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村人接替邵醉翁来到香港，面对满目狼藉的港厂旧址，他并没有像大哥一样被打击得灰心丧气。也许是因为没有亲自经历火灾惊心动魄的场面，这满地废墟没带给他触目惊心的惨痛，反倒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心要重振雄风，在香港再创出一番邵氏的雄图大业。
邵村人来港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换了“天一”的名字。邵村人终究是传统观念，“天一”连遭大火，他对此心有芥蒂。而“天一”的主要业务一直在南洋，所以他弃“天一港厂”的名称不用，改为“南洋影片公司”。
邵村人在公司一直负责财务，养成了严密、谨慎的性格。他提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口号，要求公司上下一律执行，力图以最小的投资收回最大的效益。事实上，在“节约成本”方面，邵醉翁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只是他没有制度化，较为随心所欲，有关片酬、加班费等等，他常凭一时兴致，一个人说了算。邵村人则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赏罚分明，按章办事，员工的奖惩从此有据可依，按照制度执行即可，使大家口服心服。邵村人还清理了公司账目，要求账目必须清楚，以做到“有账可查”。
“天一港厂”遭受重创，元气大伤。邵村人的这一系列举措，非常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很快，公司在邵村人的打理下，开始走上正常运行的轨道。
公司正常运行后，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制片，这是作为一家电影公司的核心业务。邵村人审时度势，决定遵循“天一”的一贯宗旨，仍然走通俗路线，拍商业片。
邵村人是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做出如此决定的。香港作为英殖民地，普通百姓对国内政治一向不感兴趣，是个纯粹的商业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商业片大受欢迎，很有市场。即使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内地抗战全面爆发，香港仍在歌舞升平。所以，“天一”那些表现才子佳人的古装片、稗史片，在上海的时候频频受到攻击，说他们格调低下，思想落后，在香港却如鱼得水。
筹备拍片，邵村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导演的人选。以前，邵醉翁本人就是导演，他深谙其中玄妙，拍商业片轻车熟路，本着他“短、平、快”的拍片原则，往往十几天就完成一部影片。如此既可占得市场先机，更能够节省成本。
当时“天一”元气未复，搞低成本制作非常重要。事实上，这也正是邵醉翁一贯的思路。邵醉翁对此自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历数中国电影30多年的发展历史，分析其中的经典影片，比较后认为，请大导演、名演员进行大制作，诚然容易创造票房奇迹，但很多时候，低成本的小制作，同样可以赢得票房。
眼下邵醉翁收山隐退，邵村人的当务之急，就是找一个新的导演。邵村人知道，导演的水平和拍摄速度，直接影响着拍片成本，进而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发展。他必须找一个和自己思路一致的高水平导演，才能带领公司迅速走出困境。
当时因时局不稳，内地多有动荡，许多文化人流落香港。邵村人慧眼独具，在这些人中，看中了来自上海的洪济。
洪济颇有家学。他的哥哥，乃当时电影界鼎鼎大名的洪深。洪深能编、能导、能演，堪称戏剧界的天才，曾被郭沫若誉为中国艺术界的“杰出之才”和“完人”。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手红牡丹》，即由洪深担任编剧。
洪济深受洪深的影响和熏陶，热衷导演电影，也是当时电影界名噪一时的人物，主要拍摄武侠、神怪片，在上海创办过金龙影片公司。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正当好年华，精力充沛，办事利落，从不拖拉。拍片节奏很快，很适合邵村人低成本、小制作的拍摄思路。
洪济当时刚从上海流落到香港，邵村人三顾茅庐，邀请他加盟南洋影片公司，洪济正生活无着，当即答应。
洪济的风格完全不同于洪深，而更像邵醉翁。他也是拍商业片出家，早在1927年就拍过《猪八戒大闹流沙河》。因此和邵村人的拍摄思路一拍即合，马上就能心领神会。邵村人对洪济也非常满意，越来越信任他，给他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洪济积极性越发高涨，全副精力投入，效率很高。几乎每十天半月就有新片出炉，制片周期缩短了，成本自然也降低了，大大提高了公司效益。邵村人和洪济可谓相得益彰，配合十分默契。一年时间内，洪济就拍摄了《卖油郎独占花魁》、《唐伯虎点秋香》等多部古装风月片，也为公司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洪济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南洋影片公司。据说是接到了家兄洪深的信，批评他国难当头之际，仍在一味风花雪月才子佳人。于是洪济向邵村人要求拍进步片，并向他作了票房保证。1937年4月17日，推出了他编导的抗日题材的《女中丈夫》。同年年底，另一部表现海外华侨回祖国抗日的进步片《回祖国去》公映。但在香港，除了一些进步人士叫好，普通市民反应平淡。而内地战火蔓延，拷贝根本不可能销往内地。洪济预期的票房没有实现，他抱怨香港人在国难之时依然麻木，主动向邵村人递了辞呈，离开了南洋影业公司。
当然，后来洪济并没有坚持下去。他在衣食无着之际，重新回到了商业片的老路，并成为香港票房最佳的导演，为各电影公司所争抢。此是后话。
洪济的离开，对南洋电影公司确是损失。好在南洋公司的老职员高梨痕不断有商业粤语片问世。而在洪济离开之初，邵村人又请大哥邵醉翁、三弟邵山客和六弟邵逸夫速来香港救急。邵醉翁虽当初发誓要淡出影坛，但还是带着自己在上海写就的剧本《毒玫瑰》赶到香港，拍摄这部带血腥的古装风月片，赚下了不俗的票房。之后的两三年，邵醉翁只好放弃他退出影坛的念头，在上海、香港两头跑，后来又为南洋公司编导了风月粤语片《破镜重圆》。
邵醉翁此番来香港，还约见了已经离开南洋公司的洪济，诚恳请他继续为公司拍片，大大地提高了片酬。于是洪济又为他们拍了古装风月片《粉状楼》，1938年底上映，所创票房几与当初“天一”最火爆的时候相仿，令邵村人喜不自禁。
在市场方面，南洋公司的影片从不发愁。除了在香港、上海等地发行，还源源不断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供邵山客、邵逸夫的院线和发行网络放映。如此香港公司不愁市场，南洋公司不愁片源。这种经营模式，令南洋公司迅速从火灾阴影里走了出来，很快恢复了元气。到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南洋影片公司已经重现当年“天一”雄风，称雄于香港粤语片领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