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江任务与发起时间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筹划的战略决策。早在1947年7月和1948年1月，中央军委曾两次提出由华东野战军一部渡江南进作战的计划，但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施。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在淮海战役（当时的计划是歼灭国民党军第7兵团和海州、淮安、淮阴地区的部队）结束后，华东野战军“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
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12月，辽沈战役早已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平津战役也已开始。根据上述战争形势，中央军委于12日就今后作战方针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指出：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在江淮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电报要求总前委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渡江作战计划。12月下旬，刘伯承、陈毅在赴中央参加政治局会议期间，汇报了两大野战军联合举行渡江作战的初步方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残存的国民党军纷纷退守长江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据此，中央军委于12日电示中原、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邓小平、张际春、粟裕、陈士榘，规定两野战军从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分5期进行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2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指出：
“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并指出：“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织〔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如果我们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则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应在占领南京以后举行，这样在国际国内就会产生极好的影响。”东北野战军“主力应争取于三月中旬完成休整”，待命出动。
在总前委主持全局的邓小平和陈毅接到中共中央上述电文后，于4日回电表示，决定于3月初行动，向南进军。并认为，如果东北野战军于3月10日以后出动，则与中原、华东野战军出动会相距1个月以上。这样就会给敌人以抽调武汉兵力转用于南京、上海的机会，不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的渡江作战。因此，建议先抽派东北野战军一部提前南下，在中原、华东野战军实施渡江作战时，及时包围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使其不敢增援，以利于中原、华东野战军渡江和夺取南京、上海等地。
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有关问题，并于当日将讨论结果电告中央军委，建议渡江作战的时间“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那时国民党内部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部署上，尚在守沿江南岸和宁、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这时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雨少长江水小，更便于作战。虽然准备工作较仓促，但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虽然准备工作方面略较充分，但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渡江作战困难增多。如提早在3月初出动，3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有利，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并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中野、华野的行动。
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组织指挥和接管江南，中央军委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2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决定：由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率第40、第43军和炮兵第1团、后勤部第2分部及2个工兵营共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3月20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了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牵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第二、第三野战军之渡江。为此，先遣兵团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3月17日和19日，中央军委分别电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国共谈判决定于4月1日开始，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第二、第三野战军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之作战，“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并规定，总前委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在接到中央军委上述电报后，于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需4～5日才能完成任务，然后又需一周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拖至长江出口处。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16日为宜，3月20日2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可提前于4月2日开始攻占国民党军江北岸据点，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布置船只，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谈判有利。3月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认为4月13日正是阴历16日，月光通宵，我军渡江作战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至4月15日黄昏发起渡江，因那时正值阴历18日下午9时前，昏夜有利我军渡江。
3月27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
至此，实施渡江作战的任务和时间基本确定，即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15日黄昏开始，在湖口至上海段实施渡江作战，消灭汤恩伯集团。以第四野战军一部，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侧翼安全。
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就推迟渡江时间问题与总前委进行了反复磋商。4月10日1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并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指出：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已有进展，可能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1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4月10日13时，总前委复电指出：
每年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第二、第三野战军首长也向中央军委反映了推迟渡江的各种不利条件，主张按原计划于4月15日发起渡江作战。根据上述情况和谈判进展情况，中央军委于4月11日5时决定：渡江作战推迟一星期，即由15日推迟至22日，并指出，这样做，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4月11日12时，总前委复电表示坚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准备在22日开始渡江作战。同时建议：如能比22日更提前两三天更好。
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签署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15、16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和平谈判决以4月20日为限期，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你们接到此电后，请立即准备好，于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浦口、浦镇以外的一切北岸据点，22日大举渡江。17日，总前委电告中央军委，提出：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结合，不宜停顿，否则给国民党军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渡江困难。
中集团于20日黄昏开始攻击，肃清裕溪口、西梁山一线及江心洲国民党军据点，21日继续向南发展。东、西两集团则于21日发起渡江作战。1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复电还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渡江作战发起时间的最终确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的宽大为怀和仁至义尽，但国民党政府却最后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战争的真面目。
二、渡江作战的部署
总前委的部署
如何进行渡江作战，是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精心筹划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渡江战役总前委全面分析了实施渡江作战的各种困难和有利条件，认为：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课题，参加渡江作战的指战员大部分是北方籍，不习水性，对长江情况了解不多，存有各种思想顾虑；各级指挥员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而且又无现代化航渡器材，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在上述情况下，要突破国民党军以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困难将是很大的。
但是，总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十分有利，防守长江下游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不强，缺少骨干力量，且战线长，兵力不足，防守漏洞很多；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平稳，利于航渡；南京以西江面较窄、国民党军防御薄弱，更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组织渡江；芜湖、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沪宁、宁芜铁路与江平行，利于解放军对南岸的国民党军实施钳形突击，迅速达成对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并在渡江后可立即占领控制铁路线，使国民党军无法利用铁路进行机动。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对渡江作战的部署进行了详细而又周密的研究。在2月9日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即初步确定，以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第二野战军的1个兵团为渡江作战的第一梯队，其中第三野战军的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至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和铜陵至贵池段实施渡江；第二野战军以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地段渡江，其余2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实施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着第一梯队渡江。预定将渡江突破的重点置于芜湖至安庆地段。
3月下旬，总前委在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再次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18时发起渡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纲要》对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成功后，汤恩伯集团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的判断：“（一）收缩兵力于宁、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宁、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至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宁、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