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描述春秋时期历史的《左传》说，晋国大臣范宣子想除掉对手栾氏的大力士督戎，却找不到合适的人。一个名叫斐豹的奴隶愿意承担杀掉督戎的任务，但提出一个条件，他对范宣子说：“如果你烧掉我的红籍，我就去杀掉督戎。”范宣子大喜，说：“如果你真能杀了他，我不请求国君烧掉你的红籍的话，有太阳神作证。”
斐豹提到的“红籍”，当时也叫“丹书”。古代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被没入官府当奴隶的，要“丹书其籍”，即用红笔记载有关他的情况。唐代的孔颖达在解释“丹书”时说，北魏法律中凡因缘坐被配没为官府奴婢，专门从事工、乐等杂事者，都要用红纸登记，并以铅轴为卷。
把犯罪或被俘之人隶于官府，从事为官府服务的各种事务，包括手工制造、货物买卖以及声音器乐等，并设有专门的户籍和管理机构，同时也由官府供应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叫“工商食官”。工商食官之制，在殷商时期已有萌芽。当时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大都是被征服的异族成员，也有一部分是商族内部的下层自由民，通称“百工”。西周灭商后分配商族遗民时，有索氏（绳工）、长勺氏（酒器工）等，表明那时手工业者是世袭族居的。殷商时期商业的发展也较早，传说商代的祖先相土会制作“乘马”，王亥会制作“服牛”，都是能行走很远的交通工具、还有人认为殷商的“商”字，就是因为殷人多从事商业而来。但与手工业一样，起初从事商业的多是“外来民”，后来因为有利可图，本族人员才逐渐进入。西周和春秋时期，有“国人”与“野人”之别，国中除本族人口外，还安置一些被征服人口从事工商业活动，为本族人口服务。比如齐国在“国”中设立21乡，其中有6个是工商之乡。故后人说，那个时候的工商业者，都由官府管理，世代相袭，只为贵族服务，不是民间的自由职业者。在户口登记中，虽然工商也列在四民之中，但他们上不能入士，下不能当兵，处在四民之末。
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工商食官”之制开始被打破，但“重本抑末”、“重农抑工商”的统治思想已经形成。因此，秦汉以后的不少时期，都还程度不同地保留有“工商食官”的习惯。秦代曾把商人列为七种受责罚的人口之一。汉初的商贾有专门的“市籍”，入市籍的商贾社会地位很低。魏晋南北朝时，曾大量掳掠被征服人口，统称为“杂户”，其中相当一部分杂户的户籍隶于官府，这些人专门从事为官府和贵族服务的手工业和其他杂事。隋唐时期，也曾把前代犯罪没入官府之人分配给各个衙门，供传唤驱使，称为“杂户”；把各种从民间强制征配的手工业者，称为“工户”；把一些罪犯及其家属中擅长音乐歌舞的人口，编为“乐户”。其中工户的户籍由少府管理，乐户的户籍由太常寺管理，在州县没有户籍。各种工匠人户要定期轮番为官府服役，称“上番”，故又叫“番户”。
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模仿前代，建立匠户制。其来源大概有二：一是在战争中俘虏的工匠，以及被强迫从事手工业的其他俘户；二是从民间签发的手工工匠和非工匠的普通百姓。匠户必须在官府的手工业局院内服役，从事营造、纺织、军器、工艺品等各种手工业生产，由各局院直接管理，在户口登记中自成一类，并且要世代相袭，不能随意脱籍或更换门庭。
明承元制，也有匠户，并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轮班匠，户籍在各行省，每三年或一两年到京师服役三个月，轮流更替，属工部管辖，可免本户内其他科差；一种是住坐匠，户籍在京师，在当地服役，每月十天，属内府管理；一种是存留匠，即户籍在京师，并且在所辖府内服役。凡入工匠籍者，也要世代相袭。由于匠户社会地位太低，逃亡反抗时有发生。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正式废除匠籍，传统“食官”的匠户不复存在。
除了食官的工商外，历代都还有一些私营工商业者，而且越到后来，私营工商业者的队伍就越庞大。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营工商业者逐渐增多，经营范围和规模也在扩大。到战国时，各国普遍加强了对商贾的管理，并把商贾按户籍编制为伍，称为“市籍”。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拆毁过去各国在边境修筑的关塞堡垒，建立起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在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故秦国以后私营工商业要比先秦发达得多。特别是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工商业繁荣，城乡分野明显，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坊郭户”，即城市工商户，成为当时社会中与乡村户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户口类别。从事工商业的坊郭户，一般有自由营运权，官府按资产多少征收“营运钱”。元朝和明朝前期对工商业的限制再度加剧，私营工商业一度萎缩，坊郭户也销声匿迹。但到明朝中期以后直到清末，私营工商业再度繁荣兴盛；社会上出现与之相应的“商户”和“铺户”。通常把在外行走做买卖的称为“商户”，把在城镇中设店开铺的称为“铺户”。铺户大都有双重户籍，既在本地入籍，原来的户口类别不变，又在开店的地方编入排甲，形成事实上的铺户名籍。而从事铺户业务的，除普通百姓外，军人、贵族甚至皇族人口也混迹其中。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北京清理铺户，大兴县知县高世儒按籍审验，结果发现许多锦衣卫的官员也在其中。
无论是从属于官府的工商户，还是私营工商户，法律地位都不高。在“工商食官”时期，由于异族人口、被俘人口、罪没人口是工商的主体，其法定社会地位可想而知。就是半官半私或纯粹的私营工商户，其法定社会地位也不高。如秦汉时把商人列为受责罚的七种人口之一，同时明确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本人及其子孙不能入仕为官等等。这些歧视性规定，后代大都沿而不改。而在经济上，无论是宋代的坊郭户、元代的匠户，还是明代的铺户，负担都比较重。元代规定匠户一入籍，须终生从事指定的手工劳作，如果不肯入官府做工，就要“痛行断罪”。匠户服役时，每天很早入局，在监管人员的监督下工作，到很晚才能休息。官府配发给匠户及其家属的口粮并不够吃，常常挨饿。明代的铺户，除向国家缴纳交易税外，还要负担其他差役，其中充当“买办”，是最沉重的差役。当时所谓买办，就是给官府采买各种物品，买办的名目很多，但无论充当哪种买办，实际上都是官府对铺户的强制性掠夺，铺户视之如陷阱，一旦被派为“买办”，很可能会倾家荡产。
但是，法律规定、政治歧视，最终都不能抵挡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发达，工商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提升，是必然的趋势。因此，一方面，历代都有许多限制工商业、贬抑工商户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对工商业者的诸多限制不时被冲破。如汉代虽把商人列入受责罚的人口之中，但后来又允许商人用钱买官买爵，连坚决实行打击商人政策的汉武帝，也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当实权很大的盐铁官。故到文、景时期，晁错就大喊，“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了！”唐宋以后，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攀升。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新思想的出现，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观念受到冲击，工商业再度繁荣，大量官僚经商，官商一体，形成绅商阶层，以致当时有“古者士之士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