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他们照例又来到唐老板家，正在小声议论着、猜测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那声音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悦耳，犹如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使他们为之振奋。敲门声先是三下，接着是两下，最后又是三下。然后便听到门外有人轻声地问道：“我是江北来的，这里是不是唐大哥家？”
里面的人听到敲门声，立即屏住呼吸，仔细地倾听着十分有节奏的敲门声。“不错，是暗号！”唐老板喜形于色。
“太好了，娘家人终于让我们盼来了！”要塞政工文书、挂着国民党上尉肩章的女地下党员何漪激动得热泪盈眶。
唐秉琳向何漪使了一下眼色，暗示她去开门。何漪便站起身，走到门口，当她打开门时，吴铭和王征明站在她的面前。吴铭说：
“我是益生猪行的王福生，请问哪位是唐先生？”
吴铭的这句问话也是联络的暗号，何漪做了个手势，请他俩进了屋。唐秉琳虽然日夜盼望着上面派人来，可是，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一定要谨慎小心。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弄明白了再接头。”于是，他客气地说，“我就是唐先生，可是，我并不认识什么猪行的王福生，请你走吧。”
吴铭明白唐秉琳的用心，便笑着说：“唐先生，我的确不是王福生，你们可能不知道，化名王福生的唐坚华同志已经被捕，你的大哥君照派了另一位同志来替代唐坚华。”他指指身边的王征明说，“他就是老家派来的王科长王征明同志。”
唐秉琳上下打量着王征明，依旧没有放松警惕。为了进一步证实王征明的身份，他试探地问：“王征明同志，你知道我是哪里人，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王征明回答说：“你是建湖冈门人，你哥哥叫唐碧澄，化名王福生的唐坚华是你的侄子，我说的对不对啊？”
唐秉琳这才相信了王征明的身份，上前握着王征明的手，抱歉地说：“对不起，斗争的残酷性迫使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如果出了漏子，个人暴露牺牲是小事，组织机密被泄露是大事。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多问几句。”
“你做得对，”王征明赞许他说，“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关系接上了，大家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纷纷抢着上前与王征明、吴铭握手问好。吴铭赶到城外，将李干一行带来，唐仲衡上街打酒买菜，盛情款待王征明一行。大家边吃边谈，互相交流着情况。
“我先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唐秉琳说，他如此这般地介绍完要塞地下党的基本情况后，拿出要塞的火力配备图、目标指示图、协同作战计划等，重点介绍要塞的兵力部署情况。
接着，干征明向大家传达叶飞、韦国清的指示，谈了起义的计划和部署，他们一直研究到天边发白、公鸡打鸣方才各自回家休息。
这天下午两点多，要塞司令部门口突然来了一辆小轿车，小轿车的后面是十几辆摩托车保驾。这时，从轿车里钻出一位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将军，他就是汤恩伯。戴戎光听到哨兵的报告，慌慌张张地带着十几个军官出门迎接汤恩伯。
年约50岁的汤恩伯挺着大肚子，脸色冷漠地跟着戴戎光走进了会议室。戴戎光吩咐手下又是倒茶又是敬烟。汤恩伯脱下白手套，从皮包里抽出一份报纸，递给戴戎光，厉声说：“拿去看看，你们要塞有多少共产党？”
戴戎光一愣，接过报纸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目瞪口呆地望着汤恩伯。这是一份江阴办的《正气日报》，在头版头条上，醒目地刊登了一篇题为：《江阴要塞是江南共军大本营》的报道。
戴戎光傻了，额头上冒出了冷汗，语无伦次地说：“汤总司令，这不是真的，是有人恶意造谣，我们这里怎么会有共产党？”
汤恩伯紧绷着脸，在会议室里来回地踱着步，眼睛却不时地在戴戎光、唐秉琳、唐秉容等身上打转。唐秉琳察言观色，沉着地说：
