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城南部、东南部数公里外的戈壁滩上，还分布有一处范围达90平方公里的古墓群，名叫踏实墓群，俗称四个墩子，又叫吐火洛墓群，这是迄今发现的河西走廊乃至甘肃省内规模较大的古墓群之一。据李宏伟、张淳二位先生撰写的《安西胜迹》一书介绍，初步估计该墓群有大小墓葬400余座，其中有茔圈的墓9座。1990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一号大墓进行了发掘。
一号大墓地面遗迹由墓域（茔圈）、神道、封土堆、祭祀台等部分组成，并有后葬小墓。茔圈为正方形，每边长123米，取就地砂石堆成，北边偏西处开门，门宽18米，门两侧筑阙。“阙”为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门前所建的高台状建筑物，通常左右各建一座，台上往往置有楼观，以两阙之间有空缺，故而叫作阙或双阙；有的用石块雕成，有的为土筑，作为记录官爵、功绩或装饰之用。一号大墓共有墓阙4座，即所谓的四个墩子，除茔圈门前的两座外，神道两端还有两座，均为夯土筑成，底基长、宽各约5米许，残高最高者达6．1米。神道南北向延伸，两侧用沙石平行堆积而成，总长234．2米。封土堆亦以就地砂石堆成，呈正四棱台体，底脚每边长约22米，残高4．5米。祭祀台位于墓北25．2米，亦砂砾堆成，方形台体，底脚边长约7米，残高0．65米，台上依稀可见烧土痕迹，依此推断当作祭祀之用。
大墓东北角10米许，又有5座平行的小墓，似为同一家族的后葬墓。
大墓墓门用白色花岗岩制成，有门楣、两侧立柱、两面门扇和门槛。墓室可分为前室、后室、南北耳室、前后甬道几部分，全长11．32米，通高3．14米。室内地面有3层垫层，从上而下分别为石板层、沙砾层和灰炭层。前后两室计有棺木4具，皆有棺床。墓内随葬品盗毁严重，几乎没有留下一件完整的器物，从少数残留碎片来看有陶罐、漆器、木器、丝织品、钱币等。根据该墓形制、结构和遗物判断，似为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无疑是当年踏实破城子中具有相当地位的官员。
我曾撰文认为，踏实破城子为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唐代改置为悬泉府，五代宋初归义军时则置为悬泉镇，宋代以后废弃。
该城位处榆林河下游绿洲西部，汉时这块绿洲的面积较今为大，其地平衍沃腴，地表地下径流均很丰沛，具有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而优越的农业基础向来就为我国古代城市选址布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汉代广至县城的兴起和发展正是有赖于榆林河绿洲这一地理基础。
广至县城又地当丝绸之路东西交通大道。当时这一段的丝路大道与今天国道公路的走线并不相同。今国道312线西出酒泉后，经嘉峪关、玉门镇、桥湾等地，沿疏勒河北岸的黑戈壁西行，直到安西县城；再由安西县城沿国道313线西至敦煌。汉晋时期此段丝路大道的走线则远在今日国道之南，选择靠近水源之处而往，由酒泉西出后，经玉门县（今玉门赤金镇）、冥安县（唐瓜州，今锁阳城）、广至县，翻越截山子，直抵宜禾县（今六工破城），然后沿截山子以北抵达敦煌。唐代该段道路的走法也与此大体相同。踏实破城子恰处在该条丝路古道上，其东南距锁阳城27公里，西北越截山子达六工破城28公里（均为鸟道），向南沿榆林河谷又可抵达榆林石窟以至青海高原，可谓位置显要。
