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从1701年一直延续到1714年。它是以奥地利、英吉利、荷兰、葡萄牙以及以勃兰登堡—普鲁士为主要领导者的大多数德意志诸侯国所组成的“大同盟”为一方，法国和西班牙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以俄国、波兰、丹麦以及普鲁士为一方的反对瑞典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也在进行。1709年6月，俄国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大败瑞典。俄罗斯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大为提高。为了粉碎瑞典人的抵抗，需要大量俄国军队开进波美拉尼亚。但是，俄军出现在波美拉尼亚将触及大同盟成员国的利益。英、荷、奥担心战火一旦扩大到德国，则丹麦，普鲁士、萨克森、霍尔斯坦将把在尼德兰站在大同盟一方同法国作战的军队召回去，而奥地利为了保障自己国境的安全，也要抽调一部分同法国作战的军队，因而大同盟成员国坚持主张保持德国的中立。英国和荷兰也都想通过外交途径来阻止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过分强大。1709年12月，英、荷代表企图使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同意不把战争扩大到德意志。1710年3月31日，在海牙，英、奥国皇帝、联合省的代表签署了关于保持帝国中立的协定。1710年8月4日，它们又签署了规定建立保障帝国中立的中立军团的协定。由于宣布帝国中立，帝国的和平得到了保证，大同盟成员国的作战计划也可以实施，俄国以及其它北方同盟成员国的军队不能进入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但是，这一中立协定并没有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所接受。
伯南布哥暴动
早在16世纪，葡萄牙就侵入巴西，通过血腥的征服，使巴西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在巴西设立一个总督区，统治该地，并发展当地的甘蔗生产，向欧洲销售蔗糖。伯南布哥成为巴西的重要甘蔗产区之一。葡萄牙政府为了追逐暴利而极力掠夺殖民地财富，限制当地统治阶级的权力，因而当地种植园主也强烈地反对宗主国的政策。当地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由于苛捐杂税以及殖民地税务官的横征暴敛，也对殖民统治不满。1710年10月，当累西腓的葡萄牙商人取得新的特权时，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们便起来反抗葡萄牙王室当局。总督无力镇压暴动，乘船逃往巴伊亚。暴动者废除了当地的市政机构，新建了一些市政机关代替了它们。最坚决的暴动者贝尔纳多·维埃拉·德·海洛主张宣布伯南布哥自治，建立威尼斯式的、独立自主的贵族共和国，如不成功，则转而谋求欧洲某一大国的保护，以便从葡萄牙宗主国的统治下分立出去。但是，暴动中以大主教为首的“温和派”却占了上风。伯南布哥事件发生之后，在里斯本引起了震动。派到伯南布哥新的总督和武装部队于1711年10月6日到达累西腓，轻而易举地把这次反宗主国暴动镇压下去。葡萄牙当局不想使冲突激化，便命令总督向暴动者宣布特赦令，只对大主教和梅洛两人给予惩处，判处大主教流放，对梅洛则予以监禁。这次暴动的特点是，暴动的领导者和发起人都是富有的贵族上层人物，主要是一些大种植园主。当然，这次暴动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葡萄牙对巴西的统治。
俄——摩尔多瓦密约
17、18世纪时，多瑙河两公国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处在土耳其的控制之下。1710年10月，土耳其政府向俄国宣战，要求归还亚速。彼得一世试图在欧洲寻求反土耳其的同盟未成之后，便采取早在17世纪时就已计划过的手段，在土耳其帝国的受压迫的基督教居民中进行鼓动；同苏丹的两位基督教藩臣一摩尔多瓦大公和瓦拉几亚大公缔结条约。摩尔多瓦大公迪米特里·康特米尔在当政的短短7个月（1710～1711年）里，为赢得摩尔多瓦的独立作了各方面准备。康特米尔曾在君士坦丁堡逗留，深信奥斯曼帝国正在日趋衰落，1709年俄国人在波尔塔瓦之役中打败瑞典，对他的对外政策倾向起了决定性影响。1711年，俄土战争中，当着俄军和土军都推向摩尔多瓦时，康特米派遣大使斯特凡·卢克到彼得一世那里去，以便缔结一个共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条约。1711年4月13日（公历24日）卢克同沙皇签订子条约。条约规定摩尔多瓦“受沙皇保护”并且规定如下几点：“第一条，摩尔多瓦将获得位于德涅斯特河和布扎克之间的全部领土，第二条，摩尔多瓦任何时候也不向俄国交纳贡赋；第三条，摩尔多瓦大公只有在背叛或背弃东正教时才能更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从大公的儿子或兄弟中的一个来选出继承人，王位继承永远留在康特米尔家族之中，第四条，沙皇不同土耳其订约媾和”。附带说明，假如沙皇被迫同土耳兵媾和，则康特米尔将在莫斯科得到住宅和领地。根据条约，俄军开进摩尔多瓦，摩尔多瓦大公发表致全国文告，号召人民参加反土斗争。响应者寥寥无几。1711年7月，土耳其军在普鲁特河的斯特尼列什蒂取胜，康特米尔被黜，不得不逃亡国外，终生居住在俄国沙皇宫廷和沙皇所赏赐的庄园里。
