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或者说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推动团队不断进步的动力，当然也是团队活力的表现。但是，对待冲突或矛盾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要在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看待冲突或矛盾，不能割裂冲突各方；不要惧怕冲突；不能忽视冲突；要用整合的方法来解决冲突或矛盾，要善于运用冲突推动团队成长。但整合要遵循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整体利益原则。再大的冲突或矛盾都是整体内部的，不能割裂整体，也就是说，不能采用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斗争的处理办法来解决冲突。比如：对“管理”的理解，二元思维方式就认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对立的；整体利益原则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在团队之中，各自的岗位职责不同而已。事实上，班子的决策很多采纳了普通员工的建议，形式上班子是领导，但在某种意义上，是“提出建议的员工”领导了班子。冲突各方不能无视整体利益，那样就无异于把自身置于团队之外，终将被团队所抛弃。整合同样要有利于整体利益的提升，至少不能损害整体利益。
第二、目标一致原则。我们医院文化纲要提出的愿景、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就是医院的发展目标。可惜的是，我们的中层干部对医院发展目标并不是都能做到耳熟能详，更没有很好地组织科室员工学习，对一名管理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失职。目标一致是团队发展的动力，各科室、每位员工在既定的目标下，与医院共同成长。可以说，目标是整合团队创造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深植医院每位员工的内心。近年来医院健康快速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统一目标下，冲突或矛盾只是团队发展过程中的小插曲。冲突或矛盾的整合必须统一到医院的战略目标上来，也就是说，必须采用有利于实现医院发展目标的方式来整合冲突。
第三、科学规范原则。整合不能违背科学，不能违背医疗原则。这一点对我们目前的现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也是今年内涵建设的真实用意所在。医疗原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底线，不遵循医疗规范和原则，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哪里又会有团队的发展呢？违背医疗原则办事，不规范自身的服务行为，直接损害的是患者利益，最终损害的必定是医院利益和员工利益。整合不能没有核心制度，整合不能不遵循诊疗规范，整合不能随意乱为。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的科室主任或员工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还在原先习惯的行为模式上随心所欲，这是医院发展所不允许的。
站在医院发展的大局上，紧盯医院发展目标，今年内涵建设的重点显得尤为紧迫。加强学习培训，遵循医疗原则，规范服务行为，整合现有人员和硬件设备资源，加快学科建设，整体提升医疗技术含量和品质。唯有如此，三医院才能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和真正意义上的飞跃。对医院每一位员工来说，整合无异于一场内在革命。
从医院近三年的发展情况来看，有些事情我们原先不敢想的，通过大家努力我们做到了，比如说，三甲医院的创建；“二年归位，三年过亿”的目标，我们两年就过亿了；建院以来，从未得过的“目标管理先进”，我们得了两次了，等等。这些成果，我们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都做到了，这三年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基本上都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事实充分证明：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促进医院健康快速发展。一个医院的发展不是一两个人能撑起来的，而是要看我们团队的整体力量如何。
延伸阅读 美国强大得谢希特勒
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让世界的科学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
在希特勒统治德国以前，世界的科学教育中心不在美国，而在德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就进入了科学与教育的辉煌时代，超越了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进入20世纪，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还只是德国的学生。以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项诺贝尔奖为例，截至1933年，德国共有32名获奖者，美国只有5名获奖者。
希特勒上台以后，种族主义成为希特勒和纳粹的核心思想。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翻身的民族情绪，依靠煽动种族主义上台，1933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把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国门。
50万犹太难民为了活命，流亡地多达75个国家，但最后只有美国接收最多。
美国接收了这些难民中的1/4，并给难民中的知识精英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环境，让他们落地生根，并结出科学文化的硕果。于是，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发生了一次洲际大转移，从欧洲转移到了北美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因此而成希特勒种族主义最大的受益者。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德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14名，而美国已经有25名。
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
犹太难民最初首选的流亡目的地并非美国，而是路程较近，文化差异较小的欧洲国家。美国毕竟遥远，中间还隔着浩瀚的大西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难民从欧洲前往美国并非易事。但某些欧洲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善待犹太难民，包括其中的科学文化精英。比如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以德语为主要语言，本来是犹太知识难民十分愿意选择的避难所。但瑞士当时失业严重，人们害怕犹太知识难民竞争就业岗位，于是政府规定入境的外国人不得从事任何获利的职业，法律禁止雇佣任何外来难民，这就使流亡科学家到瑞士找不到施展的舞台，只能把瑞士当做流亡的中转地。
再比如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原来并不拒绝欧洲移民前来谋生，但加拿大对移民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他们愿意接收的是矿山、森林和血汗工厂需要的廉价劳力，而不是知识精英。
美国文化的包容性给知识难民提供了舞台，也让美国的发展如虎添翼。
相比之下，美国对犹太知识难民最具吸引力和包容性，给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最宽广的舞台。美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远见，他们敏锐地看到了接收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会对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他们不仅对犹太人受迫害表示同情，而且努力化解本国人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和反犹主义情绪。被德奥两国驱逐的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当时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知识精英可谓群星灿烂，他们之中有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
美国本来就有一个文化包容较强的自由竞争环境，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的知识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了更加自觉的科学、教育的开放机制，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交流之门、移民之门，向全球的青年才俊敞开留学之门、就业之门，这正是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秘诀之一。
如何创建学习型医院
彼得·圣吉说过，“你永远不能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学习型组织”。所以要创建学习型医院，就必须建立完善一整套协调、高效的运行体系，唯此，才能保证持续不断地学习。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创建学习型医院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脉搏的重要举措，也是保持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