。方法——“两手换”：要么，你杀了我，或把我送进监牢；否则就让我工作下去。萧军这种独特的斗争方式，虽曾被人讥之为“耍流氓”……然而，其中也包含着对敌人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伴侣1938年4月28日上午，兰州炭市街49号院里，站着两个男青年，一个戴着一顶灰呢帽，穿一件深红色皮大衣；另一个穿一件浅色风衣，手里还拄着一根手杖。他们四下里打量着，不停地打问着：“吴先生在这儿住吗？这儿有姓吴的吗？”他们这一喊，喊来了一段爱情，而这段爱情又是那样的美丽与坚贞。
这两位男青年就是戏曲家塞克和作家萧军。他们的喊声惊动了对面堂屋里住着的一位少女，她掀开窗帘一看，没想到这一看，少女的心扉就同房门一样洞开了。这位少女就是抗战时期活跃在兰州的王氏姊妹艺术团中，出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的王德芬。
当时国难当头，一些进步的爱国青年将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兴衰存亡相依相系，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了驱逐敌寇，追求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之中。
青年作家吴渤受王德芬的父亲、榆中县县长王蓬秋之邀，来兰州进行文艺宣传。吴渤为了增强兰州进步文艺运动的领导力量，又写信邀请在西安的萧军、塞克，以及音乐家王洛宾和他的妻子罗珊，舞台灯光专家朱星南等一同来到兰州。
萧军想不到会在遥远的大西北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归宿。正如他当时给王德芬的情书中表白的：“只要我一接近你，就感到一种眼睛看不见的温柔包围了我，真的会变成一个孩子了，像一只羔羊似的伏贴在你的怀中，任着你抚摸吧，我会在这抚摸中睡得香甜而美丽！爱的！”
其实王德芬这不是第一次见到萧军，王德芬第一次见萧军还是在上海，那是她和她的姐姐德谦乘电车准备看望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电车里碰到了萧军，王德芬看到的萧军是这样的：“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旁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浓黑的头发，棕红的脸色，虽然有点瘦，但很结实，很像个游泳健将。上身穿着白色短袖针织网球衫，下身是白色西式长裤，脚穿一双尖头皮鞋。他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报纸。”
当时30岁的萧军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又是当时极为“热销”的《八月的乡村》的作者、鲁迅先生的学生。所以对于18岁的、情窦初开的王德芬还是具有“诱惑力”和“杀伤力”的。
“情人眼中出西施”。自己所钟情的人往往会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得体。萧军来到兰州的第二天，就送给了王德芬一个雅致的浅灰带绿仿龙泉窑大开片花瓶，瓶颈上缠绕着几道鲜艳的朱红色串珠，瓶内还插着一长一短两枝刺梅。历经半个多世纪，王德芬已是一个耄耋老人时，回忆这些，对于那串朱红色的珠子仍充满了深深地爱恋：“那是小姑娘最喜爱的一种椭圆形小珠子。”并有点感动地写道：“四、五月份正是刺梅、芍药、丁香、牡丹……盛开的季节，兰州街上卖各种花的很多，萧军真是一个有心人啊，他怎么知道我爱花呢？”王德芬一颗平静、矜持的少女之心就这样被萧军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涟漪，并一道道地荡漾开去……
萧军来到兰州后的第五天，就约王德芬出去“散步”，于是王德芬带着四岁的小妹王德莹，他们一行三人，沿着炭市街一路溜溜达达穿过了黄河铁桥，爬上了白塔山，在一个小茶馆里，他们买了一壶茶、一碟白瓜子和一碟黑瓜子，将瓜子一样分一些给小妹妹，“她就端着小碟坐到连着栏杆的长凳上嗑去了……”
萧军与王德芬虽同住一个院内，近在咫尺，但他们依然书信不断。
从双方称呼上就可知道二人爱恋之深，萧军在信中称王德芬为“我的孩子”，落款为“你的小傻子”；而王德芬写给萧军的信却是既无称呼，也没落尾，而直呼为“你”，但是在信中也称其为“没出息的”。可见二人在诙谐中充满了深深地爱恋。
然而，萧军与王德芬的相爱遭到了王德芬父母的强烈反对，王德芬是这样说的：“因为他是个离过婚的人，年龄比我大12岁，我的条件比他好多了，我的父母肯定不会同意这种婚姻。”因此王家父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下嫁给这样一个离过婚的且居无定所的人。
于是王家向萧军这位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下了“逐客令”，萧军无奈地搬出了王家，王德芬也被父母“软禁”在了家中，再不让踏出家门半步。可是姐姐王德谦却当起了“红娘”，暗中为他们传递着书信。
经过他们“顽强地、不懈地努力和斗争”，没过多久，在1938年6月2日这天的《民国日报》上，刊载出了王蓬秋刊登的“小女德芬于本年5月30日已与萧军君订婚，因国难时期一切从简，祈诸亲友见谅是幸”的订婚启事。
从此，他们相依相偎、携手走在了漫漫人生风雨路上。他们先从兰州到西安，从西安又辗转到达成都，然后又从重庆赴延安。又先后到过张家口、齐齐哈尔、哈尔滨和佳木斯、富拉尔基等地。后又来到沈阳、抚顺，最后定居在了北京。他们的足迹可以看出是从西北到西南、又从西南到了东北，其间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当然生活中的苦和难还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心灵上的苦，一次次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将他们击垮，而是历难弥坚。“文革”中，身陷囹圄的萧军冒着生命危险传出一封信给他的孩子们，信是这样写的：“好好关心你们的母亲！她的身体多病，又没经过什么风浪的折磨，她天真的犹如一个孩子！……她是这世界上唯一能谅解我的人。尽管我们思想常难一致；我们的生活习惯、为人作风———各不相同，但我们却是不可分解的一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