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运筹
为了解决西北问题、发起兰州战役，毛泽东进行了精心的运筹。
早在1949年3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举行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在西柏坡，就把西线和西北问题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里所说的西线和西北，指的是山西战场和西北战场。当时，根据全国战区划分的实际，毛泽东是把这两个战场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运筹的。
解放战争时期，在震撼中外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西线和西北战场的形势也还不怎么明朗。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是：
——以胡宗南为主任的“西安绥署”掌握有13个军，约20余万人；
——以张治中为长官的“西北军政长官署”掌握着18万余人；
——另外，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还以10万大军扼守着孤城太原。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关注着“三大战役”的发展，关注着渡江作战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着西线和西北的战局。
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对峙的主要军事力量有：
——彭德怀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约155万人；
——徐向前领导和指挥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约9万余人。
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在西线和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并不占优势。
1949年，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大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残酷压迫下，特别是在马步芳、马鸿逵之流所推行的封建迷信和宗教家族的统治下，都生活在痛苦的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盘踞在大西北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军的部队是：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以及新疆的陶峙岳等部。胡宗南集团，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一支精锐嫡系主力部队，但在我第一野战军的多次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已成惊弓之鸟，战斗力也大大削弱。“青海王”马步芳和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共有9个军，35个师（旅），18万余人；新疆陶峙岳部约有6万余人。青、宁“二马”和新疆陶峙岳的部队，此时均未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在这些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青海王”马步芳的部队。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不仅为会议定了基调，而且也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出了宏伟的蓝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型人民政权的航船，就是从西柏坡这个太行山东麓的小山村开始启航的。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里，明确地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在军事上解决几百万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可以有天津、北平和绥远三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的方式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要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
4月28日，即太原解放后的第4天，毛泽东把彭德怀从太原召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同彭德怀就解决西北问题的方针策略，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解决西北的有关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根据当时迅速发展的国内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还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手段，消灭胡、马的军事主力。
毛泽东指出，在西北战场我军兵力与敌军相比，只是相对优势。因此，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还有困难。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还指出，西北战场的指导方针是，必须把胡、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着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共同面临灭亡的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却积怨很深，貌合神离，互存戒心。他们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实力，牺牲对方；将来的情况是，他们一方面联合作战，一方面又会各怀鬼胎，相互拆台，各打各的主意。毛泽东认为，这就为我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还就利用矛盾、区别对待的问题，同彭德怀慎密而又具体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指出，青、宁“二马”要区别对待，青、宁“二马”与胡宗南也要区别对待。他强调，要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表示有向我求和的意思。毛泽东设想，在歼灭马步芳的主力后，对马鸿逵就可在军事威慑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予青马（即马步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较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集中力量打击青马、歼灭青马。
彭德怀在北京领受了解决西北问题的最高指示后，很快就踏上了返回西北战场的征途……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各部队，乘胡宗南集团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实施以关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在迫不得已时退踞陕南、川北的战略调整，并开始全线撤退之际，从5月16日起，分别由白水、澄城地区对撤退之敌展开追击作战，以猛虎下山、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解放了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县城。
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陕西省省会西安。
5月下旬，虢镇以东，渭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均获解放。此时，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撤至宝鸡及秦岭西段布防，胡宗南本人带着他的第一军跑到汉中，只留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坐镇宝鸡。
胡宗南在慌慌张张地丢掉西安、咸阳，跑到汉中后，受到了蒋“校长”的严厉谴责。蒋介石在恼怒之余，又严令胡宗南协助“马家军”反扑咸阳，并藉此夺回西安。
当时，由于关中的解放，胡部的西撤，我军进至甘、宁边界，使马步芳、马鸿逵深感处境孤危，均有唇亡齿寒之惧。马步芳因为刚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也眼看要当甘肃省主席，也都主动请缨，积极向蒋介石讨好。