唐代敦煌曾置有3所军府，悬泉府即为其一。该府之名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见。敦煌有一份开元十四年（726年）的“马社”文书，提到“悬泉府主帅”、“悬泉府校尉”以及该府“府史”、“兵曹”等职官，并记其下设“五团”、可出兵“千人”，府中还设有“马社”。马社是唐代在有关军事机构中为补充马匹而设立的、官营的民间互助团体，一般每50人结成一社，每当有马匹死亡，社人共同捐资补充，以至“马永无缺”。开元年问沙州的一份会计历上，还有“悬泉府别将”的记载。近年考古工作者于踏实破城子南约百余公里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大黑沟发现的一处崖壁石刻上，也记有“悬泉府主帅”等字样。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的一份武则天时期配置兵员的文书中，记载有敦煌豆卢军的兵员也要“散配空谷、悬泉”。
依据《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唐代的军府（折冲府）可分为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悬泉府可出兵“千人”，起码也是一所中府。从上可见悬泉府为当时瓜沙地区一处机构齐备、兵员众多的要府，该府置于今踏实破城子这一位置显要之地，其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踏实破城子残存的至今仍甚为高挺坚实的墙垣、马面、墩台、瓮城、龙尾等，正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反映。
悬泉府还是当时的一处交通重地。吐鲁番509号墓出土的一份唐开元二十一年（732年）瓜州州府颁发给西州（今吐鲁番）百姓石染典的“过所”（类似于通行证）上记载，石染典由瓜州西行，途经悬泉、常乐（今六工破城）、苦水（今甜涝坝古城）、盐池（今大疙瘩梁古城）等地，一路西去。过所上留有“悬泉守捉官”、“常乐守捉官”、“苦水守捉押官”、“盐池戍守捉押官”等勘验过所、向西放行的记录。可知悬泉府不仅居于交通要道，而且并置守捉官，还负有对往来人员签押勘验过所之责。1965年莫高窟出土的一份唐天宝七载（748年）敦煌郡颁发给某人的过所上也记载，某人由敦煌东行，途经东亭（即盐池）、苦水、常乐、悬泉，而达晋昌郡（瓜州），期间在悬泉府停留了二三日，由悬泉“守捉官镇将靳崇信”勘验放行。
到了五代，曹氏归义军政权又置有悬泉镇，为其所设六镇（后增为八镇）之一。悬泉镇应是由唐代悬泉府改置而来的，仍设于今踏实破城子。敦煌文书中有一份后唐天成三年（928年）悬泉镇遏使（头领）安进通给归义军节度使的上状，由状文见这时期的悬泉镇仍为一处军事要地，镇内仍驻守着一定数量的兵马，并有百姓，建有自己完整的一套军事机构，有自己的群牧，统辖若干烽铺，设有捉道人（又称把道人，专门负责把守道路要口）、踏白（负责查探、报告敌情）和游奕使（负责巡逻侦缉）等。所谓烽铺，按照唐代有关制度规定，每烽6人，其中5人为烽子，昼夜轮流观察动静，1人为烽帅，负责文书符牒。铺即马铺，一般情况下每30里设1铺，铺须置在要路山谷间，配有专门的马匹，凡“有事警急，烟尘入境，即奕驰报探”。悬泉镇即负有向瓜州以及邻近的常乐等地走报警讯、传递信息之责，这种报告须“逐月逐旬，不敢怠慢”，遇有重大敌情还须昼夜兼程向“上州”即沙州申报。
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一份悬泉镇遏使曹子盈的状文，称该镇的职责在于“扞虏宁边”，即镇守地方，防御敌寇入侵，保卫边境安宁。榆林窟窟壁供养人题名结衔中，亦多见“悬泉镇”之名。
8．大方盘城
大方盘城位于敦煌北境汉长城线上，东南距敦煌市城约70公里，西距小方盘城11公里许。该城坐落在疏勒河南岸不远的一处洼地上，城西约50米处有一爿明镜般的湖泊，绿水如茵，清波荡漾，岸边长满芦苇、红柳、甘草、芨芨，城东面是沼泽滩地；城北汉长城遗址逶迤穿过，城南敦煌至玉门关的古道遗迹犹存，伸向远方；城东南坡地上残存汉代烽燧一座。