“汤总司令，我认为发现共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共军，这是我们的失职。”
戴戎光也渐渐冷静下来，便接着唐秉琳的话说：“汤总司令，你既然按图索骥来抓共党，我马上将我们要塞区的所有人集中起来，你就点着名抓吧，有一抓一，有二抓二，你看如何？”
汤恩伯听了他俩的话，突然站定，摆摆手说：“不要急着集合，我来这里，目的是提醒你们。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如果你们这里没有共产党，报纸上怎么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呢？这样的消息登在报纸上，上面知道了你们怎么办？”
汤恩伯的话让唐秉琳松了一口气，原来汤恩伯并没有掌握到什么有力的证据，只是看到报纸登的消息而来追查的。于是，他装着生气地说：“汤总司令，我知道这条消息是怎么来的。”
汤恩伯一听，立即侧着头，瞪大眼睛问：“快说，究竟谁是共产党？”
唐秉琳摇摇头说：“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提供这条消息的是谁。”
汤恩伯不耐烦了，他催促着说：“别绕弯子了，快把你知道的情况说出来。”
唐秉琳装着气愤的样子说：“春节前，江阴有80多个民工要回苏北过年，公安局的杨副局长在码头上设了收税关卡，逼着每个民工交出五块大洋，说是过节税。民工们一年好不容易辛苦挣来的钱，岂肯送给公安局？于是民工和收税的警察发生了摩擦，从争吵发展到动起武来。我接到哨兵报告后，派部队去调解。为确保治安，我们硬逼着警察放了民工。杨副局长怀恨在心，认为我们砸了他们的聚宝盆，便耿耿于怀，到处造谣，说我们要塞有共产党。
戴戎光为了推卸责任，也附和着说：“对对对，就是杨副局长背后捣蛋，向我们捅刀子。汤总司令，你千万不可轻信啊！”
汤恩伯听到唐秉琳说得振振有词，语气缓和下来，说：“没有共产党更好，我也不希望有这种事发生。如果真有共产党在你们要塞区活动，上面怪罪下来，我也脱不了干系。”说罢，转身对他的副官说，“刘副官，你马上到江阴公安局去核实一下，有无春节收过年税之事。”
“是！”刘庆明副官答应着，转身出门去调查了。
汤恩伯对戴戎光说：“我今天到此有两件事要办，这是其中的一件。另外，是来检查你们的防务情况，请你陪我走一趟。”
汤恩伯在戴戎光、唐秉琳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江防。汤恩伯用望远镜四处观察了一会儿，对戴戎光等人说：“一个月前，在南京召开作战会时，不是要你们在江边增修两道步兵防御工事的嘛，怎么至今还没修呢？”
戴戎光望着汤恩伯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无法回答他的提问。
这时，唐秉琳又上前解释说：“戴司令是回来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由于修工事缺乏材料，加上农民春耕大忙，找不到劳力也是一个因素。”
汤恩伯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雷霆大发，严厉地说：“我们三令五申要你们加强江防，你们全当了耳边风。据说共军马上就要过江，你们的江防如此脆弱，叫你们修，你们这样那样的理由说了一大堆。你们知道吗？要塞是兵塞，是京沪杭江防的支撑点，没有要塞，也就没有江防。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上海、杭州能保得住吗？”
这时，刘副官气喘嘘嘘地跑到汤恩伯面前，敬了个礼，报告说：
“公安局的杨阿林局长说，春节码头设税卡的事，的确是有的。但是，公安局和要塞的戴司令都设了税卡，因为税卡双方发生争执，最后发生了武力冲突。”
原来是这样！汤恩伯气得大声骂道：“胡闹，简直是胡闹！”他恶狠狠地瞪了戴戎光一眼，气急败坏地说，“当务之急是防共！防共！你们懂吗？你们和公安局为了争税卡互相斗嘴怄气，这成何体统？这么说来，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没一个好东西。下次如果谁再设税卡，老子就毙了谁！”汤恩伯抛下这句话后，便拂袖而去。
汤恩伯一走，王征明、唐秉琳等一颗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了。
