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没有思想上的知己。而且,我还自以为,我已经深刻体会并思考了关于孤独和社交的最独一无二的感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的代表……
先驱者总是行动敏捷,但他并没有清楚地知道骑兵是否紧跟其后,甚至不知道骑兵是否存在。
出版商拒绝了尼采匿名发表的提议,尼采只好放弃了这个主意。他最终下定了决心。1878年5月,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时,欧洲正在准备各种纪念活动,尼采挑选这个日子来作为自己作品的出版日,并将这本小册子作为了对这个伟大作家的纪念。
1879年,他这样写道:“在挪威,人们称那些太阳整天停留在地平线下的日子为‘阴暗时期’。在阴暗时期里,温度持续缓慢下降。这个象征对所有的思想家来说是多么的绝妙!对他们而言,象征人类将来的太阳也曾一度昏暗过。”尼采了解自己的“阴暗时期”,欧文·罗德不赞成这本书的观点,理查·瓦格纳对他的回信不作应答,但是尼采清楚在老师的圈子里,追随者们是怎样评价自己的。他们会说:“如果这个拜洛特的漫画家不是个背信弃义的人的话,他一定就是个疯子。”一个匿名的人(格斯道夫,难道不是吗?)从巴黎寄来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伏尔泰的半身塑像和一张便条:
“伏尔泰先生的英灵向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致敬。”伊丽莎白一想到自己的哥哥这样一个内心纯粹的德国人,竟然愿意拜倒在这样一个法国人的旗帜下时,便难过地哭了。
毫无疑问,尼采的一些朋友对这本书作出了不同的评价。雅各布·布克哈特说道:“你的书让精神变得更加独立。”保尔·李写信则说:“你的书和歌德、爱克曼的谈话录一样给了我如此多的启示。”除此之外,彼得·加斯特忠诚不渝。欧维贝克及其夫人也给予了尼采鼓励和支持。尽管如此,尼采依然有着深深的挫败感,《人性的,太人性的》没有获得成功。据说当理查·瓦格纳听到这本书的销售量少时曾经幸灾乐祸。他打趣地说道:“哈,哈,你瞧,尼采只有在捍卫我的事业时才会被人关注,否则,没门!”
1878年8月,拜洛特杂志对《人性的,太人性的》进行了评价,这篇文章名为评价,其实是谴责。作者匿名写道:“德国教授一生之中都得写一本书来帮助自己获得声誉,但这并不意味着遍地都能发现真理,所以有的人就满足于通过证明前人的观点是谬误来博得眼球,而且当这个被侮辱的前辈声名卓著时,这种效果也就愈加明显。”尼采认出了这个匿名的作者,他是瓦格纳。
老师这种低劣的批评方式使得尼采深感痛心。他现在想表达对从前的老师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态度,只不过现在他想用一种平静和尊敬的口吻进行解释。对他而言,他已不再需要在一些人面前保持谦恭。在重新思考索伦托的笔记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思想的续篇了。
此时,伊丽莎白离开了巴塞尔。他度过了一个痛苦凄惨的9月份,我们可以知道其中的一部分情形。由于他那激动不安的境况令人感到惊恐,因此好多人都在回避他。他常常在走出校门时,碰见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位历史学家十分明智,总会以机灵的手腕溜走,他在内心里尊敬尼采,但是却很害怕他。尼采试图在巴塞尔召集新的信徒,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他这样写道:“我像海盗一般追捕着人们,我不是要让他们卖身为奴,而是想引导他们奔向自由。”年轻人无法被他提出的那种不合群的自由所吸引。尼采的一个学生,赫尔·沙弗拉曾记下了他的回忆:“我去听了尼采的讲座,但我几乎并不了解他。一次课间,他正好在我身边,于是我们并肩走了出去。此时天际掠过了轻柔的云彩,他说道:‘这些美丽的云彩飘得真快啊!’我于是回答道:‘它们就像保尔·维罗尼斯画中的云彩。’他突然转过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道:‘假期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也很快就要离开,跟我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威尼斯看云彩。’他的行为让我大吃一惊,当时我结结巴巴,口中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尼采看到我的行为后转过了身,面如死灰。他沉默地走开了,把我一个人撇了下来。”
与瓦格纳的决裂给尼采带来了巨大和持久的痛苦。他写道:“当一个人的情感方式与判断方式发生了分歧,而最终导致他和某个人分手时,这样的诀别会阻止自己与其他人的友情,于是我们就会全力去拆除那堵大自然竖立在我们与他之间的墙。”1879年2月,伊丽莎白写信给科西玛·瓦格纳。是她的哥哥授意她作出这种表示的吗?尼采知道吗?态度如何?这些疑问我们不得而知。科西玛回了信,信中用了一种庄严、温和且又坚决的语气:“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在给你的这封信中,我只愿回忆的是,你的哥哥曾经为我写了一些篇章,至今为止,我都认为那是最优美的……我对他没有怨恨,他已经被痛苦击垮,失去了自控力,只有这一点可以帮他开脱罪过。”她接下来的言辞带着更多的情绪而不是理智:“现在不用认定他目前的作品,我反对这种认为它们只是代表着心灵寻求自身的阶段这种说法,这几乎和贝多芬所说的话类似:‘在我的第三种风格中去看我。’而且,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就会看出作者本人的怀疑,那么这部作品仅仅是没有动力的诡辩,只会引起读者的同情。”
