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走在政策的前面，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万一政策有所变化怎么办？
温州人：如果你经常关注了解政策的动向，就能够及时抓住政策的变化，走在政策的前面。
政策是市场的导向，在国家政策的变化当中，往往蕴藏着机遇。
1978年以后，苍南钱库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鉴于这种情况，1984年，在苍南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当工人的青年人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经过市场调查，他确信办钱庄能弥补信用社的不足之处。同年9月29日，他挂出了“方兴钱庄”的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
对于钱庄开办的原因，方培林大致讲了两点：一是他对于时事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那时在医院收发室工作的方培林，经常趁工作之余，浏览报纸，他敏锐地意识到那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必将对中国经济体制会有重大影响。此时他恰巧又看到了《温州日报》上刊载的那篇《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的文章，这可以视为创办私人钱庄的主观原因。
此外，方兴钱庄的创办还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那时方培林所在的钱库已成为温州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那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市区；瑞安、平阳、闽北等广大地区。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使得民间借贷在钱库这个商业重镇变得异常活跃。钱库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大量存在，生活于这样的大、小环境之中，不安于当个小医院收发员的方培林自然就动起了办钱庄的心思。
钱庄的运营也得到了当地县、市领导的大力支持。钱庄开业不久曾因合法性问题而一度停业。这时，方培林就给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写信，反映县工商局和县人民银行不给办执照的问题。董朝才对对方的行为给予了大力支持。对此，方培林回忆说，现在想起来这些领导真了不起！在国家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温州“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这是要担很大政治风险的。
1995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担保法》之后，方培林又开始蠢蠢欲动，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他终于于2000年在温州创办了第一家担保公司（现为温州方兴担保公司），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对银行而言，由于有房地产抵押和存单质押，所有的过程都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风险都是被覆盖的。对存单持有人而言，他为借款人质押，有一定的付出，因此他也获得一定的回报（银行之外的利息收入）。对于担保公司而言，牵线搭桥，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因此也获得了佣金。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是金融业的一个创新之举。金融界的有关人士对此很是欣赏，认为这种做法将闲置的不动产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促进社会资金的活跃。
方培林的钱庄能应时而生，就在于他抓住了政策变化发展。类似因时因地制宜，紧跟政策步伐的成功故事，在温州比比可见。
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说过：“现阶段我国处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一个敏感的企业家就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历史性的机遇。有时候，其实政府的一句话就已经告诉你怎样可以跟上形势的发展，你错过了也就错过了。”
温州一家报纸曾专门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91%的温州商人都关心政治，60%的经营者“因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者更有信心做某项生意或投资”。
聪明敏感的温州人把他们的商业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大到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小到一个乡镇芝麻官的去留，都是他们关注的范围。至于国家鼓励什么，限制什么，那更是温州人在商场上深谙于心的制胜法宝。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企业发展的思路，也关系到投资风险和市场策略。
张文荣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从小他就受到温州人的“男孩从小要有经济自立的意识”思想的熏陶。14岁的时候，张文荣在他人的指点下，在街边开始卖冰棍，正是这不起眼的冰棍生意，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17岁的时候，张文荣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商人。他凭着自己在商场上的实践经验和初生牛犊的闯劲，在市场中寻找着商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物资匮乏、信息不对称，精明的张文荣马上就发现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商机。
面对商机时，精明的张文荣往往不惜任何代价。有一次，由于日本生产厂家停止了供货，本田摩托车在温州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一辆车就涨一万多块。当时的张文荣正在黑龙江做生意，他发现黑龙江还有本田摩托车在卖，但是数量也不多了，只有五六辆。于是他把这五六辆摩托车全部买进。然后，张文荣拿着大量的现金在黑龙江马路上逛，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车他就拦，并原价买进。3个月后，张文荣在马路上购进的本田摩托车就有600多辆。然后，张文荣把这些旧车修整一新后卖到了温州，结果，平均每辆车赢利一万元。
21岁的张文荣已经是身价百万。这时，他的眼光放得更远了，他决定到上海去发展。1986年，他来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一切都被计划经济束缚着。一到上海，张文荣就发现废铜量大、价低，而且很少有人收购，而在温州，铜却是极其缺少的。张文荣一下子就找到了商机，于是做起了废铜生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经济环境的好转，张文荣的事业越做越大。
1988年，张文荣看准了城市发展对电缆需求的提高，选择了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从而成为上海小有名气的“电缆大王”。
1997年，他出资1000万兼并了国有企业——浦东电缆厂，拥有了自己的实业公司。现在张文荣的亚龙集团经营范围包括铜材、电缆、教育、医疗、绿化工程、房地产等，总资产超过6个亿。
天时、地利、人和，温州商人的精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掌握天时、地利的关键因素，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并且紧跟政策变化，将生意做得滴水不漏。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
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
过了两天，他们提着装有65万元巨款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
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两位温州人所看中的不是沿马路的门面，而是在浦东严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
可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
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将仓库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
这两位温州人就是陈氏兄弟，他们在这次投资中至少可以挣到两三百万。
温州人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只要政策一变，温州人马上就做出反应。
1979年，温州金乡的一位做小五金生意的叶老板看到“国内高考恢复”的消息，立即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发了一封封业务信到全国各大高校，希望为各大高校制作校徽，不久，叶老板真的收到了高校的订单。如今，温州金乡已经成为“纪念章之乡”。
1985年的一天，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下达了。郑秀康上午知道这个消息后，下午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于是，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如今的温州，市委机关报《温州日报》的销量是当地最好的主流媒体之一，大部分订户是个人，主要是民营企业主。
温州人在抢占商机方面非常迅速，他们总是能从一条看似平常的信息中嗅到商机。
比如，教育部要颁发教师证了，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邮电部要印特快专递信封，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香港回归要给警察换警徽，订单被温州人抢了；美国海陆空三军要在军服上做军徽，订单还是被温州人抢了……
正是这种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领先一步的胆识，使温州人在生意场上获得极大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