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的船队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了数百年，澳大利亚四周的岛屿相继被发现。荷兰人曾几次到达澳大利亚西海岸，他们把那里称为“新荷兰”，新荷兰一语成为全澳大利亚的名称，并被叫了200多年。1688年1月4日，英国海盗威廉·丹皮尔到达澳大利亚北岸，并在那里登陆进行探察活动。1768年，英国海军部派库克船长到南太平洋观测金星，库克返回英国途中到了澳大利亚东海岸。于是，这些英国人沿澳大利亚海岸向北航行，1770年4月到达一个巨大的海湾，他们在那里登陆探察了8天，并给那个巨大海湾命名为植物湾，因为那里植物茂密繁多。然后，库克一行沿海岸继续向北航行了近3000公里，途中曾三次登陆勘察，最后抵达了澳大利亚的最北角登陆。他们在那里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宣布澳大利亚东部为英国领土，并取名为“新南威尔士”。1774年，英国海军部再次派库克到澳大利亚进一步探险，这次他们开始向西航行。1779年，库克在夏威夷岛上被土著人杀死，他的助手们继续进行探险，澳州环航终于完成。
狂飙突进运动兴起
18世纪70—80年代，德意志文学界掀起了“狂飙突进”运动。在18世纪中期，德意志境内仍然处于诸侯割据、各霸一方的局面。政治上的分裂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各封建邦国之间的连年混战更给德意志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1756—1763年的“7年战争”一方面刺激了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另一方面也使人民蒙受难以忍受的苦难，激发了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觉醒，反封建和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不断增长。70年代初，德意志各邦国的文学青年向封建势力发起了一场冲击封建势力的带有全德性的文学运动。当时，这一运动的参加者克林格写了一个剧本，名为《狂飙与突进》，于是，人们便把这一运动称为“狂飙突进”运动。青年诗人们以过去不曾有过的创作积极性表示了对诸侯割据、封建专制和农民贫困的不满，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反抗。但是，这一运动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不久就低落下去了。然而，“狂飙突进运动”对暴政、黑暗、不平的反抗，对自由的呼唤，把德意志启蒙运动推上了最高峰。
波士顿惨案
18世纪中叶，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加强殖民统治，英国政府不但颁布了一系列税法，还在1765年颁布了《驻军条例》，规定驻在殖民地的英国军队可以任意占用旅店、酒店、饭店为营房；殖民地必须为英军供应食物和一切交通工具。后来，英军派了两个团士兵驻防波士顿，这些士兵胡作非为，使殖民地人民无法容忍。自1767年起，英国殖民统治者又颁布了好几次“唐森德条例”《唐森德为当时英国财政大臣》，其中有一个唐森德条例规定，殖民地必须缴纳特别税以供养殖民地英军的开支。这些条例引起北美人民的强烈不满，殖民地人民与英国驻军的冲突也不断发生。1770年1月，纽约的英国驻军与“自由之子社”发生冲突，群众一人被杀，数人受伤。2月，英国税吏在波士顿开枪打死一个小孩，引起3月2日波士顿工人和英国驻军第20团发生正面冲突。3月5日，又发生英军凌辱学徒的事件，殖民地人民愤怒地聚集到驻扎英军的英王街上，向凌辱学徒的士兵投掷雪球以泄心中之恨。英驻军中尉普林斯顿下令向群众开枪，打死5人，伤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波士顿惨案”。波士顿惨案激起北美人民对殖民统治的更大愤怒。
阮氏三兄弟起义
18世纪的越南，名义上在黎氏王朝统治之下，但实权却操在郑氏和阮氏两大封建集团手中，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北南对峙局面。17世纪以来，两大集团连年战争，百姓难以生存。18世纪中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其中阮氏三兄弟起义（又称西山农民起义）规模最大。阮氏三兄弟为阮文岳、阮文惠和阮文吕。1771年，越南发生灾荒，农民流离失所，对朝政十分不满。阮氏三兄弟见时机已到，遂在西山首举义旗，队伍很快发展到几千人。他们杀地主，分财产，周济贫民，深得人心。1773年，起义军攻下平定省的归仁，声势浩大，各地纷纷响应。广义、延庆、平庆、平顺等地相继起义，农民起义得到了少数民族和华侨的大力支持。1775年，北方郑氏集团也派兵到南方帮助阮氏镇压农民起义，但仍扑不灭农民起义的火焰，10年以后，农民起义军势力更大，控制了整个南方，阮福映逃往暹罗。1786年，阮文惠率起义军北伐，粉碎了郑氏集团，1788年推翻了黎氏王朝，统一了全国。阮氏兄弟取得一定胜利后开始称王称帝。1787年，阮文岳自称中央皇帝，封阮文惠为北平王，阮文侣为东定王。1788年12月22日，阮文惠也称帝，年号“兴中”，接受清政府的册封，史称西山政权。1788年，从暹罗回来的阮福映夺取柴棍（西贡），逐渐扩大势力。恰在此时，农民起义军内讧，阮福映利用这个机会，勾结法国殖民者，1790年开始向西山军反攻。1802年，阮氏三兄弟起义最后失败。