1879年,尼采发表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续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如果说这第二篇引起的冒犯减少了,倒不如说是那些以前认识尼采的人回避了这篇文章,他们不再排斥尼采,反倒开始同情他。因为尼采的健康正在恶化,他终日被头痛、胃病和眼疾折磨着。就连医生们都在为他们无法确诊的症状和无法治愈的病人感到不安。在医生们看来,病魔正在威胁尼采的视力或者还有他的神志。尼采凭借直觉猜到了医生们的恐慌。彼得·加斯特在威尼斯等着尼采,但是尼采因为身体原因被迫放弃了这次旅行计划,他只能呆在自己在巴塞尔门窗紧闭的房间里。
他的病情将如何发展呢?罗德和格斯道夫曾将希望放在尼采身上,而尼采的健康状况令他们感到大为震惊,他们写信问欧维贝克:“听说尼采的病无法挽回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告诉我们。”
欧维贝克回信道:“唉!他的状况简直糟透了。”尼采的病情甚至让瓦格纳都深受震动,他写信给欧维贝克说道:“我无法忘记他,这个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与我分手的朋友。我非常清楚,如果一个灵魂被如此的激情所折磨,那么要求他合乎常情地进行思考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必须对这种异常的行为保持沉默,并对这个人心怀同情。但是我对他的生活和痛苦一无所知,这让我陷入到了苦恼当中,我冒昧地请你把我朋友的消息写信告诉给我。”
显然,尼采不知道瓦格纳写了这封信。就在这件事的几个月前,他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感恩是资产阶级的美德,但它不适合瓦格纳那样的人。”如果那时他能够读到他老师所写的“要求他合乎常情的思考是不恰当的”,尼采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句话和尼采的思想十分一致。
欧维贝克和他的妻子悉心照顾着这位病人,他们写信给伊丽莎白,向她描述了尼采的病情并告诉她,她应当在哥哥身旁。伊丽莎白接到信立即赶了过来,她一时之间几乎没有认出她的哥哥,这个一年之间老了十岁的佝偻、衰竭的人,后者只能通过手势表达对她的到来的感激。
尼采放弃了他的教授工作,他提交的辞职书获得了同意。学校给予他一笔三千法郎的退休金作为报答。
伊丽莎白带走了尼采。他觉得自己无法康复,于是说出遗愿:“答应我,伊丽莎白,为我守灵的人只能是我的朋友们,赶走那些泛泛之交和仅仅出于好奇的人,要不然,我无法保护自己,请你一定这样做。在我灵柩前不能有牧师和其他人讲一些不真诚的话,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一个忠诚的从未撒过谎的异教徒那样埋葬。”
此时的尼采渴望去最偏僻最安静的地方孤独终老,于是伊丽莎白把他带到了恩加丁的山谷间。那里人迹罕至。这个瑞士的偏远之地让尼采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慰藉。那儿的空气轻盈纯粹,草原的光线柔和宜人,而他衰竭的双眼正好在那里得到休养。星罗棋布的湖泊让尼采感到欣慰,它们令他想起了芬兰,尼采也喜欢那些有着歌唱般名字的村庄和善良的农民。他写信给李说道:“我熟悉这里的特质,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之间有着共同之处。”他开始康复,怀着一种康复的惊异开始重新生活。他几乎和朋友们断绝了书信的往来,只给自己写点东西,也正是在这些东西里我们找出了信息。以下是他对攀登恩加丁的叙述:
我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这里的山坡波浪般起伏着,在庄严的松树和古老的冷杉树林之后有个混浊的绿色小湖。各种形状的岩石遍布在我的周围,那儿还有一片被野草和花朵点缀得五彩斑斓的土地。牧羊在我的面前时时移动,呈现散开或聚集的形态,远处的松林下聚集着一些牛,它们在落日的余晖中悠闲地站着。其他近处的景色显得十分暗淡。所有的一切都在渐渐袭来的暮色中显得安详沉静。此时正是五点半。河水泛着白浪,牧羊人正在河里走着。他的步伐缓慢而又矫健,忽而逆水前进,忽而绕浪前行。很显然,他在行走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羊群的牧羊人是两个皮肤黝黑的贝加莫人,那个小姑娘穿得几乎像个男孩。
右边是一大片森林地带,森林地带之上有着各种棱角的岩石和雪原,左边是两个巨大的冰叉高悬在我的上方,被清澈的薄雾裹着。我眼前的一切都显得宏伟、宁静、灿烂。这种美在乍见之下会让人颤栗,并体会到一种无声的崇拜。一个人一旦进入这个光色纯净、轮廓鲜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避开不安和欲望,期待和遗憾),就会自然而然地想把古希腊的英雄们也带进。一个人就不得不用普桑及其学生的方式去感受这种史诗和田园般的生活方式。曾经有人这样生活过,用这种方式感受过人生,这种将激荡身心的变化持续不断地发生过,而我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我甚至认出了这群人中的最伟大者伊壁鸠鲁,他是具有史诗式和田园式风格的哲学家的发现者。
尼采在恩加丁一直停留到了9月初,尽管这儿的物质条件极差,又没有朋友在身边,但书籍和音乐依然让他感到很满意。他并不十分痛苦:他还能工作,而且没过多久就将自己平静的思想记录满了六本练习本。这些思想中满是怀疑,但从中却并不会看到痛苦,一种意想不到的沉迷将痛苦调和了。他对自己病痛的痊愈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现在的情况只是一种缓和,所以他不抱希望。不过他仍然很高兴自己在彻底垮掉之前还可以诉说,有对事物、人性、高山和天空作简单沉思所获得乐趣的机会。他急于体会这最后的幸福。1879年9月初,他将自己在这里完成了的作品寄给了彼得·加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