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我以为把握精神之要义，觅到了心灵的依托，然而又倏然即逝。艺术作为人的精神家园实际上存在于艺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是在不断的追求之中。每一艺术精品与佳作也只能表达人类精神的某一点、某一面。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是完满的、独一无二的，但也只是一点。人类精神世界是阔大的须代代挖掘。由此。则“江山代有才人出”。精神的表面是痛苦的。人类心灵的印迹如雪爪鸿泥，万难具录无遗。但正因是雪爪鸿泥才见其珍，见其美。这是人类崇敬具真正精神品格之艺术的缘由。
人类对艺术精神家园的追求，恰如西西弗斯推动他的巨石，永远难以停歇。
愿真正美的创造永在。
（原载《青海湖》，1992年8期。）
潇洒不成沉重亦难
——文人的两难处境
当越来越多的弄潮儿在“商海”搏击中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有越来越多的文人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
一度领时代风骚的人文学子、作家、批评家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已被“商品化”的潮流用人到无人注视的角落。严肃的文学作品、学术着作几到无人问津的程度，颇有难以为继的尴尬。以推动社会精神发展为己任的文人也越来越难有用武之地，他们在社会文化指向逐渐流于通俗的时候，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
固然，社会转型，各个社会阶层都要经过一个角色转换与心理适应的过程，可文人在调整自己社会心态的同时，还要面对一个“精神抛荒”的问题，他们多年来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理想正受到极大的摇撼。
也许，迄今为止还有一些文人仍在企盼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复兴，但更多的文人已开始以比较现实的眼光对待自己。于是，文人“下海”开始成了时尚。某文学博士，几年前找不到工作，便做起了书商，起初还为放弃多年的研究而痛苦了一段时间，在几十万元赚进之后，竟对自己原先所看重的文章学问有些鄙薄了。文人与商人所信奉的价值与法则本不相同，做了成功商人的文人自然要转化为“非文人”。只是向以清高自许，耻于言利的文人，到了只认可“利”的市场面前，不见得人人都能适应，相当一部分“下海”的文人呛水倒是证明了“百无一用是书生”。
文人“下海”原是一部分文人在整个社会人文精神萎顿时对新的出路的探寻，但“下海”经商却是与一般文人阶层的精神追求背道而驰的。文人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经济之外的阶层，一旦也去“海里”扑腾，那还算文人么？骨子里就是文人的人往往不愿去“游泳”，时下热闹非凡的“商海”不属于这些人。
既是成功的文人，又是成功的商人的例子不是绝对没有，郑渊洁即是一例，但这只是极特殊的情况。郑渊洁的创作称得上严肃，却也是通俗的，具有推向市场的可能性，“皮皮鲁牙膏”的出现，既使孩子们觉得新鲜有趣，又能让社会接受。但你无法想象鲁迅推销起“狂人牙膏”的情形，茅盾开起“子夜游乐室”的场面，这只能给他们严肃的社会批判作品抹上滑稽的油彩。文人所推重的文章学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作为商品来流通。这是文人立足的根本，倘若连这个根基也要去毁掉，社会所失去的将不仅是一批文人，而是一个时代的人文价值标准。
生存的压力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沉重地落了下来。就在一些“大款”宣称“没有比钱更好挣的了”时，普通人则发觉他们只是在为温饱付出廉价的汗水。一对在研究院和高校工作的夫妇，月收入只有400多元，还要支付孩子的花费，日子相当紧张。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颜回那样，粗食陋饮而不改其乐的。一些文人不能不为生计暂时放下自己的研究或创作，去写一些能换回些稿酬的通俗娱乐性作品。虽说稿酬低廉，但对不愿放弃笔耕的文人，倒不失为与市场结合的最佳途径。只是这样的写作已由原来的创造性工作转向了商品制作，写作时精神上的愉悦感与成就感消失了。有人公然说自己在制作垃圾，说法虽有些偏颇，但其精神上的苦闷却可见一斑。
坚守纯文学与纯学术阵地的也绝不是没有，只是境况窘迫，且后继乏人。一部分早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们尚可凭多年修炼的根基不闻窗外之喧闹，但于年轻的学子，走上这样一条路实在艰辛。在严肃期刊大滑坡的情况下，发表一篇论文或作品的难度增大了，其所能引起的反响则小多了。对于需要一些成就感的年轻人，这无疑是极大的发展障碍。更大的障碍来自出版界。一般的学术着作、诗集、作品集订数很难过干，开印起来必定赔本，没有哪家出版社愿做赔本的买卖，要出书，自己拿钱来。年轻的学子们即使耐得住性子，忍得住清寒，坐得住冷板凳，将文稿写出来，也决拿不出几千乃至上万的出版费用。有门路的人开始拉赞助，文人终于落到文丐的地步。有钱的可以出书，无钱的不能出书，钱竟成了裁定文章学问的标准，文章学问的前景也便可知。
