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具有绝望知识的哲学家将自己沉浸于科学之中：不顾任何代价获取知识的科学。
即使形而上学仅仅只有一个表象，悲剧哲学家也可以从中看到存有的幻象。他知道，在幻想之下存有一种去创造的观念。当本能被逼到极限，他就会转过来反抗这种本能，把其自身转化成对这种认识才能的批判。认识应当为着最美好的生活服务，而人们应当欢迎幻象的存在，因为那里存在着悲剧及其精神。
如果一个哲学家具有绝望的知识，那会是什么呢？仅仅两行字，尼采就定义了他对他们的态度。仅仅是因为尼采为他们找到如此的美名，尼采就必须保持对他们的怀疑吗？尼采的态度是“存有一种去创造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到底是什么呢？在许多段落里，尼采似乎都乐于直面赤裸裸的可怕的真实，并对他们进行着思考，因为从印度传说的角度来看，外貌就意味着死亡。
他这样写道：
他们怎么胆敢谈论地球的命运呢？时空永无尽头：存者永恒。在一个人们看不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里，究竟能够挖掘出什么呢？
人类会站得更稳的前提是去掉这些秩序的支撑。这是艺术家的可怕任务。
我坚信达尔文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可怕结果。我们尊重某些被我们奉为永恒的品质：道德、艺术、宗教，等等……精神，这些都是大脑的产物，却把自身看作是超自然的，并要求人们去崇拜它，这是多么的可笑！
我认为人类无意识的结局是虚假的。人类并不是一个像蚂蚁家族一样的整体。也许有人会谈论一个蚁丘的无意识的结局，但这样的结局并不代表整个世界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们的任务并非龟缩在形而上学当中，而是积极地致力于文化的产生。因此，我是与模糊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的，因为我是严肃的。
那时，如果没有工作强度带来的痛苦，尼采就可以到达思考的终点了。他再次陷入了头痛、眼痛和胃痛的折磨之中。他的眼睛连最柔和的光线都无法适应，因此他只好被迫放弃了阅读。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思想。古希腊的悲剧哲学重又占据了他的思想。他倾听着那些言说，这些言说在时间中流传，在岁月的打磨下逐渐减弱，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他听到了那永恒回荡的协奏曲——
泰勒斯：万物都起源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元素。
阿那克西曼德：事物的消长是会让它们自己付出代价的。
赫拉克利特：事物的消长及其规律都是被规律所支配的。
巴门尼德：事物的消长及其规律只是一种幻觉。一才是唯一存在的永恒。
阿那克萨哥拉：一切质都是永恒并且不变的。
毕达哥拉斯的门徒：质即是量。
恩培多克勒：一切原因都是不可思议的。
德谟克利特：一切原因都是机械的。
苏格拉底：只有思想是恒久的。
在这些彼此对立的声音中，尼采感受到了其在永恒冲突中指责自然的思想节奏，他为之感动了。“影响我们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那些人类的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荷尔德林这样说过。对于这个问题，尼采和荷尔德林一致。尼采羡慕和妒忌那些古人，他们发现自然揭示自然并找到了最初答案。尼采决定抛开艺术手段，就像俄狄浦斯直面斯芬克司那样，他以俄狄浦斯为题，写了一篇不完整的文章，我们不妨集中注意力，听听他神秘的语言。
我是最后的人，因此我称自己是最后的哲学家。每当我自言自语时，我听到自己的嗓音就像是垂死之人一般。亲爱的声音你与我同在，带给我人类欢愉的最后回忆。请多停留一会儿让我诉说：你赶走了我的孤独，将社会和爱的幻觉带回给我，在我心中，我始终都不相信爱已枯亡，我不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所以我要开口说话，让我觉得这里有两个人。我的声音，我听到的是你吗？你是在低语呜咽，还是在发誓诅咒？或者——你发出的诅咒将刺破这世界的内脏！真让人欷歔啊，它在拼命地活着，比往日更加眩惑冷酷。它将无情的眼波射向了我。它像往日一样无声无息地存活，除人之外，无一物消亡。现在只有你依然对我诉说，可爱的声音！茫茫宇宙，我只能独赴黄泉。我，这最后一个人：发出最后的悲叹，我将和你的怨诉一块儿消亡。可叹，可叹啊！同情我，这最后一个不幸之人，俄狄浦斯！
此时，尼采的脑力已经到达了极限，他急迫地需要休息。他需要与朋友们进行交流，需要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在1873年的复活节，尼采获得了两个星期的放松。出乎瓦格纳一家的意料，他动身去了拜洛特。他写信对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道：
