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宜生婉言拒蒋存幻想
1948年11月4日，北平南苑军用机场。一架美制“空中堡垒”号飞机，呼啸着飞向蓝天。
飞机上，载的是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他是奉蒋介石之命飞赴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蒋介石想抓住傅作义部的力量以挽救残局，因此，对傅作义的优礼有加。当傅作义的座机徐徐降落在南京明故宫空军机场时，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和何应钦到机场迎接，并一同乘车驰向下榻处。
傅作义到下榻处后，休息片刻，何应钦就在傅作义的住处和他密谈起来。何应钦说，他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转达两件事：一是委员长已内定，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傅指挥，华北的部队完全南撤，撤退华北部队的船只，已经准备就绪，听候调用；二是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傅作义在下午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要讨论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临猗人。1895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在“整军经武、救亡图存”的思潮影响下，他步人了戎马生涯。1918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阎锡山的晋军系统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阎、冯反蒋战争，抗日战争。1939年脱离阎锡山部队到第八战区任副司令长官，后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率部参加过忻口、太原、五原等战役，打击日军。1947年，在华北战场上，自清风店、石家庄两个战役之后，华北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蒋介石为扭转战局，决定撤销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把挽救华北颓势的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1947年12月6日，傅作义在张垣，不久迁来北平，统揽华北五省军事指挥大权。
在国民党统治大厦将倾的形势下，傅作义对蒋介石这种安排是不能不认真思虑的。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极为不满，相互之间矛盾较深，随着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发展，蒋介石对傅作义存有戒心，利用分割、调动等手段，借以削弱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并千方百计地在傅作义周围安插亲信、特务，企图对傅作义实行监视、控制。到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企图抓住傅作义的力量，控制华北，以挽救残局。傅作义看到蒋介石日暮途穷，失败的命运不可挽回，在内心上对蒋介石已经失望。对蒋介石采取的一些军事部署消极应付，甚至唱反调，二人矛盾进一步加剧。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介石慌忙飞到北平策划援锦，打算调用傅作义的主力，并命傅作义去指挥援锦战役。傅作义则以自己资浅能鲜、不堪重任，以只有委座亲自指挥才能奏效为由拒绝。蒋介石只好亲自指挥并调用自己的嫡系部队援锦。同时，傅作义为表示顾全大局，把气焰嚣张的蒋嫡系青年军208师由北平调往唐山，这样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一则应付了蒋介石，二则清除了异己力量。傅作义清楚，山穷水尽的蒋介石此时要他将部队南撤，并要委以东南军政长官，是想把华北国民兑车队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以挽救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
当天下午，在国防部会议室召开高级军事会议。
国防部作的战况报告显得十分低凋，东北丢失，华北临危，徐州告急，悲观失望的情绪充满会场。会后，蒋介石邀请军政大员们到他那里吃晚饭。饭后，谈平津问题。何应钦先谈，他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力主撤退平津兵力，全部南下；若不行，就部分撤到绥远，部分南下。傅作义听着何应钦的发言，不禁皱起眉头。蒋介石看傅作义神色不好，就问他有何意见时，傅作义连说：“很困难！很困难！”傅作义如此表态，蒋介石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好说：“好了，今晚回去想想，明天再谈！”第二天，蒋介石邀请傅作义到他的官邸，举行小型高级秘密会议。这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傅作义明白，今天的表态若合蒋意，他还能平安回去；若不合蒋意，就会被扣留下来。会上，蒋介石先把陈诚、熊式辉大骂一通：“娘希匹，陈诚、熊式辉只知争官夺权，无啥真本事，把整个东北都丢了。”蒋介石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完全推在陈诚、熊式辉二人身上后，接着就像变鬼脸一样，完全换了另一副面孔，对傅作义倍加慰勉，随即又把要傅作义南撤的事说了一遍，半是将军半是鼓励地对傅作义说：“我相信你决不会辜负我的重托。”傅作义与蒋介石打交道几十年，对蒋介石的了解可说是入骨三分。心想，此时此地不能采取断然拒绝南撤的态度，否则，就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对速返北平，掌握局势有所不利。于是，在讨论作战方案时，傅作义完全以主战姿态发言：“对于扭转华北的危局，我认为还有办法可想，整个华北尚有大军60万，能战能守，我军应固守平、津、塘，依海作战。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