大方盘城建在高出湖滩3米许的自然土台上，平面大体呈正方形，四面墙垣都已倒塌，仅见断续颓基。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155米。城内北部有一处高约1米的台地，台上建有一座大型仓房，仓房东西长达132米，南北宽仅17米，粘土夯筑而成。中间筑有两道隔墙，将仓房间隔成三大间，每间都向南面开设1门，共有3门。仓顶早已塌落无存，四面墙壁除北垣较完整外，余皆残缺不全，墙厚约1．5米，残高最高6．7米。南、北两面墙壁的上部和下部整齐地排列着两排三角形小洞，上三下五，间隔距离交错相等，很可能是仓房中用以通风的装置。仓房四外12米处又有围墙一圈，此道围墙为该城中的内围墙，亦已圮成土垄，仅北、东二面残迹明显。内围墙四角原各有墩台一座，西南角墩尚存，残高6米许，其余三墩仅余废址。
城内西北隅和仓房中厅西北角出土汉简40余枚，约半数为素简（无字简）。城外东北面50余米处有一座小土丘，土丘高近10米，上筑一间半地穴式的小屋，屋内也发现了汉简。
1907年5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这里发掘，他根据大方盘城内建筑遗迹特点，推断其应为汉代存放粮食、衣物等军需物资的仓库遗址。他写道，这种遗构的用途起初很不明白，它有三间相连的大厅、坚厚的墙垣以及墙上开的孔穴，孔穴显然是作为流通空气之用；建筑的奇特使人猜了许久，以为这是用作长城线军队移动以及官员和政治使节取道碛路时供给物品的仓库，后来在围墙一角垃圾堆中得到许多中文木简，简上提及从敦煌绿洲往这里输送粮食以及储存的衣物等等，于是把这种猜想充分证实了。斯坦因继而认为，这座粮仓就是敦煌文书《敦煌录》上所记的河仓城。
1943年至1944年，向达先生来敦煌考察后，对斯坦因的这一说法给予肯定。同期来敦煌进行考古发掘的阎文儒先生，也赞同此说，他们还于大方盘城东南土丘东端坡下，掘出长方形石刻一块和五铢钱等物。石刻长约0．6米，宽0．3米，上有“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等文字，此处泰始为西晋武帝年号，即公元275年。阎先生认为此石刻应是建筑物落成时的纪念基石。由此可证经由河仓城、玉门关的丝路大道西晋时仍沿而无废，作为转运、存储粮食和其它军需物资仓库的河仓城晋时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或新建。
敦煌遗书中对于大方盘城有多处记载。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记，阿（河）仓城在州北242里，周回180步，其城颓毁，基址犹存。知当时该城已经废弃。唐代5尺为1步，180步合计900尺，大约合今3（10米。今天所见大方盘城中仓房的周长为298米，与唐之180步十分吻合。可见该城确为古河仓城。晚唐《敦煌录》记载，河仓城在沙州西北230里，为古代的军储仓库。五代后汉所写的《沙州城土镜》也对其有相似记载。
作为一座大型军储物资仓库，要求能够快捷方便、及时安全地给边塞前线供应粮食、辎重、装备等军需物品。大方盘城位处疏勒河南岸的湖沼地带，靠近水源，城址选择在一片较为隐蔽的洼地，这里恰好有一处高出地面的自然土台，仓城建在土台上，既可防潮防淹，又比较安全。该城还紧靠丝绸之路大道，离玉门都尉府（小方盘城）也较近，接近前线，能够起到快捷迅速地供给军需粮械的作用。城址位于玉门关内，为确保安全起见，还特意在仓城周围加设两道围墙，仓城之外12米处的内围墙四角又建了4个高大墩台，外围墙外又有烽燧遗址，以便于随时警戒，从而为仓储物资的安全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大方盘城西汉始建，西晋重修，作为边防军需物资的供给基地，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有学者认为，该城即是汉简上所记载的昌安仓。
9．石包城