帽党之争
1718年11月，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在进攻挪威的战争里中弹身亡，腓特烈一世成为瑞典国王，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时代”。在此期间，查理十二的专制思想和政策被摈弃，君主权力衰落，王室开始丧失在政治生活中的传统地位，国王变成了只是参政会中的一员，他的权力仅限于在重要问题上有两票的表决权。与此同时，各等级的权力在增加，贵族们执掌治国大权。由于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引起了帽党之争。这种党派斗争的核心人物是阿尔维德·霍尔恩，他曾当过查理十二世的侍卫长，查理十二去世不久任首席政务大臣。在参政会中，霍尔恩战胜了霍尔拖坦因派，使自己一派占据参政会的多数，掌握了实权。但反对派并没有消失，1738—1739年议会选举时，出现了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派别。这一派为了区别于霍尔恩派而自称“礼帽派”，他们认为霍尔恩派的政策只配比作“睡帽”，因此，霍尔恩派就被称为“便帽派”了。瑞典历史上的“帽党之争”就这样开始了。总起来看，便帽派代表官吏和僧侣阶级的利益，并得到部分市民和农民的支持，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同英法两国订立同盟；礼帽派代表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要求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亲法反俄政策，这是为恢复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地位。1738—1739年，议会进行选举，结果礼帽派获胜开始执政，直到1765年。这期间，礼帽派政策出现两个重大失败：一是对俄战争失败了，二是经济和财政纲领失误，这注定了礼帽派下台的厄运。恰在此期间，以国王和王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宫廷派，在1765年议会选举中，宫廷派协助便帽派重新掌握了参政会大权，开始了减少重商主义政策和与俄、英两国亲善的政策。便帽派执政以后，由于修改宪法的失败和经济困难，加之摇摆不定的宫廷派又转而支持礼帽派，1768年，礼帽派重新上台；但1771年便帽派再次上台。1772年8月19日，古斯塔夫三世在贵族支持下发动政变夺取实权，结束了党派之争的自由时代，王权在瑞典又重新确立起来，帽党之争就此结束。
第一次瓜分波兰
18世纪的波兰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大贵族专权，国家政治生活极为混乱，其中“自由否决权”成为波兰的致命弱点。波兰实行的是贵族国会制，国王由贵族议会选举产生，一切重大问题都须国会讨论通过，而国会的决议又须经全体贵族代表同意，只要有一票反对，就不能通过，这就是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所谓“自由否决权”。它成为邻国，尤其是俄国侵略波兰的工具。1732年，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订立柏林条约，决定共同维护波兰的“自由否决权”，这是瓜分波兰的信号。1763年2月，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三世逝世，俄国军队乘机开进了波兰。1764年10月，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宠臣，波兰贵族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当上波兰国王。1764—1766年间，叶卡特林娜二世一再勒令波兰解决异教徒问题，但波兰国王在爱国舆论压力下，要求先废除“自由否决权”，再谈异教徒问题。沙皇恼羞成怒，再次将军队开进波兰。1768年，波兰发生巴尔同盟的武装反俄斗争，土耳其乘机向俄国宣战，俄土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普鲁士与奥地利为了各自的利益，在1769年8月和1770年9月两次商讨并共同要求俄国撤出巴尔干。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沙皇被迫暂时放弃了独吞波兰的计划，准备勾结普、奥瓜分波兰。1771年6月，俄、普、奥开始谈判关于瓜分波兰的问题；1772年8月5日，三国在彼得堡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占领西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地区和一部分拉脱维亚地区，面积为92000平方公里；奥地利占领了维斯瓦河和桑河以南地区和加里西亚的大部分，面积达83000平方公里；普鲁士占据瓦尔米亚，波莫热、海尔姆诺省（托伦市除外）、马尔鲍克省大部及部分大波兰、库雅维亚地区，共36000平方公里。这就是第一次瓜分波兰。在俄国的威逼之下，波兰国会于1773年9月30日批准了这一条约。
