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学家，跟我有着很多相似的观点。”在尼采跟其他人的通信中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了这个新生的作家。他对斯拉夫人充满激情的宗教观很有兴趣。尼采认为，那种宗教激情是一种能量的回复而不是衰弱的症候，现在这种能量正受到现代社会的无情制约，所以要采取一种革命的方式来反抗压迫。这些野蛮的斯拉夫人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们已经陷入到了一场不太明显的危机之中。尼采这样写：“他们的不知所措和自责是一种可以孕育新生命的疾病。”尼采之所以固执地反抗自己产生的厌恶情绪来保护自己的思想，是因为他总是怀有希望。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保持一种自由、诚恳的态度，每当他产生一种对欧洲及其民众的厌恶情绪的时候，他总是担心自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时他就会对自己说：“现在的欧洲在思想和抱负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它已经为以后伟大的事业做好了准备。那些表象总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相信民众能够做好一切，虽然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阻碍希望的可悲气质。”
1887年的头几个月里，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某个叫V·P·夫人的人关系相当密切。他们曾经一起去过圣雷莫和蒙特卡洛。我们没有尼采写给他的信，也没有她写给尼采的信，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她叫什么。或许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出于爱而产生的秘密。
V·P·夫人跟尼采一同去听了在蒙特卡洛举行的克西纳音乐会，它演奏了包括《帕西法尔》序曲在内的许多乐曲。尼采这时并没有产生痛苦的情绪，因为他感觉必须要对别人、对自己宽容一些。9月，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我爱过瓦格纳和他的音乐，现在依然爱他。”尼采正在听瓦格纳的交响乐，显然他的确还想着瓦格纳。
“这种艺术是不是应该而且必须给某个目标服务，我并不十分肯定。”这是他给彼得·加斯特的信中说的，“我问自己，瓦格纳以前是否做好过？现在我看到：在表达和情感交流的方式上，他有着最严格的心理学上的精确；他有最简洁而又直接的方式；一个以警句式的短语做定义的感情上的细微差别；有着清晰的描述，让人在听音乐时能看到眼前出现的工艺精美的盾牌；最后，这是一种独特心灵的高尚的体验；一种‘傲慢’；一种同情的、能够直刺人心的刀刃的感觉——还有一种对他在灵魂深处发现和评判一切的怜悯。这些美感除了但丁作品能带给我们之外，别人还能做到吗？没有哪个画家曾创作出这样忧郁的神情，像是瓦格纳序曲最后那个音符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尼采对圣贝甫的评价很高，对他来说，要成为一个跟圣贝甫一样优雅并且在见解上远远超过尼采的伟大的批判家是一件简单的事。他知道这一点，甚至觉得很难对“对分析作粗浅涉猎”这一评价加以抵制。读过尼采作品的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布克哈特经常说：“你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历史学家啊。”希波莱特·丹纳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尼采并没有沾沾自喜，因为他看不起像历史学家或批判家的这种职业。他在尼斯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德国人，这个年轻人对他说，蒂宾根的教授们把他看做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人。这使尼采感到悲伤。他没有让自己从同情和爱的浪漫主义中脱身，也没有让自己陷入到浪漫主义的反面——暴力。他敬佩司汤达，但是不愿意去成为一个司汤达那样的人。基督教信仰滋润了他的幼年，普尔塔的清规让他变得成熟，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瓦格纳激励他有了自己的理想。他渴望成为一个诗人，一个道德学家，一个受人尊敬、安静平和的创造者。可是没有人、读者或者朋友能够理解他。修改《朝霞》时，他重新读了以前写的东西，这段文字依然是真实的。