我今晚离开，猜猜我会去哪儿？你肯定猜到了，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明天四点半我就要见到好朋友罗德了。我将和瓦格纳见面，我那会儿一定会开心得要死。我们会大量谈论你和格斯道夫。你说，他已经把我的演讲稿打印好了？对于你和他为我做的事情，我非常感动并且铭记于心。你们是我多好的朋友们啊！这实在是令我感到惭愧。
我希望能在拜洛特重新获得勇气和快乐，并使自己在积极的事情中坚强起来。昨晚我在梦中看见自己正在小心翼翼地重新装订我的巴那斯韵律词典。这种行为和物品极富象征性，我可以理解，但它令人感到乏味。但它是一种真实。我们去接触那些比自己更加勇敢强健的人，可以获得新的东西来重新装订我们自己，这种做法非常有必要，否则我们就会渐渐失落自己的一些记录，失落得越来越多，直到最后一页也被毁掉。我们的生活就像那本巴那斯韵律词典，必须不停地温习自己。如果我还有一点点快乐以及更多的时间用来战胜烦恼的话，我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更清醒的作家。从一开始，我就努力让自己成为了这样的人，这个过程要比做一个文人理智得多。我不喜欢那些打印出来的书籍，我想我是孩子气，但这种厌恶却无法被忍住。我想自己更中意那种带着涂改痕迹的纸张。那些不喜欢阅读更不愿意写作的阶段，我随时都可以精彩地描绘出来。但一个人的担当应该更多。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等待着那个灵验的人。他对我们身上的千年陋习进行了批评，他将会生活得更好，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生活模板。
弗里德里希·尼采动身前往拜洛特了。
在拜洛特，尼采接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他将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在所需要的一百二十万法郎中，最终只筹集到了八十万。资金使这项事业面临着流产的命运。每个人都开始动摇了。所有人当中，只有这位老师一个人对这个梦想怀着信念，因此这位老师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依然镇定自若。从成年时候起，瓦格纳就梦想着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剧院。他深信，只要坚持下去，就必然能够战胜厄运实现梦想。他已经等待了四十年，因此几个月的危机并不会使他动摇。对于这个消息，柏林、慕尼黑、维也纳、伦敦和芝加哥的富豪们纷纷表示愿意在资金上提供援助，对此，瓦格纳总是坚决地拒绝考虑。他希望自己能够完全拥有这个剧院，让这个剧院与他的精神相近。他说道：“这件事情终究会马到成功，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会成功，而在于如何唤醒德国民族心灵中隐藏的力量。”然而瓦格纳的冷静并没有打消朋友们心中的疑虑。一场金融恐慌在拜洛特出现了，人们完全没有了希望。
尼采看着、听着、观察着整个事件的进展，最后他逃到了瑙姆堡。他这样写道：“我深深地感到了绝望，在我看来，这一切全都是可耻的。”经历了十个月的孤独沉思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这个世界，他发现这个世界要比自己曾经判断的更为怯懦可怜。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对自己感到不满。他回忆了自己最近一次的思考。“我是最后的人，所以我称自己是最后的哲学家。”他自问。难道他真的是“最后的哲学家”？“最后的人”？给自己封上这样一个艰巨而又辉煌的角色，难道不是王婆卖瓜吗？他不是和其他人一样，在关键时刻放弃斗争，把自己锁在孤独和自私的幻想之中吗？难道他不曾忘记过自己的老师吗？他对自己的痛责和懊悔加深了他的绝望。“我不该只顾自己，瓦格纳才是英雄。瓦格纳，在逆境中变得伟大，跟特里伯森的那个瓦格纳一样。只有他才是最值得我们效劳的人。我发誓从今以后要全力以赴去协助他。”
他曾打算将自己的作品《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家》中的一些章节出版，现在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痛苦地将自己几乎已经完成的手稿放进了抽屉。他希望“将岩浆一般的言辞吐出”、抨击德国，用对待野兽的一般的暴行来对待它，因为德国是头愚蠢的野兽，只会向暴力屈服。
他写信对罗德说道：“从拜洛特回来后，我一直都处于忧郁的状态之中，以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神圣的愤怒。”