一场虚惊后，王征明、唐秉琳等抓紧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4月20日下午，唐秉琳掌握的秘密电台，收到了第十兵团发来的关于21日晚渡江的紧急通知，立即召开全体地下党员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时间定在21日晚举行。
4月21日凌晨，汤恩伯打电话给戴戎光，告诉他解放军已在芜湖、繁昌登陆的消息。告诫并提醒他，江阴要塞区要百倍提高警惕。戴戎光一放下汤恩伯的电话，便匆匆检查要塞区各部门戒备情况，反复叮嘱全体官兵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晚上8点半左右，戴戎光发现江对岸炮火连天，万船齐发。紧张地在电话中对唐秉琳大声惊呼：“不得了，共军渡江了！不得了，赶快开炮，赶快开炮，目标对着共军的船队！”
唐秉琳不慌不忙地说：“戴司令，现在目标不明，可能是江对岸民房起火，不能随便开炮。”说罢，他便“啪！”地挂断电话。
不一会儿，附近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打来电话，指责唐秉琳说：“你们怎么搞的？共军已开始渡江了，你们怎么按兵不动？怎么不开炮？赶快火力支援！”
唐秉琳此时的心情特别紧张，不开炮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开炮必然会伤害到自己的同志。怎么办？他急得团团乱转，脑子里快速地思索着，时间不允许他犹豫。几分钟后，他果断地决定先下手为强，命令大炮对准第二十一军，随着他的一声命令，炮声隆隆几百发炮弹落在第二十一军的防区内。第二十一军官兵措手不及，乱成一锅粥。第二十一军在电话中大声地骂道：“他妈的，你们昏了头了，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要告你们。”骂了好一会，再一看炮弹仍旧呼啸着落在自己的阵地上，气急败坏地大叫道，“他妈的，赶快停止炮击，赶快停止炮击！”
就在第二十一军乱成一团之时，吴铭、唐秉煜、李干等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戴戎光的指挥所。他们高举着手枪，对着惊慌失措的戴戎光大喝一声：“举起手来，我们郑重向你宣布，要塞官兵起义了！”
戴戎光一惊非小，他举起颤抖着的双手，全身像筛糠似的说：
“别开玩笑，有话好好讲，不要举着枪，怪吓人的。”
唐秉煜厉声说：“我们没时间和你开这种玩笑，你老老实实地投降，否则，我们一枪毙了你！”
戴戎光这才发现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只好老老实实缴械投降。
要塞的7000余名官兵在要塞地下党的领导下，宣布举行战场起义了，阵地上一片欢呼声。拂晓，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顺利登陆，消灭了敌第二十一军残余敌人，与要塞起义官兵胜利会师。
起义后，他们向纵深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军进行猛烈炮击，五十四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当天，江阴解放。
粟裕、张震赶到了江阴要塞，接见了全体起义官兵，高度赞扬他们为渡江战役立下大功，谱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辉煌一页。
五、“紫石英”号逃跑了
在三野东兵团渡江前夕，发生了轰动中外的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冲突事件。
1949年4月20日早晨，长江北岸的三江营（今江苏泰兴县口岸镇西）第8兵团阵地上，配属20军的特纵炮3团战士们正在进行渡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三江营对岸的扬中县原是江中的一个大沙洲，由于泥沙的淤积在南岸形成一个小江岔子。北岸有一条小河也在这里汇入长江。长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江面不宽，水流不急。兵团首长认为三江营是一个很好的出发阵地，对岸也是理想的登陆场。兵团主力20军就要从这里渡江，此时，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正在扬州城里召集军师干部开会，作渡江前的最后部署。