我们根据古老的作为奴隶的习俗跪倒在权利面前，当我们要固定地得到尊重时，只有权利才具有决定性。我们必须要展开调查，是什么处在权力之上并把权力压制到这样的程度，使得权力成了这些东西的工具和手段。可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调查过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如此，在多数情况下对于某些天才的评价还被当做是罪恶的化身。这样也许世上最美的花朵依然得在黑暗中默默开放，并且开放之后还要凋谢在永恒的黑暗中。我说的是天才的人运用其力量产生的花朵一样美丽的景象，这种景象并不存在于他的作品中，而是展现在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把他的发展看做是作品的话，那么这花就存在于艰难的自我控制之中，存在于奇妙的想象力之中，存在于他对自己工作的深思熟虑和选择中。这个天才在那些被人们崇拜的伟大事物之中仍然处于隐身状态，像天边那些遥远的星辰一样并不为人所见。他战胜强大力量的事实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也没有任何赞美的颂歌和诗篇。
为了战胜强力，一个人必须要有外在的力量做支撑，它们是信仰或者理性。尼采已经否定了这两者，所以他正赤手空拳地站在强力面前。
3月初，尼斯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这使旅居此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都感到十分恐惧。弗里德里希·尼采对这种大自然的力量感到十分敬畏，因为它可以告诉人们不要忘了自己是多么卑微。两年前那场吞噬了两千名爪哇人的喀拉喀托大灾难曾经给予了尼采过分的激情。当时他要求莱兹克把电文读给他听，然后感叹道：“真是壮观啊，一下子就摧毁了两千人，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人类会迎来这样的末日的——总会有一天，地球也会这样结束生命。”他甚至希望能有一场地震，至少可以把尼斯及其居民消灭掉。莱兹克说：“要是这样我们也会完蛋的。”可是尼采回答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对自己的这个即将实现的愿望感到好笑。
在3月7日，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怀着一种嘲讽的态度活在这些愚笨的人中间。可是人们无法对自己负责，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失去理智。这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事件，我们无法控制。”
3月中旬，尼采就写完了他的序言。像他在其中一篇中提到的那样：“尼采的疾病及其康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坦率地表达，坦率地去做人吧。”是的，我们应该直接进入问题，我们应该在为自己设想的目标中抬高自己的目标，我们最终会取得对强力的胜利。3月17日，他写了一份计划：
第一本书：《欧洲的虚无主义》
第二本书：《对较高价值的批判》
第三本书：《一种新的评价原则》
第四本书：《训练与选择》
1886年7月，尼采也起草过一份相似的方案：有两本分析与充满批判性的作品，另外两本是论说和实证性的作品，一共四本，或者说是四卷。
每年春天里，尼采都会处于一种忧郁的、心神不定的状态。他在尼斯和恩加丁之间犹豫着，想知道在哪个城市会找到明亮而不感到炎热的地方，找到那种不会伤害眼睛的柔和的阳光。1887年，尼采想到了意大利的湖泊。于是他离开了尼斯，去了马焦雷湖。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型地中海使他感到兴奋。他说：“我被这个比地中海更美丽的地方打动了。我想知道，我花费心思找到的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大海作为一种庞大的事物，有着它独特的愚蠢和粗鄙，但是马焦雷湖却没有。” 他重新校对了《快乐的科学》，又读了一遍《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时他停了下来，思考着为什么他的作品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很快他就从这种令人伤心的思考中跳了出来，还是未完成的作品比较重要。他强迫自己开始思考，直到再次变得筋疲力尽为止。他想要再去一次威尼斯，但是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写信对彼得·加斯特说：“我的身体还不够健康，我或许没有福气去看那样的美景。”
他感到越来越无聊，甚至跟欧文·罗德在书信中发生了争吵。他给这位以前最亲密的朋友写信，忍不住说了一些恶毒的言语。尼采这样写道：“我想我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比较合适，比如说丹纳和布克哈特。对我来说，你还太年轻。”欧文·罗德不喜欢尼采的这种语气。与尼采不同，他是一位教授，在欧洲学者中很有声誉。尼采只是发表了一些奇怪的作品，到现在也是默默无闻。他不能忍受尼采的这种无礼行为，因此在回信中他决定捍卫自己的尊严。或许是言辞太过激烈，后来欧文·罗德将这封信收回并销毁了。