石包城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包城乡政府西北3公里处，北距榆林窟28公里，东北距锁阳城遗址53公里，西北距敦煌市城120公里（鸟道），北距安西县城80公里（鸟道），西南距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县城90公里（鸟道）。
石包城地处榆林河上源山问盆地，即石包城盆地内。该盆地东西长约16公里，南北宽10公里许，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主要农牧业区域之一。城址巧妙地利用地形，坐落在盆地西部一座相对高度约50米的山岗上，海拔2247米，望上去真有“孤城上与白云齐”之感，其地势险峻，龙蟠虎踞，攻守兼备。从城上俯瞰，天阔地远，一览无垠，似乎地球变大了许多。城东不远，榆林河蜿蜒穿过草原，像一张绿茸茸的毛毯上缀以银线。城下，有一条宽约丈余的乡间土道，道旁浅溪潺缓，人家三五。城南，海拔5483米的大雪山主峰遥遥在望，银装素裹，直插天际，在蔚蓝色晴空的衬映下，显得分外妖娆。
该城向北不远有祁连山西段北麓支脉鹰咀山与鄂博山之间的隘口水峡口通道，向南约25公里为祁连主脉大雪山与野马山之间的龚岔口，由该口向南越龚岔达坂可通青海高原。石包城可谓古代瓜沙地区南部重要的军事堡垒和交通要地。
城址依小山岗地势而建，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145米，南北宽77米，墙垣取就地片麻岩、石灰岩垒砌，墙基宽3米至5米，至今仍甚为坚固，残高可达6米至9米。四角筑有方形角墩，四墙各筑马面一座，角墩和马面有后期补修的痕迹。补修时以三层土坯间夹一层草层砌筑，与原有石筑墙体区别明显。城周遗留护城壕遗迹，壕宽约20米，距城墙亦约20米，壕深1．5米至2米，壕沿用石块夹白刺砌成。
城内中部偏西有佛塔基址一处，长2．4米，宽1．5米，残高约1．8米，其上见散落的砖块、瓦块。城中残存屋宅遗迹20余处，屋墙亦用石块垒砌，残高0．5米至1米不等，屋内地面多遗留有木炭灰烬层，厚约0．4米至0．8米，表明曾经过人们较长时期的居住。
城门向南开设，门前约20米处向东又筑有一道短墙，短墙可与东南角墩相连，短墙前又有半圆形瓮城残迹。似如此复杂、几重设防的城门结构甚为罕见。站在这高大森严的城门下，大有一番“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感慨。
城门东侧不远，有夯土筑台一座，台高1米许。城后（北面）小山顶上被推平开出一块场地，场地大略方形，每边长约65米，场地边缘也用片麻岩垒砌，很可能当年被用来作为校场。城内地面散落灰陶片、夹砂红陶片、铜箭头等物，当地文物部门还曾采集到铁制宝剑。
石包城建于何代？是历史上的什么城？当地民间曾有不少传说和猜测。有的说该城为唐代大将薛仁贵征西时所筑，有的说为当年樊梨花所建，还有人猜测可能是8世纪中叶某位突厥可汗所修。传说毕竟是传说，猜测代替不了史实。从城中所出遗物来看，大都为汉至唐宋时期的东西，则该城应是这一时期的城址。由其所处地理位置判断，我认为石包城可能始筑于东汉，为当时对羌人作战的一处军事堡垒，它对于研究当时甘青边界民族交往的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到了唐宋时代，学术界则对其有一致看法，公认该城为唐和归义军时期所置的雍归镇城，为当时所置诸军镇中的一所。
归义军政权将该城作为敦煌的南大门，派驻重兵防守，并委任贵戚将帅驻镇。敦煌遗书《敦煌名族志》记载，以出身名门大族的阴琛“行瓜州雍归镇将”。当时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一些战事，即发生在该城。一件向瓜州报告敌情的文书中记，某年五月廿七日，东面有“贼”出来，共有18人，到了雍归镇下，杀死1人，又射杀马匹三两匹，然后往东而去；雍归镇下到处都是回鹘。可见该城当时的紧张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