1772年瑞典政变
在瑞典“自由时代”传统的君主权力衰落，王室已不再是一支政治力量，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党派控制的参政会中。从1718年开始，礼帽派（平帽党）与便帽派（尖帽党）在宫廷派的作用下轮番执政，这种动荡不安的政局使瑞典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国内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参政会内各等级在权利问题上时有争执发生，下层等级要求各自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贵族院又不断发出声色俱厉的恫吓，这种无休止的争端与农业歉收和饥荒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不满。1772年，国王腓特烈在议会开会期间去世，年仅25岁的古斯塔夫三世继承王位。古斯塔夫政治上早熟，深受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1770—1771年，他曾出国漫游，其政治观点受到法国人的影响。古斯塔夫继位后曾试图调解各党派的分歧，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法国却力促他发动政变并可望得到贵族的支持。1772年5月，斯普伦特派顿男爵精心安排了一个以芬兰军队叛乱为开端的政变计划，但由于天气原因，从芬兰调回的军队没有及时赶回瑞典。在这种情况下，8月18日，古斯塔夫三世第一次真正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他在没有流一滴血的情况下把国家权力夺了回来，连便帽派也只能饮恨吞声。这场宫廷政变是国王为了恢复王权、结束党争而发动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瑞典“自由时代”至此结束。
氧的发现
第一个制得氧气的是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1742—1786）。在1773年以前，舍勒在他自己简陋的实验室里完成了大量第一流的化学实验。他认为普通空气是由两种性质不同的流体组成，一种被称为“浊空气”，它阻止燃烧，后来证明这就是氮气；另一种被称为“火空气”，它维持燃烧，后来证明这就是氧气。1772年左右，舍勒利用硝酸和钾碱化合，得到硝酸钾后又同硫酸一起经高温蒸馏，得到热硝酸，然后再与二氧化锰、二氧化汞等发生作用，就收集到了所谓的“火空气”，也就是氧气。舍勒在化学上的成果都记录在他仅有的著作《论空气和火》中，遗憾的是，这本书虽然在1775年就已交稿，但直到1777年才出版。而在1774年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亦独立地发现氧气。他利用一个直径为305毫米，焦距为508毫米的大凸透镜给各种物质加温，观察哪种物质能分解出气体，并研究是什么气体。1774年8月1口，当他给汞锻灰（氧化汞）加热时，很快就观察到有气体产生，利用水上集气法收集到这种气体后，普里斯特利发现这种气体不能被水吸收，更使他惊奇的是蜡烛在这种气体中以极强的火焰燃烧。于是，普里斯特利发现了氧。同年他将自己的成果公开发表。1775年—1777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将构成这种气体的元素命名为氧。氧气的发现是对燃素说的致命打击，它带来了化学史上的一次革命。
提丢斯—波德定则
1766年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约翰·达尼拉·提丢斯（1729—1796）在给学生讲各大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时，发现这些大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满足一个有趣的规则：在数列0、3、6、12、24、48、96、126、……的每个数上加上一个4后，再除以10，所得结果的前七个数与提丢斯时代以天文单位计算的六颗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接近。即0．4、0．7、1．0、1．6、2．8、5．2、10．0、19．6、……天文单位，分别对应于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当时在2．8个天文单位以及大于等于19．6个天文单位处还没有发现行星。提丢斯的发现并没有马上引起注意，直到1772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爱莱特·波得（1747—1826）意识到这些数字对天文学的意义，并将它发表，才为众人所知，因此这个定则现在被称为提丢斯—波得定则。定则本身的数字是否隐含着行星之间某种内在的物理含义至今仍不清楚，但这些数字在人类发现太阳系的历史上的确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同时，太阳系中行星的新发现反过来又非常接近这组数字。
《印度管理法案》由英国议会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