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派专人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平。
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期参加了著名的新疆伊犁起义，还在陕西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24年，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西安“双十二”事变中，他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幕后奔走，支持张、杨二将军。他很早就任过国民党甘肃和绥远省主席。抗战时期，他率部驻军榆林，赞同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良好的友邻关系，曾3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数次与邓长谈，彼此知情知心。眼下，邓宝珊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任陕绥边区总司令。平津战场吃紧之际，他常住绥远包头。
傅作义掂量再三，请邓宝珊作为他的代表第五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
接邓宝珊的专机降落在天坛公园的临时机场。傅作义亲自到机场迎接。
邓宝珊走下飞机。“宜生兄……”“总算把你盼来了！”两位将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汽车避开闹市，迂回开向中南海。淡蓝色的窗帘严严地拉着。
下车就开饭。傅作义想得周全，饭菜全是合邓宝珊口胃的：兰州拉面，葱爆羊肉，红烧牛排……邓宝珊不饮白酒，桌上便摆了一瓶“味美思”。坐陪的只有秘书长王克俊和参谋长李世杰。谁也没有想到从不喝酒的邓宝珊把“味美思”推到一边，要了一瓶“杏花村”。他抢先给每个人斟满了一杯，然后举杯，对傅作义说：“总座，借花献佛，先向你恭喜！”
傅作义大疑不解，长叹一声：“宝珊兄，此时此地，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邓宝珊：“要不是绥远连降大雪，封闭了陕坝机场，昨儿个我就赶来了。你若没有喜事，急电相召，该不是就为了品尝这桌酒菜吧？”
傅作义苦愁着脸：“也算喜事吧。按照民间风俗，结婚送葬都要请吹鼓手热闹一番。管它是‘红’还是‘白’，都是喜事。”说罢喝干了杯中酒。王克俊和李世杰轻轻叹息。
邓宝珊举酒干杯，然后说：“我这个从来不沾白酒的人，今天也喝了。为啥，心里有话要讲！”
接下来，他说话的口气显得很严肃：“宜生兄说到了送葬，为谁送葬呢？送葬是喜事，殉葬可就是悲剧了！依我之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到了此时此刻，正处在生死之际。你我弱冠从军，戎马半生，能够亲身送旧迎新，也算三生有幸！你说对不？”傅作义不语。一桌饭菜渐渐凉了。
邓宝珊：“老子有过训语：穷则变，变则通。眼下，你老兄和我邓某的路似乎都到了山穷水尽，可只要应变得法，也会柳暗花明。我邓宝珊积几十载之人生经验，总是坚信一条，人不能自己把自己往绝路上推。要求生，绝路也逢生嘛。”
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李世杰、王克俊先走一步，留下傅、邓二人。窗外的暮色已渐渐淹没了院里那些亭台殿阁。邓宝珊留意傅将军，但见他脸色憔悴，浓眉紧锁。沉默中，傅作义突然连打自己两个嘴巴。面对失控的傅作义，邓宝珊惊愕，手足无措。
傅作义流泪了。他掏出手绢，轻轻擦拭着。“……我，我名作义，却辜负了这个‘义’字啊！我对不起追随我多年的部下，对不起三十五军的弟兄……”
邓宝珊完全理解，但他还是打断了傅作义的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啊！宜生兄，我们如果不改弦更张会碰得头青面肿！”
傅作义猛击桌面：“我傅某也是条汉子！”
邓宝珊这会儿倒显得镇静自若，稳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炮台牌”香烟，说：“宜生兄，那么你到底是想谈还是想打？我看你的真心是不想打，否则你不会在此时此刻派专机接我邓宝珊来北平。离开绥远以前，我找董必武他们谈过：国共两党之争，归根结底得看谁有本事能让中国的老百姓吃饱肚子，不是光靠枪杆子能解决问题的。”
傅作义冷静下来，声音也低下去：“打？你以为我就那么想打？我早就没有那个兴趣了！”
邓宝珊乘机进言：“我这个副司令嘛，是个应景儿的，大主意还得你拿。我邓宝珊听你的，可是李文、石觉二位蒋先生的兵团司令恐怕就未必会跟着你。这一点你心里必须要有数，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至于共产党方面的事，我可以做点儿工作。抗战时期我和他们打过交道。”
几天后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的灰色棉军装，来到南池子北口他的好朋友、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与崔月犁见面。
邓宝珊说话的声音很沉重：“对共产党的政策我是了解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崔月犁送给邓宝珊一份记录陕北广播电台新闻的宣传材料，说：“战争的发展形势，将军可以从这些材料上略知一二。”