终于，文人们明白了，做文人原来也是件奢侈的事情，在生计尚需小心谋划的时候，文人是做不起的。可想做文人的仍然不少，各种各样的办法提了出来。有的要以副养文，兼做点其他来支付弄文的开销，然而精力分散，恐怕最后被牺牲的还是“文”；有的想先经商后从文，钱赚进了再来做文章，但钱赚到什么时候是尽头，还能有心思做文么？有的希望被“养起来”，也就是希望企业或有钱的阔佬出资，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你的“文”还会保持纯洁与独立么？说法各色各样，给文坛平添了不少热闹，只是文人依旧。（原载《中国文化报·文化周末》1993年9月10日。）
闲话“言情”
目前的书刊竞争可谓激烈，严肃书刊的大滑坡且不去说了，即使通俗作品，各类各色，名目繁多，也难免潮涨潮落。然而就在这潮汐起伏之中，言情小说却始终保持着比较稳定的销售，不容人们小觑。
“言情”的历史，从“关关睢鸠”的《诗经》时代，到“才子佳人”题材横行恣肆的明清小说戏曲，可谓源远流长。像风靡现代的言情故事一样，“才子佳人”在当年也曾是闺阁中经常的话题，很使一些小姐、太太牵肠挂肚、欷献不止，对于封建礼教也是不小的冲击，连《红楼梦》里的贾母都要担心教坏了好人家的女儿。言情故事虽然从一开始就有读者，但声名却不佳。不光文人雅士们将其视为低俗的东西，人不了诗、词、赋的大雅之堂，贾母们也是要将其逐出大观园的。然而它的生命力却出奇的强，流韵至今不绝，才子与佳人依然活在现代“言情”家的笔下。剥去时代的包装，现代“言情”的主人公大都还是才子与佳人的翻版。琼瑶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哪个没有洒脱的外形与过人的气质？作者甚至苛刻到连身高都要限制的地步，女必一米六以上，男必一米八左右。这些主人公经过秦汉、林青霞们的银幕造型，更强化了读者的印象。靓丽的外形加上与众不同的身世背景与众多的倾慕者，成了现代才子与佳人的标志特点。他们爱来爱去，天翻地覆，历经磨难，终成正果。这无疑是最能牵动那些处于初恋年龄的少男少女们情愫的故事了。
多数“言情”家的创作是商业性的，从人物设置到情节推进都有一定的套路可循，雪米莉的蹿红即证明了“言情”类的小说作为商品的可复制性。只要有人读，写家就可以一本又一本地制作下去。问题是，明明这一本与那一本差别并不大，这一家与那一家并无太多的不同，为什么总有人去读？有人说通俗文学与现在的“快餐文化”是相适应的，消费起来简单方便，人们当然更乐于接受。但商品也罢，“快餐”也罢，总要适合人们的口味，才可能有顾客。“言情”自有它吸引读者的内在因素。
商品化了的“言情”写作方式毕竟产生不出内涵深广的作品，现代“言情”比起当年的“才子佳人”来毕竟少了几分真诚，多了一些技巧。“才子佳人”还出过张生、崔莺莺这样的动人佳偶，而现代“言情”能让你投入地读一次便已是很成功的了。（原载《中国文化报·文化周末》1993年10月22日。）
莲花落
莲花落这个词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已是很生疏的了。这是旧时曲艺的一种，是乞丐打着竹板唱着讨饭的，那意思和现在街头卖艺者唱的小曲儿差不离。这么一说，莲花落便与破烂的衣衫、肮脏的面容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这些唱莲花落的族群里，很有不少破落户的子弟。祖辈的家业在他们手中败落了，自己既无东山再起的能力，又无曹雪芹举家食粥、写作《红楼梦》的才气与毅力，唯有家境殷富时听得的一点曲儿还留有记忆，只好打打竹板、唱唱莲花落讨口饭吃。人沦落至此，也就没有什么自尊可说了。从这个角度看莲花落，实在包容了不少历史的沧桑、命运的沉浮，其中的文化蕴涵是很丰厚的。
语言的意蕴与文化的积淀确是须臾不可分的。在人类文化的积累中，语言所起的作用很大。但除了专家、学者，很少有人去思考这其中所含的文化意味。在我们频繁的使用中，语言日趋庞杂与混乱起来。当人们说着一些不知从何时、何地冒出来的“新”语词时，常不假思索地以为炫耀，但倘以为一切新产生的便是时髦，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同旧时唱“莲花落”的子弟是遭生活淘汰下来的一样，语言也有它历史地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在我们现代白话文的形成过程中，由于与我们长期积淀的文化结构不符，难以在固有的文化语境中寻觅到位置，有多少曾经时髦的新语汇遭到废弃。所谓的“新”很快便成了过眼烟云。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大至国家的风云变幻、小至一个语汇的存留，无不要经过大浪淘沙般的严格汰选。
