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再也无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扼守在绥远（当时为省名，辖今内蒙古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华北地区的孤立据点，处于想逃无路、欲战不能的境地。
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绥远国民党军各派的政治态度、绥远地区的阶级关系，及时提出用“绥远方式”即用和平谈判、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争取这支国民党军队投奔到人民阵营来，解决绥远的问题。
绥远位于现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原有200万人口，是傅作义苦心经营多年、用以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基地。国民党华北“剿总”驻归绥（现呼和浩特市）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将军，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其武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国民党正直将领，他不是富家子弟出身，更不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和亲信。董其武从营长、团长提升为师长、军长，最后擢升为绥远军政最高统帅，都是傅作义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为傅作义供职几十年，一贯忠心耿耿，和傅作义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董其武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对蒋介石排斥异己、卖国求荣、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曾有过不满，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则十分关注。
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组织庞杂，番号众多，政治不纯。根据1949年底绥远指挥所的统计，共16个师旅，几十个保安团队，86000余人。
在绥远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军在绥远的部队经过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逐步发展为3个骑兵师、2个步兵师和1个独立团，约3万人的武装力量。绥远广大人民经历过严峻的斗争，同我党我军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热烈地盼望着绥远早日解放，拥护我党和平解决绥远的主张，这是实现“绥远方式”重要的群众基础。
1949年1月21日夜，董其武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虽然他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是仍觉得有些突然。他很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详情，随即向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看看。董其武22日飞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十分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
傅作义把整个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向董其武详谈后，加重语气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啊。”
说到这里，傅作义盯着董其武，又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去是可以的。现在呢，不要看目前解放的地方还小，很快全部都要解放了，家属再送到哪里也都不是好办法。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外国去，否则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作义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次讲得更加郑重。此刻，董其武从他的实际行动中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并得到明确的启示。这时，董其武马上急切地询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傅作义则说：“绥远问题等到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几句话就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关系，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
就这样，董其武经过和傅作义一次长谈，确定了走人民道路的目标。一回到绥远，就开始在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
董其武从北平回绥远不久，旧历年来临。除夕前，绥东人民解放军的前线部队，在归绥以东30公里的陶齐车站地区与国民党绥远部队发生冲突。绥远局势顿时紧张。
董其武立即致电傅作义，经傅作义和华北局联系，转达了毛主席“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绥东前线部队于1949年1月31日停止向绥远军队的进攻，2月11日又将主力部队撤至卓资山一线，于是绥远局势便趋平静。
在前线发生军事冲突之时，国民党绥远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兼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张遐民，趁机要求董其武把军政机关立即西撤。他们说，后套粮多，后方补给容易，不然一旦解放军切断绥包线，就无法后撤了。潘秀仁、张遐民的用意，显然是以后撤为辞，妄图阻挠走和平道路。董真武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几个人就逃到后套去了。
2月2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晋见毛主席。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同傅作义进行了重要和恳切的谈话。傅作义一直关心着绥远的问题，很快向毛主席提出绥远怎么解决的问题：毛主席早已胸有成竹，很快回答：“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傅作义有点不明白：“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郑重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了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主席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作过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方式是英明、正确的。
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平津前线司令部各首长于3月间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时，经贺龙将军提出，商定了谈判绥远和平解放的双方代表：解放军方面派李井泉、潘纪文二入：绥远方面由傅作义派出周北峰、阎又文二人。
3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进行商谈。经过协商，双方先划定了绥蒙解放军与国民党绥远部队的停火线。尔后，就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双方贸易往来、双方货币兑换、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等问题进行了反复商谈。于6月8日在北平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和平协议签字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先生。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陶铸同志。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等人。
毛主席对于双方商谈成功很是高兴，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到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破坏和谈，国民党连出四招。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董其武以及广大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官兵和各界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种种障碍和施展的种种阴谋所进行的斗争。