傅作义的发言慷慨激昂，对于对时局本来就存有幻想的蒋介石，无疑是注射了一支强心剂，蒋介石对傅作义坚守平津，支撑华北十分赞赏，当即表示尊重傅作义的意见。会议一结束，傅作义即直奔机场，飞返北平。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就开始拨打起自己的算盘来，他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然进行休整，至少要3个月以后才能入关再图大举。如能抓住这个时机，把华北国民党军队扩充到100万人，对自己今后的前途更为有利。待东北大军入关时，平津能守即守，能谈即谈，就以百万军队作后盾，与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在华北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搞成一对一的平局地位。到那时，军队交给联合政府指挥，自己的地盘，军队都能保存下来，在政治上既能说得过去，部下也能接受。如果联合政府搞不成，平津守不住，再伺机西逃绥远老窝，或者在不得已的时候南撤。
与此同时，傅作义也拟好了与中共言和的电文。电文的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共产党派南汉宸来谈判，并表示对过去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此电由傅作义口述给其女儿傅冬菊（系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北平地下党的电台，在1948年11月上旬发出。但未获回音。于是，傅作义指令其亲信，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中共的和谈。
11月18日，彭泽湘（中共早期党员，后自行脱党）、符定一（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带着傅作义主张搞成华北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的意图，到石家庄找中共接洽。
傅作义有上述转变，除了形势所迫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共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
北平是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长时期以来，北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斗争。
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刘仁为书记，武光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周小舟为宣传部部长。市委下设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领导各条战线逐步开展地下斗争。不久，因形势的发展，北平市委撤销。5个委员会全部直接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领导。城工部设在河北沧县南泊镇，对外挂牌子为永茂公司，以作掩护。北平地下党在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已发展地下党员约3000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5000人。他们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大力开展学生、工人工作的同时，积极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斗争越来越广泛、深入。在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到处都有地下党员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组织反蒋斗争。
1948年春的一天，在北平以“荣军中校”身份负责敌军工作的王延（苏），奉命到解放区的泊镇城工部接受新的任务，城工部部长刘仁亲自接见了他，在场的还有一位女青年。经刘仁介绍，她叫曾常宁，天津市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刘仁介绍他们二人相识后，即交给王延（苏）一项任务：通过曾常宁做她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再通过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
原来，曾延毅不但和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的同学，还是结拜兄弟。1927年曾任晋军炮兵第4团团长，同傅作义一起守过涿州，有患难之交。1928年至1930年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期间，曾延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傅作义任第35军军长时，曾延毅先任218旅旅长，后为中将副军长。自抗日战争初期的太原保卫战后，曾延毅便脱离戎马，来天津赋闲。王延（苏）与曾常宁在泊镇分手时，曾常宁把她家的住址交给了王延（苏）。过于几天，曾常宁告知王延（苏），她已同父亲讲好，说“有个中共朋友要见见”，她父亲欣然应允。