然而，就在这无情的汰选中，随机与偶然的因素实在不小，以至后人读史的时候，常发出如果当时怎样怎样就好了的感喟。在这里，语汇存留的汰选相对而言倒更具规律性一些。不管是什么新语汇，都须与整个社会所积淀的文化语境相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一个语词可以映出历史的沧桑与际会，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在这“花”与“沙”的世界里现出的是大社会与大宇宙的变幻。禅的玄机也就蕴藏其中。轻轻撩开禅的面纱，“花”与“沙”的美丽也就呈现出来。所谓妙悟人生，是从一粒“沙”、一朵“花”乃至一个语词开始的。相对于大宇宙，人生只是一粒微小的沙子，就是这粒沙子给予了你生命的乐趣与感受的无限。蚁群被人类践踏在脚下，然而对蚁群来说，人类只是陌生而巨大的怪物，它们仍匆忙地寻觅食物、秩序井然地享受大自然赋予它的生命。自然赋予每个物种的是不同的形态与生存方式，然而大自然却给予了他们共同的生命。生命的价值应当是等同的，在每一个物种之间如此，在每一个物种的内部也如此。这是佛的世界。佛坐在莲花宝座上，每一个唱莲花落的子弟都是佛脚下的芸芸众生。佛说，众生需要普度。众生说，我们活着，这就很好。这就是人与佛的距离。远离佛而成为人，欲望着、痛苦着也渴仰着，这就是凡俗的人生。成为众生的一分子，众生也就雀跃着为你欢呼。然而，就如每个语词是特定的存在一样，生命独异，没有两个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生命个体。成为众生而不受拘于众生，这才是真的享受生命。（原载《文艺报》1996年7月5日。）
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由于有了20多年的改革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积累，正朝着富裕的道路迈进，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大小商场商品琳琅满目，人们的吃穿住用已不再是物质匮乏时代的能吃能穿就行，而向着更高的品牌需求、审美需求发展。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小轿车正逐渐取代自行车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人们的娱乐、休闲要求也越来越高，各旅游景点人满为患，度假村、迪厅、酒吧大行其道，各种光碟、CD、录影带早已成了许多家庭的必备品。而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媒体文化、数字文化的发达，报刊林立、互联网络盛行，电子通信业也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光手机短信每年就给通信公司带来数以亿计的产值。于是，人们惊呼，一个后现代的消费社会正在形成。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文学也在发生与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为适应消费社会的要求，文学正走出传统的角色，形成新的特质。
首先，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淡出，文学将逐渐摆脱政治的束缚，越来越回归文学本身，五六十年代，文学曾作为政治斗争的特殊工具而被抬得很高，文学过多地承担了文学以外的任务，以至于文学越来越不像文学。当然，伴着文学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泛滥，文学也成为社会公众注目的焦点，一时成为拨弄社会风潮的领军。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从政治的文学、社会的文学、责任与工具的文学回到艺术的文学、形式的文学、探索与先锋的文学；而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至今，随着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文学也显露出它的休闲娱乐性能，休闲文学、大众文学兴起，文学的意识形态工具角色正在淡化。文学开始成为娱乐的休闲品，先前的社会政治旋涡中的弄潮儿变成了消费社会的娱乐小品，文学由是边缘化了。这里的边缘化，并不是指文学离开社会孤立地存在，而是指社会中心变了，文学的角色也在变，边缘化意味着文学已成为意识形态的边缘，逐渐变成进入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
其次，进入消费市场的文学，将越来越显露出商品性。文学可以为作家赚来养家糊口的钱，也可以成为出版商赢利的工具，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商品的文学有卖点，被消费者购买的文学才能成为商品。所以作家写作时必须考虑购买者的需要，考虑他们的阅读趣味。文学将越来越迎合大众的需要走向通俗，文学的深度模式将被打破。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创作虽还不能被称为是通俗文学，但越来越具有通俗性。这意味着文学将从高居于社会顶端的象牙塔中走出，成为大众的日常消费品。购买文学作品与购买时装、汽车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文学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已在消费者的购买过程中消失，它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只有被购买消费了才能产生价值。而且，越来越多的作家将摆脱体制的束缚，进入市场规则，成为市场化的写手，而不必再承担一些空泛的所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