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曾在他的作品中说道：“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中，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事件，因燕太子丹和荆轲为了国家和理想而努力奋斗甚至不惜献身的精神，显示着人们对于自身生存权的追求而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荆轲这个人物也因其蕴含的悲剧意识而不断为世人进行再塑造、欣赏、解读和评价，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开始，继而被载入《战国策》《史通》《十六国春秋》等史册。汉魏以降，荆轲形象也不断受到文人的关注、探索和再创作，频频出现在《燕丹子》《烈士传》《金缕子》《东周列国志》等小说故事以及诗文曲赋、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尤其在侠义小说和咏侠诗中占有重要位置。从汉魏至明，与荆轲形象有关的文人诗词有八十余首，其中，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等直接以荆轲为题的诗词作品有二十余首。此外还有元代刘因的《吊荆轲文》、明代文洪的《易水吊荆轲赋》等长文。在清代，荆轲形象则多在戏剧中出现，这一时期以荆轲为原型的戏剧主要有茅维的《秦廷筑》、徐沁的《易水歌》、程琦的《荆轲记》以及作者不详的《督亢图》等。直到今天，荆轲形象仍高频率地活跃在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中。
这些对荆轲形象的再创造和理解，构成了一部荆轲形象接受史。然而由于人们对荆轲始终怀着同情和崇敬的心情，偏重于审美理解和情感把握，并融入再创造的因素，使得荆轲形象渐渐脱离了历史范畴，同时对于《史记·刺客列传》文本解读的时候也都倾向于把荆轲侠客的形象完美化，结果最终把荆轲本人及其生平的故事变成了纯文学的接受。后代的诸多诗人就把荆轲视为反抗暴虐、扶危济困的英雄来歌颂，如陶渊明《咏荆轲》曾赞美其“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元代诗人善住《谷响集》中的《荆轲》：“壮气干牛斗，孤怀凛雪霜。只知酬太子，不道负田光。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千金求匕首，身后竟茫茫。”
荆轲刺秦王未遂的历史事件，千百年来都为文人们深感遗憾，无数的诗词文赋都是以暴君来形容秦王，而肯定荆轲的英雄行为和侠义精神。虽然荆轲这个历史人物在人们的心中一直是一位带着悲壮色彩的机智勇敢、深沉刚毅、勇于牺牲的侠士，但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和文学家历来对他褒贬不一。对荆轲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北宋苏洵恭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更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肯定荆轲的人则更多，首位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云：“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现代人对于荆轲的评价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代著名学者韩兆琦认为：“荆轲是一个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勇士，他刺秦王的义举来自他对强秦的国仇家恨，也是他争取自己生存权的最后一搏。他与燕国不沾亲带故，如果说燕太子丹要刺杀嬴政有其报私仇的成分，那么，荆轲的目的则更是出于为救六国人民的侠义之心。”史学家张大可更是以“反暴”一词来诠释荆轲的行为。“太子丹开始并没有重用荆轲，甚至后来让他去刺秦王，也没有完全理解和信任他，”韩兆琦解释说，“所以，荆轲并非要‘为知己者死’，他的行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义气，而在于他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抗暴之心。”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情感把握表现出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良好的情感愿望，但是这往往容易忽略人物形象及行为特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不合理性和荒诞性，荆轲的历史形象其实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特征，他并不属于一个尽善尽美的像后代历史小说中塑造的关羽、赵云等英雄式的人物。但是荆轲这个人物，尽管他的行动失败了，尽管他自身存在着许多争议，他本身在历史上的悲剧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而磨灭，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他命运的同情和纪念。
荆轲刺秦王为什么会失败呢？从战国历史中政治成败的角度去审视这个历史事件时，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荆轲充当的角色是历史的拦车人，荆轲一个人的失败正昭示这一个时代的即将完结。燕太子丹和荆轲企图杀死秦王来扭转宗国的命运和时代的局势，但是此刻天下统一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华夏大地经过了几百年的分裂与混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巩固与完善，必然迫使政治局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诸侯割据的局面迟早要以大一统的国家的面貌而告终。退一步讲，即使刺秦王的行动成功了，秦王归还了六国的土地或是秦王死掉了，秦国迟早还要卷土重来的，但是做秦始皇的人不一定是嬴政，或许是比嬴政更加有才略、更加暴虐的另一个秦王，六国被灭只是时间问题。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荆轲刺秦王的做法和想法达到的目的很类似于孟子所说的“携泰山以超北海”，胳膊底下夹着泰山并且想要越过北海，这是作为一个常人凭个人能力无法实现的空想奇谈，到头来只是徒劳一场，而且代价高昂。