9时30分，炮3团7连观察所突然发现东边工面上驶来一艘军舰，溯江而上，闯入我军防区之内。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舰上悬挂的英国国旗。团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各连实弹待命射击。
并指示：如果英舰不向我军射击，我们也不打它；如果英舰敢向我方挑衅，就坚决还击。
这个“不速之客”是英国海军护航舰“紫石英”号（Amethyst，又译“紫水晶”）。排水量1700吨，有炮6门，水手120名，舰长史基纳（Skinner）中尉。据说他们的任务是到南京“保护”英国侨民的，英国军舰根本没有把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放在眼里。当“紫石英”号通过炮3团阵地时，一场冲突发生了。
据炮3团事后的报告说：“该舰于通过我7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炮兵立予还击，当即将英舰甲板及炮台、司令台、机轮仓击中数处。该舰当即折向南岸，企图依托对岸国民党军，借陆上火力的援助，此时龟山敌炮兵阵地亦闻讯予英舰以援助，合力向我阵地攻击。英舰于驶近南岸时，因水浅被搁，行动失灵。我右翼1连炮阵地亦协同7连作战，前后计命中英舰30余弹。因缺少破甲弹及延期信管，未能将该舰击沉。有一弹射中该舰吃水线下，亦因搁浅未沉。该舰炮手大部于此时伤亡，乃悬白旗告饶；我们即令停火，少顷英舰又将白旗降下，复悬英国国旗。我团乃命令继续射击，迫使该舰再度悬白旗。英舰恐我不见，连挂三白旗，我即停止射击。”
“13时半又有英舰Consort（伙伴号）一艘由南京驶来，增援‘紫石英’号。该舰加快速度顺流急驶，企图冲出我火制区。我1连、7连立即射击，当时命中弹计5发。惜破甲弹用完，未予重创。
‘伙伴’号于驶过我军阵地后，转头西来，靠近江北岸，于我火炮死角地带开始轰击。我7连阵地全毁，两炮受伤，炮手亡1、伤1，步兵亦有伤亡。旋该舰即驶往上海，‘紫石英’号仍搁浅于三江营对岸。当晚9时，英舰又驶至三江营向我炮击，并将‘紫石英’号拖出搁浅地区，停泊于三江营西之夹江口，对我步兵登舟南渡威胁极大。我们正计划派人持信令英舰来人接洽，突来一海军巨型飞机，降落‘紫石英’号舰侧，我当即射击，敌机旋即飞去。我续轰敌舰，又命中8发，该舰乃徐徐驶入三江营南岸之夹江口，至22日晨，该舰行踪不明。”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军舰在中国沿海、内河横行霸道，这次“紫石英”号和“伙伴”号挨打，实在是大出意料之外。
英国人是不肯吃亏的，21日，英国海军的重巡洋舰“伦敦”号（London）和驱逐舰“黑天鹅”号（Black Swan）在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中将指挥下，从上海溯流而上，援救“紫石英”号。这天上午两舰到达泰兴南的七圩港江面。这里是10兵团23军的阵地，陶勇军长正在江边指挥部队准备渡江。他见两艘军舰在江面上游弋不去，恐怕影响我军渡江。时间紧急，他立即请示兵团司令员叶飞，是否将其驱逐。
叶飞接到电话后，开始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舰队。他已经得到通报，林遵将率国民党海军舰队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
他问陶勇：“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陶勇说：“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这些军舰老在我们正面长江上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叶飞考虑兵团马上就要渡江，事不宜迟，命令前沿观察所挂起警告信号，要江上的军舰马上离开。
前沿的特纵炮6团挂起信号后，英舰没有反应。从望远镜中看到舰上有人活动，并将炮口对准我方。陶勇不再忍耐了，命令炮兵开火。炮6团的榴弹炮和23军炮兵一齐开火，打得长江上水柱冲天。英舰也向我军开炮，造成我军人员的伤亡。我军炮弹命中了英舰，英军亡15人，伤25人，梅登中将制服被弹片划破。跟看占不到便宜，英舰决定放弃救援“紫石英”号，调头返回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