绥远开始酝酿和平，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把这些情况密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阻挠和平解决绥远问题，3月初，南京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驻绥部队西撤。董其武既决心要走和平道路，当然就决不再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但表面上还需应付。于是，董其武用两条理由做了回绝：第一，绥远目前形势还算稳定，暂时不应西撤。第二，驻绥远部队的下层官兵大多数是当地人，轻易西撤可能多有逃跑。
国民党政府一看董其武不服从调动，马上改变了手法，即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小同乡严子言二人乘飞机来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商谈。
董其武接待他们之后，先是一阵寒暄，然后不软不硬地对他们说：“当下时局表面稳定，但危机四伏，我一离开，局势难以控制，可能出现意外，如果必要，可酌请他人代表，目前我还不便轻易离开。”
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祁子厚、严子言的游说。
国民党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了“杀手锏”：停发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
当时驻绥远部队包括邓宝珊将军的第22军在内，将近10万人，加上绥远又是一个贫瘠的小省，财政一向短缺，生活立即陷入了困境。
为了绥远军政人员的生存，董其武多次向国民党政府电请和派人交涉，国民党政府认为他们的“杀手锏”很见成效，不是不予理睬，便是故意推托，惟一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而某些人听到此话后也说：“董主席真糊涂，去上南京一趟，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其实，董其武何尝糊涂。他非常明白，到南京去，是国民党政府设下的陷阱，很可能人一到南京即被扣留。同时也并不是董其武到了南京，经费就可到手。国民党政府是有条件的，就是阻止和平。而且董其武一离开绥远，群龙无首，那些反对和平的恶势力便会猖獗起来，这是必然的。那些希望董其武去南京的人里，有些是思想简单或者说是糊涂，有些则是乘机捣乱，加紧兴风作浪，以激起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反对董其武，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和平的进程。
为了对付国民党政府施展的这个“绝招”，董其武同军政各界节衣缩食，共渡时艰。钱不够用，只能给军官、士兵和工勤人员每人每月发5块或2块现洋的生活费，家属吃粮由政府供给。夏季无单衣，就改冬装为夏装。
6月16日，国民党政府来电报要董其武赴广州参加省主席会议，再次施展调虎离山之计，企图以此方法骗董其武离开绥远。并派在兰州催发补给的32兵站分监部分监马良弼，乘西北军政副长官郭寄桥派来的一架美国人驾驶的飞机来绥远，接董其武去兰州，再转送飞广州。董其武仍以前方军情紧要，不便离开为辞拒绝。马良弼乘飞机回兰州时，天已黄昏，飞机迷失方向，在兰州附近会宁县境内触山，机毁人亡。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对董其武进行要挟的同时，还派遣特务大肆活动，破坏绥远和平。河北、天津、北平、察哈尔解放后，所有的特务都聚集绥远，有如群魔乱舞，成了国民党政府破坏绥远起义的一支最猖獗的别动队。华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来绥远，向特务做了破坏起义的布置。他们有的带着电台，有的潜入部队各个部门，与和平进步力量展开了一场听不见枪声的战斗。
这些特务在缓远到处制造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今明年就要爆发”。“美国援助有望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就要率美军来中国参战了，国民党在缅甸训练的很多军队，就要拿出来作战了……”“你们无法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绝对不要你们，你们再改造，再进步也不行”。
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少数暴徒游行示威，到处张贴反动标语，散发传单，并沿街高喊：
“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
“打倒傅作义！”“打倒董其武！”接着，在特务的指使下，第258师政工处处长赵元德蒙骗士兵20余人砸毁了宣扬走和平道路的《奋斗日报》社。
绥远铁路警务段段长、军统特务康玉玺，伙同他的同党周晏等，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企图发动铁路员工罢工，破坏机车、桥梁，利用警务段的枪支，拉到大青山打游击。董其武得知消息后，找到愿走和平道路的车务段段长高文藻，联系多数职工粉碎了特务们的阴谋，保证了西部的正常通车。
还有一批“东归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战役战败后逃到绥远来的，其中有部分人肆意诬蔑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说话不算话，骂傅作义出卖了他们，等等。董其武内部的一些顽固分子，如第111军军长刘万春、骑兵师师长鄂友三、骑兵旅旅长乔汉魁等，也在暗中形成一股《绥远和平协议》的反对派。他们疯狂地叫嚷：“蒋介石有美国支持，决不会完蛋”，“与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
这些人，对傅作义方面派去的工作人员也施加压力，投寄匿名信，说他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狗命，云云。有的甚至叫嚣：“宁跳黄河一死，也不跟共产党走。”他们还对董其武将军施加压力说：“绝不让共产党代表到归绥，如果他们来，我们就要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
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张遐民秉其主子的意图，在部队里煽起一股西撤的妖风，说什么“如不早撤，一旦共产党切断归绥到包头的交通线，就无法撤离了”。
南京政府还不甘心失败，又采取了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卑劣手段。7月间，国民党政府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们发了电报，让董其武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他们到陕坝见面。董其武心想：这不过是南京方面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做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正好向他们要补给。
见面后，稍事寒喧，话归正题，徐永昌、王叔铭仍是劝董其武他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
董其武并不理他们的话茬，紧紧抓着补给问题做文章：“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
徐永昌一听连连说：“这是误会、误会。”
董其武趁机发起攻势：“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欠发的几个月的补给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土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当即答应：“我们回去后就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问题，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
后来，徐永昌、王叔铭又同孙兰峰、刘万春和董其武分别做了谈话，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董其武一方面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永昌、王叔铭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永昌、王叔铭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命令张世珍的独7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董其武秘密命令张世珍师长说：
“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
董其武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董其武已开始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1900两。董其武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自己。当即电告傅作义，傅作义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沉吟了一会儿，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