参政院的成立
17世纪末，在尼德兰和英国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在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彼得一世即位后认识到，俄国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不能摆脱它落后于西欧的状况。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彼得一世重视国家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17世纪时，俄国的中央政权掌握在名门贵族（波雅尔）手里。贵族杜马权力很大，彼得执政后，贵族杜马由于腐败无能，实已瘫痪，形同虚设。贵族反对彼得实行改革，因此，彼得对杜马也不信任。他回避杜马而亲自决定重大国事，并完全以自己的名义颁布敕令。1711年，彼得一世远征普鲁特，在对土耳其宣战的当天（1711年2月22日），彼得正式签署丁关于建立参政院的诏令。参政院取代了贵族杜马，由9个参政员组成。参政院成为一个直属沙皇的最高国家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行政系统，从财政预算、贡赋征收到啮海军的编制，都置于它的管理之下。参政院还有限利制定各项重大法令。为了监督法令的执行，又设立了监察厅。参政院本身的活动也要受到总检察官的监督。参政院成立后，彼得就着手改造旧的衙门机构。彼得一世逝世后，参政院的职权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
国本诏书的发表
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是长期没有统一行政的地域混杂体。哈布斯堡国家甚至没有一定的名称。奥地利指的是狭义的奥地利，即从前的奥地利封疆的管区。表示整个哈布斯堡王国使用的用语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这些领地没有一定的继承法，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绝嗣，如何处置王国的领土问题也不明了。18世纪初，皇帝查理六世（1711—1740年在位）无子，要把领地传给女系后裔的办法合法化，这一问题就特别尖锐。1713年4月19日，皇帝把他的顾问召集来，宣布他的旨意：他所属的各邦都是不可分割和不可分享的，如果哈布斯堡的男系死绝，则由查理的（预期要生的）女儿或女儿的后裔来继承，在卡洛林族女系断绝时，则约瑟夫第一的女儿，以及，最后，一切其他（利奥波德第一传下来的）哈布斯堡妇女均可享有继承权。这个声明的名称是“国本诏书”，是经过公证人证明的。由于皇帝的儿子在1716年生下仅几个月后便死去，因此，查理六世的长女玛丽亚·德利莎被宣布为帝位继承人。1713年以后，查理六世对外政策的特点就在于，努力争取德国和欧洲国家承认“国本诏书”。1722年，匈牙利邦议员们一致同意接受这个诏书。1724年12月6日，国本诏书作为奥地利国家基本法公布。1731年维也纳条约中，英国也承认了国本诏书。1738年，法国也给予承认。普、俄等国也都予以承认。但在查理六世死后，却引起了帝位继承战争。
波兰贵族反对国王奥古斯都二世
1700年波兰参加了北方战争。1706年，波军战败，波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被迫放弃波兰王位。1709年，俄军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取胜，奥古斯都二世重新登上波兰王位。1710年，波兰在华沙召开议会，追认1686年同俄国签订的《永久和约》。波兰事实上已无力参与北方战争，奥古斯都二世虽仍继续同瑞典作战，但使用的是萨克森的军队。奥古斯都二世力图取消波兰大、小贵族的“黄金特权”（自由否决权和选举国王制），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的世袭国王政权。因而，波兰开始了奥古斯都二世同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由于奥古斯都二世在波兰没有足够的支持，便要依靠萨克森的军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贵族们则在1715年于塔尔诺格拉成立了贵族党，以反对奥古斯都二世。奥古斯都二世为求得普鲁士的支持，答应把波兰西部领土的一部分割给普鲁士，以作为协助他的报酬。俄国沙皇不愿波兰君主强大，也不愿波兰把它的领土割让给普鲁士，于是，彼得一世再次派遣俄军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地方。由于他的要求，贵族党同奥古斯都二世于1716年在华沙缔结了一项协定，，其中协定：奥古斯都二世必须把萨克森军队撤离波兰，今后禁止有任何贵族党；限制国王雇佣军的数目为1．8万人，立陶宛军的数目为6000人。彼得一世的目的就是不使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取得决定性优势，同时也不赞同奥古斯都二世改变波兰政治制度的计划，以保持波兰政局的混乱和衰败状态。1717年12月，波兰召开了议会，批准奥古斯都二世和贵族同盟之间的协商，会上沉寂无语，被称做一次“沉默的”议会。
