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在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问题的热烈讨论，涉及台湾新文学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至今仍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岁月流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史料或被尘封或被扭曲。近年，台湾一些思想界、文学界的人士多方努力，重新发掘了这场论争的珍贵史料，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的41篇论文以及相关的9篇文章，已由陈映真、曾健民辑集为《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于1999年9月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台湾文学的热心研究家还寻找到了当年论争的见证人孙达人、田野、萧荻、王业玮、周青、朱实、谢旭、方生，并将他们请到了会场，为研讨会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动史料。
对历史事实的回顾，一些见证人对史料的补充，对前辈作家、学者的怀念，构成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会的研究者及见证人在回顾论争的过程时指出，在台湾“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不久，白色恐怖笼罩岛内之时，刚刚创办不久的《桥》副刊在歌雷的主持下，不顾多家报纸被当局查封，多位报人、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的危险局势，以蔑视强权、追求文学真谛、迫切希望融入祖国文学的热情，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展开了这场劫后重生的文学重建运动。对文学前辈们的胆识与勇气，与会者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尤其对杨逵这位台湾新文学界的巨人在台湾光复后的文化活动以及在论争中的核心作用进行了追念。杨逵的《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一文，实际上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强调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并明确地规定台湾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极力呼吁台湾省内外作家要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主张并坚持台湾新文学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自台湾的青年学者蓝博洲及生活在大陆的论争见证人方生等人还报告了杨逵关怀当时在台湾岛内影响甚大的麦浪歌咏队的情况。台湾的清华大学博士生徐秀慧对光复初期杨逵的文化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
研讨会上，与会者还分析了论争发生的时代背景。台湾学者曾健民提交的论文《在风雨飘摇中绽开的文学花苞——“台湾新文学论议”的思想和时代》，在分析了论争的思想来源及其时代过程后，还梳理了论争在当年遭到的恐吓及白色恐怖时期遭封杀及近年“台独”分子对论争事实进行歪曲的过程，使人们更接近了历史真实。台湾学者李瑞腾的《（桥）上论争的前奏》则介绍了何欣主编《新生报·文艺》后的一些情况，为研讨这场论争提供了部分背景资料。
论争的特点、论争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也是此次讨论的重点。大陆学者刘登翰所作的报告《历史的警示》认为，这场论争的大部分论者都是从当时台湾文学发展的紧迫现状提出问题，并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另外，论争的主题是关于文学的建设，但对许多重要论题的阐释，却是从社会矛盾和社会形态的分析人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使这场讨论得以深入、并具有重要认识价值的根本原因。对这场论争的文学史意义，与会者都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修补了台湾文学史的一大空白，能够让将来的台湾文学史更加完整。对其历史价值与意义，大陆学者陈辽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又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二是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但承认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三是反对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学，但是坚持把日本统治者与日本进步文化人士严格区别开。
另外，陈映真的《范泉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朱双一的《欧坦生、（文艺春秋）和光复后台湾文学的若干问题》、吕正惠的《发现欧坦生——战后初期台湾文学的一个侧面》等论文则从不同角度对论争作了专题研究，施淑的《台湾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再出发——新生报（桥）副刊的文艺论争（1947-1949）》、曾庆元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应用的问题》、陈建忠的《发现台湾：日据到战后初期台湾文学史建构的历史语境》从理论上阐述了论争所涉问题。涉及文学理论问题的还有曾庆瑞的《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文章着重从大陆与台湾新文坛的交流与影响的角度，评析了当年论争中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他指出，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新写实主义如何在台湾新文学界传播、生根和成长、发展，如何影响着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一起在创作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整个文学事业更好地为大多数人服务，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问题。赵遐秋的《从“文学大众化”到“人民的文学”》则论析了关涉论争路线、方向性问题的“人民的文学”问题。论争的开篇作者欧阳明说将“人民的文学”规范为新台湾文学的路线和方向，作为建设台湾新文学的纲领，“是有着新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赵遐秋认同了这一观点，并指出，欧阳明的这一看法固然是非常明显地受到了30年代、40年代大陆新文学发展的影响，却也是台湾岛上新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其精神必当延续到今天，延伸到未来。很多学者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及观点。
研讨会气氛热烈，既有历史的回顾，又有现实的讨论和史料的探讨。与会者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开会，有泪有歌。在学术上，不论来自中国内地，还是台湾、日本、美国的学者都怀着平等之心交流切磋，时常争论迭起，在对论争达成共识的同时也形成一些不同看法，比如对台湾引入大陆左翼文艺主张中的某些论点的得失、对这场论争的历史背景资料的分析等。大陆资深评论家李子云在总结发言中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场接续“五四”文学传统而进行的战争，又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两岸作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并肩作战、相互交融、不分彼此，我们很难从他们当年的文章分出谁是本省人、谁是外省人。而在这场论争中提出的理论主张甚至所用的语言，则和大陆30年代左翼文学主张不仅相通，而且惊人的一致。这些资料都非常有说服力地又一次证明，大陆和台湾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当年那些学者异口同声所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
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江苏省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苏州大学承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主持了开幕式，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志法、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赵本夫等出席了开幕式。（原载《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
