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我应邀到山东蓬莱参加笔会，会后我便回到了老家胶南市王台镇王家岛耳河村。它是山东省南部的一个不大的小村落，共700多户人家，我的祖辈就是长居此处的渔民，以下海和种地为生，走着渔农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二伯、大姑以及他们的部分儿女们仍在这个小村屯中生息繁衍。
十四年前，因父母工作调动，我在山东过了两年生活并在老家念了几个月小学，十四年后我又故地重游，访亲探友。今昔对比，故乡的巨大变化确实令我不胜感慨。十四年前，农村刚实行承包责任制不久，也正值农村改革向深入发展阶段。土地是农民的生命之源，虽然改革的春风已吹满大地，但因为它是初春之风，不免仍有料峭的寒意，在这片依然贫瘠的土地上，万物始才复苏，但远未达到繁荣的地步。农民住的是大土坯房，因年代久远而显得颓败残缺，有很多人家是祖孙三代住在一起，显得更窄小灰暗。那时，我二伯领着我大哥、大姐、二姐下田忙庄稼，我二娘便拉着古老的破风箱“吱呀、吱呀”的烧水、做饭、喂猪和拾掇家务。每年的家庭收入除了供养一家七口的生活，还要供我小哥、小姐念书，实在是入不敷出地勉强维持生计。那时的主食是苞米面饼子，很少时候才能吃到白面馍，菜类是地瓜、土豆、白菜、大葱等，时而也有些卖不出去剩下的海货，这是我大哥在农闲的时候下海打捞的。那时所谓丰盛的饭菜也不过是有白面做成的馍、饺子、烧饼等面食，再加上赶集买来的蔬菜，一壶老酒，半盏油灯，这便是逢年过节或烧香祭祖的时候才得以享受的“奢侈”。二伯常常教育他的儿女要懂得居家过日子的不易，要知道那时这样的生活在贫困的农村看来也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和文明了。听二伯讲，我爸小时候，由于成绩好考上了镇上的中学，来回就有几十里地。爸爸每周回家一趟，拿奶奶为他准备的一蒌野菜、粘地瓜面儿，作为一个星期的主食，爸爸回到家后还要跟着爷爷下一晚上的海，第二天便要拎着一兜主食登上返校的漫漫长路。
旧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捱过来了。今年我又带着昔日的旧印象，重返故乡，我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使我不能确信这还是我离别已久魂牵梦萦的故乡！
当我坐在新式依维柯豪华车上，驶在宽敞平整的高速公路上，回想当年爸爸用单轮小木车推着我走在通往村口的羊肠小路上，我同样的兴奋心情却反映在不同的情景中。到了村里我竟疑惑了，这是我梦中的故乡吗？原来的土坯低矮的茅草屋，全都翻盖成了一色的青墙红瓦高大的钢筋水泥结构房。我二伯家有五间大屋子，我小哥已结婚占了三间屋子，且屋里设备齐全，有彩电、冰箱、高保真音响、录放机等，装饰讲究，舒适方便。二伯一家都穿上了和城里人差不多的衣服，整天都能吃到白米白面，而且偌大的水泥地庭院里还囤积着很多的余粮。总之，他们在吃、穿、住方面较十几年前，已有了十分可观的变化，这在农村已是普遍的现象，不足为奇了。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展开和农村政策的灵活贯彻，农民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再守着那几亩田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积极想办法，增加经济来源和收入途径。听二伯和大哥介绍，村里有自发组织的长年基建队到青岛等临近城市打工干活，这些朴实的民工大多是成年健壮的男子，他们有的是力气和闯劲儿。至于家里的地，交给妇女和老人耕种就行了，因为农业科技和机械化作业已经相当普及，极大地减少了劳动量，乡亲们再也不必披星戴月扛把锄头在肩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下希望，等待收获。不过勤劳善良的人们并没有偷闲苟安，他们积极地搞副业，有的合伙下海（这里的“下海”是其本义并非商业用语），在集市中卖海物赚钱，能干的每天就收入过百元。我大哥与本村一个青年合伙在虾池区承包养虾，每人投入三万二千余元，虽然有不少的风险，但盈利的机会和数额也不少。他们很辛苦，但活得实在，有希望。
我还碰上一些小学时在这里的玩伴和同学，他们个个长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真是“农家儿女早当家”，他们大多已成家立业、为人父母。和他们相比，我这个学问挺大的学生倒显得文弱和寒酸了。我们一同回忆起当年一起上学的情景，那时每人都搬个大的板凳去上学，个个都脏兮兮，现在却衣装板整，风度不凡。听同学说，村里很重视娃子们上学，我去时还正值暑假，听说高考结束又送走了两个北大生。
村里的男女老少在午饭和晚饭后愿聚在一起乘凉、聊天，玉米地，老母猪，家长里短地聊得好不热闹。山东民风淳朴，邻里间互助互济、互相沟涌的老传统依然存在。远嫁外村的大姐、小姐经常回家探望我二伯、二娘，捎些菜和其它家用东西。我觉得，这里的人有种自然的伟大的人格，他们在做人和待人上显得诚朴而真挚，这对于患了冷漠症的都市人来说鞭长莫及。
我很感谢半个月来农村生活体验，使我对农村农民的生活前景有了更坚定的信心，希望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上，赫然写着小平同志的真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