约翰·劳的体制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法国的经济由于长期战争；贵族政府的挥霍无度，包税商的残酷榨取，已是凋敝不堪，财政完全陷于混乱。1716年的预算中，收入是7000万利弗，支出为2．3亿利弗，债务总数达25亿利弗。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1671—1729年）乘机自荐，约许凭财政措施，使法国摆脱穷困而致富强。他的方案是，在法国实行英国或荷兰的财政制度，成立一个与英国银行相仿的发行银行，根据金银库存来发行一定量的纸币，这些纸币将加快货币流通，促进消费和生产。根据持有者的要求货币可以兑成金银，也可以交纳国家的贡赋，银行的资金借发行股票和吸收存款募集。法国政府授权他成立一家私人银行，3／4的资金来自国家贷款。银行一成立，劳便着手开拓殖民地，经营“西方公司”。从1716年到1718年，银行获得了暴利，于是政府决定将劳的私人银行改为“主家银行”，国家债务开始用纸币来清偿。劳本人也于1720年被擢升为财政大臣。劳取得了造币权、包税权，此金融体系称“劳氏体制”。劳收购了其它贸易公司的股票，合并成为实力雄厚的“印度公司”。印度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大获成功，股票由发行价格500利弗很快飞涨到18，000利弗，于是抢购股票的投机风潮很快掀起。为了使股票交易顺利进行，就大大增加货币的发行。银行只有5亿利弗的金银库存，却发行了30亿利弗的货币。“劳的体制”全面崩溃，1720年12月，印度公司的股票一下子跌到40利弗，国家纸币也变得一文不值，停止兑换硬币，国家不得不承认破产，宣布延期偿还债务，许多人倾家荡产。约翰·劳逃出国外。
幕藩体制改革
17世纪末叶以后，日本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幕府和诸藩财政拮据，武士破产，城乡人民起义不断发生，为防止幕藩体制的瓦解，德川幕府先后实行了三次幕政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享保改革：1716年6月，德川吉宗（1684—1751）任第八代将军，开始幕政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在政治方面：一切大权独揽一身；第二、在整顿钢纪方面：1717年3月，重新颁布了《武家诸法度》，1719年5月，公布了《改新政务呈报令》；第三、在经济方面：在农村，广泛推行定产定租法，在城市，加强对商人和商业的统治和管理，1722年7月，宣布了“上米令”。此外，还进行了法令的编纂。1738年，开始编纂审判条例和法令集。德川吉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财政，社会秩序，都有明显的好转，为幕府赢得了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宽政改革：1787年3月，德川家齐任将军，6月，松平定信（1758—1829）担任首席老中，掌握了幕府实权，开始实行改革。他改革的核心思想是遵循享保年间德川吉宗的方针，努力稳定农村，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幕藩体制。其农村政策的着眼点是恢复和增加农村人口，垦殖荒地，恢复和增加耕地面积，保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压制农民的反抗，保证年贡的稳定收入。可是，他的改革并未能改变困难的现实，引起了多方面的批评，1793年，他被迫引咎辞职，宽政改革也随之流产。天保改革：1837年8月，德川家庆（1793—1853）任将军，家庆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实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为：第一、限制消费，提倡节约；第二、限止农村家庭手工业，保护农业；第三、限制物价和垄断，增加财政收入；第四、巩固海防，加强幕府实力。可是，这次改革并没获得多少成效，1843年，水野下台后，改革随之失败。以上三次改革未能解决当时的各种实际问题，除享保改革获得一定的成效外，宽政、天保两大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从而，使幕府的统治更加危机。与幕府改革的同时，一些藩，主要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西南各强藩，也进行了藩政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为：第一、清理藩债，实行财政改革，推行节俭令，抑制高利贷商人；第二、着力恢复农村经济，保护本百姓，实行新的检地和开发新田，以增加年贡收入；第三、奖励本地特产，实行藩专卖制度；第四、控制金融，发行藩札，等等。总之，通过这些措施，使各藩国的财政迅速好转，实力更加强盛，为在后来的倒幕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阿列克塞太子逃往维也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