古罗马学者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曾把庄严而伟大的思想作为崇高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和首要条件：“一个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没有明说出来，也会单凭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叹服。”春秋战国时代虽没有这种审美标准的界定，但对君子的作风气度也曾有过某种约定俗成的认同。如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们在社交场合颇有风度地征引《诗经》中的诗句被视为有君子之风。孟子也为君子的本性作了说明：“君子所性，仁义理智根于心。”可见，对君子之风的认定是与中国诗歌传统中“温柔敦厚”的思想及其审美意识一脉相通的。荆轲作为士文化阶层的一名代表，他当然具有这种君子之风，而且历史选中他做一名刺客去挽救诸侯国的命运也绝非偶然。荆轲正是从一位士君子的角度以天下为己任，寻求实现人生价值之路，同时在君子的道德和“义”的趋势下舍身赴命。但是他确是一位不完美的君子，虽然在人生态度上是崇高的，但是，太子丹“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司马迁对于荆轲在物质上的贪恋直言不讳，这显然既不符合崇高标准，又与当时的“君子”规范相悖。“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一方面暴露了荆轲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庸人思想；另一方面又很容易使人将其与后来的极端利己主义联系起来，极端的利己主义来源于荆轲的刺客身份，极端个人主义以一己之好恶来断定是非，并且盲目的知恩图报，这些都在刺客们的身上反映出来，荆轲当然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这是君子之义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并不为我们所提倡。再次，很多人往往把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原因归结为燕太子的狭隘和短视。从太子丹的言语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一方面为了自己被嬴政欺辱而想要报仇，不顾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收留一位流亡的将军，不肯听从正确的建议去解决面临的灾难，只是一味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结果不但把荆轲等送上了不归之路，还失掉了可以苟延残喘的时间。燕太子在用人上也时常会反映出对人才的怀疑。如荆轲推迟动身日期“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太子还有不善用人的一面，荆轲的副手秦舞阳的选定是很失败的，这个秦舞阳虽然13岁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平时别人都不敢正眼看他，但是在秦王群臣的威严之下，却吓得惊慌失措，由此可见他只是一般的市井之徒。然而荆轲对于主人这样的不足之处也没有很好的处理，在面对燕太子的怀疑时，竟然负气上路，而且也并没有坚决等到自己的朋友，而是带着一个并不满意的助手。基于这些，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不完美的君子。
荆轲在刺秦王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能力问题，人们不仅要为他那把浸了毒药的匕首没有碰到秦王所痛惜，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他学艺不精造成的。如陶渊明的诗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陈成军根据《战国策·燕策》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荆轲根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也只是说荆轲“荆卿好读书击剑”，与当时的著名剑客谈论剑术，但是并没有描述他自己有多么高超的剑术。至于他在刺秦王之前是否操过杀人的营生，历史上也是毫无记载的。而且，当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荆轲对于动身还是一拖再拖，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武功没有把握完成刺杀行动，他在等待一个真正的武士，一个真正的刺客来协助他甚至是代替他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可是由于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这位神秘的朋友却迟迟没有出现，在太子的催促下荆轲只好带着这个在市井中杀过人的小角色秦舞阳上路，在秦王的大殿里，这个秦舞阳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吓得变了色，荆轲只好自己来扮演这个刺杀的行动者。事实上，从荆轲一生的行迹和举动来看，刺客之外他还有一个纵横家的身份，而且他本身所具有的纵横家的色彩还要浓于刺客的身份。纵横家也属于士阶层，前面已经讲到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特殊文化现象——百家争鸣，在这个过程中，儒、法、墨、道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相互辩论，其中有一派便是纵横家。纵横家是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荆轲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可以说他是个侠士，但不是一个武夫。所以刺秦王的计划他应该是一个领导者，而刺杀秦王的工作不应该由他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