青、宁“二马”也感到，胡宗南的这一撤退，使陇东和西（安）兰（州）公路受到威胁，很想取得胡宗南集团的配合，保住他们甘、青、宁的老窝。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与青、宁“二马”一拍即合，他们经过协商，宁马遂以其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统一指挥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及9个保安团，组成所谓的“援陕兵团”，青马也以马步芳之子、号称“虎将”的马继援指挥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及1个骑兵旅，组成所谓的“陇东兵团”，由马继援统一指挥。“援陕兵团”，“陇东兵团”以及王治歧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1个骑兵旅），联合胡宗南集团的5个军，共计30多个师（旅），20余万大军，分别由永寿、彬县、灵台、长武、千阳和宝鸡地区大举东进，企图夺取咸阳、西安。
西北战场的形势，一时变化得紧张起来。
面对胡、马联合东犯的新形势，第一野战军的各部队指挥员都纷纷要求乘胜追击，歼灭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不让其卷土重来。
5月25日，彭德怀从北平回到乾县秦家庄的第一野战军司令部。
彭德怀根据当时的西北战场的形势，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对于当时斗争的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当前不必乘胜去迎击敌人，等华北第十八、十九两兵团到来后，再和敌人实施决战。如果敌人在我华北部队到来之前反扑西安，我现有部队就以逸待劳，寻机歼敌，并采取各个击破、分割歼灭的办法，给胡宗南集团和马继援集团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迷惑和欺骗敌人，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命令在西安的第六军采取各种办法大造华北兵团入陕作战的舆论。于是，第六军就打着华北兵团的番号，在西安等地到处号房子，贴标语，大造声势。当第六军副军长张贤约，带着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补充到第一野战军的7个团到达西安时，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第十八兵团的先遣师6月7日到达时，西安又举行了热烈的欢迎。西安的这一系列活动，很快就通过国民党特务和敌机的侦察传给了胡宗南，使其顾虑重重，举棋不定，一时不敢贸然行动。
但是，年轻气盛好大喜功的马继援，却求战心切，率部孤军深入，向我咸阳一线蜂涌而来。此时，老奸巨滑的马鸿逵为了保存实力，却密令卢忠良率其宁夏援陕兵团“釜底抽薪”，悄悄地撤出战斗，致使马继援部在咸阳一线狂妄地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6月13日，我第十八兵团最先到达咸阳一线的第六十一军一部，向敌发起勇猛反击，一场激战，使其扔下2000多具尸体后，狼狈地后撤至醴泉一线，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反扑西安的阴谋遂告失败。
此后，胡宗南将其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的主力则集结于乾县、礼泉地区，西北战场一时显得沉寂起来。
6月初，在太原战役结束后，经过一个多月休整的华北第十八兵团的3个军和隶属十八兵团，在山西作战的第一野战军第七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十九兵团，近20万大军，先后从太原地区出发，冒着酷暑，沿同蒲铁路和汾河谷地南下，开始了向大西北的进军。
开始几天，部队都是按照原定计划行动的，每周行军5天，日行程50里。但是，部队刚刚出动，就接到彭德怀从西安发来的急电。电报说，西北地区即将开始麦收，而8月又将进入雨季，如果我军在6月底7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不仅会陷于雨季，对我军作战十分不利；而且陇东、陇南的夏麦将被敌人抢走，增加我军粮食供应的困难。因此，彭德怀在电报中要求部队，每天行程要不少于70里。于是，部队遂根据彭德怀的指示，日夜兼程，以日行程70里的速度向西北挺进。
部队渡过黄河后，彭德怀对西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已经作好部署，要求华北两兵团，于6月底以前，一定要在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并准备迅速投入战斗。于是，我西进大军就越走速度越快，到后期就变成了日夜兼程的强行军了。华北两个兵团克服重重困难，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按照彭德怀规定的时间，准时到达了指定的西安、三原和富平地区，并迅速集结完毕，做好了战斗准备。
为了适应西北战场形势发展的需要，6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同意，第一野战军成立了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七军；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这样，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的部队的总兵力已达41万余人，彻底改变了敌强我弱的状况。各部队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迅速实行了战略展开，从而揭开了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进行战略决战的序幕。
战略决战方案
胡、马联合反扑西安、咸阳的阴谋失败后，长期在国民党和“马家军”压迫下挣扎的西北各族人民，开始从解放军的捷报声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与解放的曙光。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西北问题，还必须在进行一些重大的战略决战，给当时盘踞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以毁灭性打击。
由于华北的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使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多人。这与胡、马匪帮的27个军，74个师，共约38万余人相比，数量略有超出。但是，因为我军可以集中使用，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能够集中于我军正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的7万余人以及青、宁“二马”的8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古城咸阳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前委扩大会议。
杨得志、李志民、周士第、王新亭等将军，奉命从驻地出发到古城咸阳参加了第一野战军召开的这次前委扩大会议。这是华北第十八、第十九两兵团入陕以来，野战军召开的首次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开始前，彭德怀在和杨、李、周，王诸将军握手、寒喧之后。
说：
“你们这次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能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的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我们的主攻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要讲的是，你们对‘二马’切不可盲目地轻视，决不可有半点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我们的背后去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
彭德怀讲完。就顺手递给杨得志一份电报。这是毛泽东于6月26日从北京直发他的。
杨得志打开电报，其中这样一段文字深深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杨得志读完电报，顺手又递给了兵团政委李志民。
此时此刻，杨得志将军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他想的是：毛主席想得实在太周到了。“知彼知己”，在毛主席那里，绝不是讲讲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对敌情我情的了解和把握，没有半点的疏忽和马虎。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野战军和各兵团的主要领导同志外，还有各军的军长和政治委员。
在会议召开前，彭德怀就多次同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就西北战场我军的战略决战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问题反复地交换意见。
这是实施战略决战的一个首要问题。也是战略决战能否顺利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因此，彭德怀曾多次把当面之敌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提出自己认为较为稳妥的作战方案。毛泽东也多次给予指示，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