中国文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活的传统
——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徐州召开
2001年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辰120周年，也是他逝世65周年。4月26日至27日，中国鲁迅研究学会、江苏省鲁迅研究学会、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南京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拉开了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活动的序幕。这也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界的第一次重大会议，新的研究视点和富于争议性的论点给会议增添了不少自由热烈的气氛。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林非指出，对鲁迅的研究纪念应该在本世纪得以发扬。鲁迅是一个极深刻的人，怎样学习他的深刻性，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课题。鲁迅从上个世纪初便开始探讨怎样使中国人的人性与个性自由得以发扬，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他的一生都在关心普通的民众，这对我们文化人是有启迪作用的。如果我们民族的每个人的人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起的作用将是不可限量的。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会长包忠文提出，我们当前文化艺术有低俗化的倾向，这些现象与鲁迅当年坚持的文化方向可作比较。鲁迅研究重视学理化研究是对的，但如果忽视对现实的观照就没有了根基。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也对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21世纪的鲁迅研究进行了思考，他指出，鲁迅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文化宝藏，它是千百年来中外最优秀文化传统融合汇粹的结果，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新文学传统的开端和渊薮。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可供人们不断认识和阅读的开放性的传统。走近鲁迅，认识鲁迅，研究和诠释鲁迅的作品，将是一个长期的永远未完成的运动过程。在当今，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加强民族素质和精神改造与建设，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已经更加严峻地进入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充满忧患的思考。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中，除了学术自身的发展突破以外，更需要有一种为改造和提高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的现实的迫切感。老诗人兼学者吴奔星在提交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对当前一些反鲁迅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从这些现象中“看不出一点可以动摇毛泽东对鲁迅的‘三个伟大’以及‘民族魂’的经典性评价，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对鲁迅生平及其人品和文品的一无所知，徒然传为当代文坛的幼稚可笑的奇谈怪论而已。回想‘文革’时期的神化鲁迅和世纪之交的丑化鲁迅，很像一对孪生兄弟，生性不同，而令人可笑则相同”。
研讨会上，徐瑞岳就鲁迅是20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不朽遗产、江锡铨就鲁迅与七月诗派的关系、朱晓进就鲁迅与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化倾向、杨洪承就新时期的鲁迅文化研究、刘祥安就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汤哲生就鲁迅和金庸、陈梦熊对鲁迅研究的回顾、徐德明就《阿Q正传。序》与历史叙事的对话及文本间性、刘俊的《狂人日记》新论、陈子平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应对策略、王世家对鲁迅的评价的看法、朱寿桐的关于鲁迅的苛刻与梁实秋的宽容、宋剑华就鲁迅研究中的主观性问题、闵杭生就对鲁迅的误读与妄评问题，都做了观点各异、新鲜生动的发言，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鲁迅研究的新进展。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陈漱瑜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一切开端的开端，是中国新文学的天才创造者、出色的现代白话文的创造者。他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是新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开拓者。鲁迅是立足于现实的，正是他洞察现实的穿透力，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现实，超越了时空而具有永恒性。鲁迅是为现实而创作的，但由于他把创作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创作中融进了自己的血和泪，因而他的作品又成为他生命的延续，而不会跟他的肉体同时朽蚀。当前，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鲁迅，鲁迅都是一个绕不开、推不倒的存在，是一块踢起来反而会伤自己筋骨的老石头。由于鲁迅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载体、先进文化的代表、先进文化的标志，因而他同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使他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人类。学术是有承传的，鲁迅学也有承传。鲁迅的文化传统不是罗布泊中的楼兰古城，仅仅记录着往日的辉煌，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文化长河，形成了中国文学、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活的传统。（原载《文艺报》2001年5月15日。）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文学创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研讨会在穗举行
在全国人民迎接建党8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对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建党理论的学习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借正在全国深入开展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东风，为了在文学创作领域自觉贯彻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文艺报》社与广东省作家协会在全国文学界率先召开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讨会。6月21日，来自北京、天津、湖北、江苏、广东的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60余人，齐集新落成的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大厦，深入探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并就这一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进行了理论上的延伸与拓展研讨。会议碰撞出许多精彩的思想火花，对文学界如何学习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本报总编辑金坚范，广东省作协主席陈国凯，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蔡运桂联合主持，与会的代表踊跃发言，气氛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