此后，王延（苏）每月都去天津会见曾延毅一两次，纵论国内时局。谈得相当投机，王廷（苏）便劝曾延毅到北平向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事情就好办了。曾延毅思想开明，果然为此专程去北平会见傅作义，结果傅作义只答应给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败兴而归。但此刻曾延毅并未灰心，他对王延（苏）表示，他不能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厚同又是何许人呢？原来，刘厚同是一位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著有《孙子注释》，有军事学识，也有政治眼光。同时，他还是傅作义和曾延毅的老师，同傅作义关系尤深。1928年傅作义单枪匹马能够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冯、阎大战阎锡山战败后傅作义得以出任绥远省主席，以及傅作义能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刘厚同出谋策划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傅作义军的百灵庙大战，也是刘厚同帮助运筹帷幄的。刘厚同也历来是傅作义的出谋策划人，傅作义对刘厚同也历来是言听计从。现在刘厚同仍是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头衔是华北“剿总”中将总参议。因为刘厚同就住在天津，同曾延毅常有往来，所以曾延毅向王延（苏）做了上述表示。后来，刘厚同果然到了北平，这里自然有曾延毅的工作；同时，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刘仁也知道刘厚同跟傅作义的关系，而且非常重视这个工作关系。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是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盟员。刘仁便命天津地下党带刘杭生去泊镇城工部，亲自嘱她做好父亲的工作，并通过她父亲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然而，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却是中共地下党员、华北学院教授兼政治主任杜任之。杜任之早年留学德国，是知名学者，担任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通讯员，跟傅作义是同乡。杜任之、傅作义之间从1934年起便开始交往。当时，杜任之联合在太原的一些革命者，组织了一个以介绍国外左派报刊的各种论著为宗旨的“中外语文学会”，聘请傅作义担任名誉副会长；后杜任之又推荐该会干事、他的学生、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给傅作义当秘书；推荐留日学医的胞弟杜敬之给傅作义当军医。傅作义的许多进步行动，如绥东抗日、保卫太原等，都得到杜任之的大力支援；抗战时期，应傅作义的要求，杜任之还经过中共党组织，介绍过一批政工人员去傅作义部工作。1946年傅作义侵占张家口以后，曾通电全国，说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傅某甘愿为其执鞭。杜任之得知，立即写信给阎又文并转告傅作义：
“该电措词狂妄，执鞭之说可能实现，且看战局的演变吧。”那时傅作义自然不予理睬的。
杜任之本来任山西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因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特借故于1948年7月来到北平，一来求得傅作义的保护，二来想做傅作义的工作。杜任之得到傅作义的安全保护并接受了到华北学院任教的邀请之后，便开始同北平地下党联系。通过许多周折，于8月初会见了北平学委委员兼秘书长崔月梨。此后他便在崔月梨的直接领导下，在北平文化教育界展开活动，并着重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杜任之想趁此机会试探傅作义的态度。
杜任之问傅作义：“蒋介石寄希望于美苏战争的幻想该破灭了；宋美龄亲自到美国求援，美国朝野上下都以冷眼相待；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已进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吴化文与解放军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傅作义信心十足地说：“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东北各大城市，除四平以外都在国军手里；华北除石家庄以外，大城市也都在国军手里，我现在就控制着战局。
”杜任之一听话不投机，无法深谈，只好告辞，回到住处。此时，杜任之的胞弟杜敬之，任傅作义总部参事兼惠民医院院长，他建议杜任之去傅作义总部联谊处即高级招待所，找刘厚同谈谈，请刘厚同劝傅作义。杜任之跟刘厚同谈过几次，二人见解基本一致，即把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梨作为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刘厚同，此后他们三人便经常磋商，为促傅作义和谈而工作。
1948年11月初，城工部部长刘仁急召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佘涤清到河北泊镇城工部，说明当前形势，作了重要指示。刘仁指出：“根据目前形势，党中央决定解放北平。傅作义在兵临城下陷于绝境的情况下，有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的可能。党中央决定与傅作义和谈，如果谈判解放不了，就武力解决，过了元旦进攻北平，主要靠解放军打，不搞里应外合，你们要为解放北平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主要任务是：对人民大力宣传目前形势和党的政策，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政策而拥护解放军的来临；尽可能多的留下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有用人才；发动群众保存文书档案和物资财产，护厂护校，保护文化古迹，迎接解放；了解各方面情况，以使我军进城后能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管理城市。”同时，刘仁还就成立迎接北平解放指挥部及指挥部的成员作了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