这件事影响了尼采的情绪，同时也使他的身体感到不适。于是他决定去瑞士库尔的一个机构接受温泉治疗。之后他就去了那里，并打算听从医生的安排。
可是什么也阻止不了他的工作，他要去解释自己提出的不同的道德价值。可是无论尼采怎么努力，他的第三本书《一种新的评价原则》还是没有写出来。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一份草稿，现在摘录如下：
第三本书：立法者的问题。我们要用一种其他的方式制约那些原来不受控制的力量，来避免让它们之前相互冲突而导致灭亡，还要标明力量的增长。
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它给我们指明了事物真正增长的方向了吗？或者说它指的是一种强度的增长吗？这就是说只要是强烈的力量就是好的。可是我们不应该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他。尼采为此做过选择和排除。这种增长在当时是指一种自然秩序和等级的标志，在每一等级中又有着区分各个级别的标准。我们想知道，这个标准究竟是什么。尼采以前经常说：我提出的定义一定是得到了我逻辑的肯定。难道他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毫无疑问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只不过他的胆量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大了，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因为犹豫不决而变得十分严格。他作为“哲学家的医生”似乎想要向科学要求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正是他原来的思想所不能提供的。
一个让他伤心的消息把他从深渊中带了出来。海因里希·冯·斯坦因死于心力交瘁，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岁。
尼采写信跟彼得·加斯特说：“这个消息简直让我发疯了，因为我是那么地爱着海因里希·冯·斯坦因。我不时想，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的。有些人的存在让我感到愉快，他就是这一小批人中间的一个，而且他也总是很信任我……正是在这里，我们欢快地游玩。他用了两天时间去了西尔斯，都没有看到瑞士的风光——他从拜洛特过来，直接回到哈勒找他父亲去了——我将给他最高的敬意，这也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它将被铭记在我的心中。他在旅馆跟我说过：‘如果我来了，绝不是因为喜爱恩加丁。’”
又过了三个星期了，尼采仍然为好朋友的去世而感到心情低落。不过这时，他发表了一部新的作品。
尼采发表的不是《强力意志》。虽然他的思考因为伤心而变得迟缓，但是因为疲惫而加重了他的急躁心情。幸好他还有即兴创作和辩论的天赋，要不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瑞士评论家维德曼先生刚写了一篇关于《善恶的彼岸》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他说：“这简直就是炸药。”弗里德里希·尼采立刻就不同意了，他在短短十五天里写了三篇短文，总的题目叫做《道德谱系》。他在扉页中写道：“我写这些是为了解释我的最新作品《善恶的彼岸》。”
尼采这样写道：“我说过了，我会把自己放在善恶的彼岸。这难道说我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吗？不是的。我只是在挑战下面的事实：它把温顺当做善良，并加以褒奖，而把力量当做恶，还对其进行诋毁。可是人类整个道德的历史之中还有其他的大量我们不熟悉的道德价值，善也不只是以一种方式存在着，还有很多所谓的高尚或无耻的行为。现在人们必须要去探索，要去创造出新的道德。”
尼采又将自己的思想向前进了一步。过了几个月，他又写了一段话来解释这些：“我曾希望自己发射过一枚具有更大爆炸力的炸弹。”他说两种道德的差别就是主人跟奴隶的差别，一种道德适用于主人，而另一种则用于奴隶身上。他还发掘了“善”和“恶”的词根，想在里面找到它们原来的意思。他说“善”来源于“战士”，而“恶”来源于“黑色”。希腊人金发碧眼的祖先亚联有用“恶”或者是“黑色”来制约他们的奴隶和臣民们。而他们的奴隶是由黑人和闪米族人组成的，都居住在地中海附近。弗里德里希·尼采不反对这样的原始观念，尽管它把高尚和邪恶混同了起来。
7月18日，尼采正在西尔斯—马利亚，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了一封信，宣告了这部作品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