“共产党必胜，蒋介石必败，这个形势我是早就看清了。”
“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先生赶紧下决心和谈，目前他仍在犹豫。”
“我自然会竭力劝傅先生弃暗投明的。这点请崔先生放心。”
这是第一次见面。
邓宝珊和崔月犁再次见面仍然在王捷三的家里。这时，天津已经被解放军围攻而岌岌可危了。北平呢，解放军的炮也可以打到前门大街上了。
邓宝珊的情绪有些紧张，带着恳求的口吻对崔月犁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的军队先不要打炮，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谈一次。”
崔月犁说：“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不过，依我之见，留给傅先生的时间不会长了，如果再不下决心，日后后悔将是肯定的。”
他们又说了些别的话题，但是邓宝珊心不在焉，不是有问无答就是答非所问。他心上生出了阴影。
分手前，邓宝珊对崔月犁说：“近来军统特务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送你一段吧。”
邓宝珊第三次见到崔月犁时，喜形于色，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傅先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决心下了，心情很好。我拉上了他女儿冬菊，我们三人一起吃了顿饭，三头六面，拍了板，我马上就出城去谈判！”
邓宝珊、周北峰作为傅作义的谈判代表第五次出城。
这是1949年1月14日。尽管傅作义此前要求延缓时间，可是他的代表还是按期出城了。
傅作义亲自送他们起程。他那冷峻的目光中此刻又多了些内容，是明净？还是惆怅？抑或什么别的？
邓、周不必去河北蓟县八里庄了。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已经移到了通县宋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离宋庄不远的五里桥迎候他们。
邓宝珊是傅作义在和谈中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是毛泽东先前所电示的那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通县和谈”作为平津大战中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接触被载入史册。邓宝珊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1月14日的会谈结束前，邓宝珊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句古训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想，一个人如果不怀千岁忧，总有一天会遭到后人的耻笑甚至责骂的。我也这样劝过傅先生。傅先生以及我本人，还有在座的诸位，总有一天要黄土覆面的。在我们化成了灰后，后人写历史总会是公正的。”
1月15日，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天津的解放是一副“催化剂”。很快，双方就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军政机构接管办法等问题达成了基本的协议。
应邓宝珊的要求，解放军前线总部派苏静与傅作义的代表一起回城，进一步联络商谈。他们就住在台基厂傅作义总部的高级招待所里。
傅作义专程来到招待所，对苏静以及在场的王克俊、崔载之说：“你们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和平解决北平，有利于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
苏静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以代为联络。”
“那也是全权代表嘛！”傅作义笑着说。
苏静、崔载之，有时还加上王克俊，他们住在招待所整日拟定着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实施方案，根据谈判达成的基本精神一条一条地具体化。
1949年1月21日，具体协议正式达成，共18条。双方代表签了字。
崔载之签字后对苏静说：
“我们草拟协议的地方，就是当年袁世凯派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方。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开后，全国民怨沸腾，一片抗议声。今天，我们这18条公布于众，人民一定会欢呼喜庆的！”
“协议”产生的当日深夜，王克俊来到台基厂苏静住处，把傅作义草拟的起义电稿交给苏静。之后，他又立即驱车返回中南海。
凛冽的冬夜。车子经过南池子时，遇到了特务的枪击。未击中。王克俊让司机加大油门冲了过去。又是两枪，仍然未中。
天快亮了，东方一片薄薄的微光，颤颤地扩射着。汽车还在夜色中行驶。昏昏车灯照出前面的路：窄窄的，满是坑。远处还有枪声，这枪声好像在永久地埋葬了一个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