在即将着手的工作中，尼采看不到任何乐趣。因为一旦投入工作，就意味着承认、迁就和贬低自己。他更情愿自己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卑劣的人并和他们打过交道。瓦格纳处在困境之中，尼采能忍受得了瓦格纳处在痛苦之中吗？难道他能忍受得了德国人像哀伤歌德一样哀伤瓦格纳，然后摧垮瓦格纳，像对待席勒那样吗？明天新的天才又要诞生，从今天开始，我要保护天才们，为他们的自主和人生自由进行奋斗，这难道不是必须的吗？我们不可能把围攻我们的群众置之度外。这痛苦的命运逃避不了，但这是优秀的德国人的命运，他们受到民族的误解，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他们成为民族的英雄。
尼采想起了歌德对莱辛的评论：“可怜这个非凡杰出之士，生于如此的乱世，让他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论战之中。”尼采在这句话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是他却不认为自己陷入到了麻烦之中，他将论战看作了责任，在这方面，他和莱辛的命运是一样的，想找到一个真正可以和自己较量的对手。此时，D.F.施特劳斯是哲学界中的翘楚，他代表着官方哲学，地位举足轻重。早年他曾经在自己拿手的研究方向发表批判性的研究成果，这为他赢得了声望，于是在晚年，他便摆出了一个思想家的姿态。他用从伏尔泰和奥伯特那里模仿来的拙劣的典雅文风，煞费苦心地创作出了新作品《信仰》。
施特劳斯在《新旧信仰》中这样写道：“我想要说明的是，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在漫长的生活中慢慢习惯去做自己生活的指挥家。现在我们站在我们的职业旁边，我之所以要用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我们从属于各种各样的职业。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些艺术家或学者，还有官员、士兵、工匠或业主。我已经重复过了很多次，我们的人数成千上万，这个数目可不是小数，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没有垫底——站在我们的职业旁边，我认为，我们要有宽广的胸襟，将心灵朝着人类的最高利益开放。新的命运刺激着我们的内心，它们规模宏伟，让我们无法预测，机缘将我们的命运分配给了这个已经忍受了太多苦难的国家。为了更好地理解命运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历史摸透。先到者已经找到了通向历史的捷径，这就是通俗有趣的读物。由此，这些随时可以找到的通俗读物可以扩大我们有关自然界的知识。最后，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了伟大的诗人，在倾听中找到了伟大的音乐家，我们的精神和情感、想象和内心都被这些书刺激着。这些刺激很完美。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在生活的快乐中前进。”
因而此类菲利士人拥有最适当的幸福，尼采想到，这是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代。当然这种类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雅典城邦，就有人们鼓吹“实用”。不过这个菲利士人一直处在屈辱的状态之下，只好忍受着这种生活。他总是处在沉默的状态，找不到任何人进行交谈。紧接着，时代开始对他宽容了，开始有人听他说话了，这使得他愚蠢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于是他就开始像个跳梁的小丑。他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并对自己的母语感到骄傲：这就够了。他的胜利让他一往无前，他开始变得狂热，并试图要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施特劳斯就是这种信仰的先知。
大约在这个时候，居斯塔夫·福楼拜提出了对时代的新分类，他将时代分成了异教与基督教。弗里德里希·尼采认同这种分类方法。这个菲利士人不但一厢情愿地描述着他的趣味，而且还有矫揉造作的姿态。一场战争爆发了：他读着报纸，被报纸上的报道文字吸引了，这便增加了他的幸福感。故人已经永远离去了，却将他们的精华留给了后人，这个菲利士人明显知道这些作品，并且对这些作品投以赞赏的目光，在他的眼里，这些作品让他觉得更加幸福。他陶醉在田园交响曲当中，但另一方面他也指责了这种带合唱的交响乐显得有些过分喧哗。施特劳斯毫不含糊地自我宣称：没有什么能够蒙蔽他那清醒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