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耳朵也不是个有认识的人，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有一个时候他在电影圈里跟着混了一个时期，他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他也不拿月薪，不过他跟那里边的人都是朋友。彼此抽抽香烟，荡荡马路，打打扑克，研究研究某个女演员的眼睛好看，某个的丈夫是干什么的，有钱没有钱，某个女演员和某个男演员正在讲恋爱之类。同时也不能够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没有一点进步，他学会了不可磨灭的永存的一种演戏的姿态，那就是他到今天他每一迈步把脚尖一颤的这一“颤”，就是那时候学来的。
同时他也很丰富地学得银幕上和舞台上的难得的知识；也知道了一些乐器的名称，什么叫做“基答儿”，什么叫做“八拉来克”。但也不能说张大耳朵在电影圈里的那个时期就没有读书，书也是读的，不过都是关于电影方面的多，《电影画报》啦，或者《好莱坞》啦。女演员们很热心地读着那些画报，看一看好莱坞的女明星都穿了些什么样的衣服，好莱坞最新式的女游泳衣是个什么格式，到底比上海的摩登了多少。还有关于化妆部分的也最重要，眼睛该涂上什么颜色的眼圈，指甲应该涂上哪一种的亮油好呢，深粉色的还是浅粉色的？擦粉时用的粉底子最要紧，粉底子的质料不佳，会影响皮肤粗糙，皮肤一粗糙，人就显得岁数大。还有声音笑貌也都是跟着画报学习。男演员们也是读着和这差不多的书。
所以张大耳朵不能算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关于抗日他也同样和普通的市民一样的热烈，因为打日本在中国是每个人所要求的。
张大耳朵很激愤地向着马伯乐叫着：
“老马，你消沉得不像样子啦！中国的青年应该这个样子吗？你看不见你眼前的光明吗？日本人的大炮把你震聋了吗？”
马伯乐这回说话了，他气愤极了。
“我他妈的眼睛瞎，我看不见吗？我他妈的耳朵聋，我听不见吗？你以为就是你张大耳朵，你的耳朵比别人的耳朵大才听得见的呀！我比你听见得早，你还没有听见，我便听见了。可以说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你小子好大勇气，跑这里来唬人。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回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
马伯乐一边说着，张大耳朵一边在旁边笑。马伯乐还是说：
“你知道不知道，老马现在分文皆无了，还看黄浦江大空战！大空战不能当饭吃。老马要当难民去了，老马完了！”
马伯乐送走了张大耳朵，天也就黑了。马伯乐想：
“怎么今天来好几个人呢？大概还有人来！”
他等了一些时候，毕竟没有人再来敲门。于是他就睡觉了。
“八一三”后两个月的事情，马伯乐的太太从青岛到上海。
人还未到，是马伯乐预先接到了电报的。
在这两个月中，马伯乐穷得一塌糊涂，他的腿瘦得好像鹤腿那般长！他的脖颈和长颈鹿似的。老远地伸出去的。
他一向没有吃蛋炒饭了。他的房子早就退了。他搬到小陈那里，和小陈住在一起。小陈是个营养不良的蜡黄的面孔。而马伯乐的面孔则是青黝黝的，多半由于失眠所致。
他们两个共同住着一个亭子间，亭子间没有地板，是洋灰地。他们两个人的行李都摊在洋灰地上。
马伯乐行李脏得不成样子了，连枕头带被子全都是土灰灰的了，和洋灰地差不多了。可是小陈的比他的更甚，小陈的被单已经变成黑的了，小陈的枕头脏得闪着油光。
马伯乐的行李未经洗过的期间只不过两个多月，尚未到三个月。可是小陈的行李未经洗过却在半年以上了。
小陈的枕头看上去好像牛皮做的，又亮又硬，还特别结实。马伯乐的枕头虽然已经脏得够受的了，可是比起小陈的来还强，总还没有失去枕头的原形。而小陈的枕头则完全变样了，说不上那是个什么东西，又亮又硬，和一个小猪皮鼓似的。
按理说这个小亭子间，是属于他们两个的，应该他们两个人共同管理。但事实上不然，他们两个人谁都不管。
白天两个都出去了，窗子是开着的，下起雨来，把他们的被子通通都给打湿了。而且打湿了之后就泡在水里边，泡了一个下半天。到晚上两个人回来一看：
“这可怎么办呢？将睡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房子和一个长方形的纸盒子似的，只能够铺得开两张行李，再多一点无论什么都放不下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一人脚上所穿的一双皮鞋，到了晚上脱下来的时候，都没有适当的放处。放在头顶上，那皮鞋有一种气味。放在一旁，睡觉翻身时怕压坏了。放在脚底下又伸不开脚。他们的屋子实在精致得太厉害，和一个精致的小纸匣似的。
这一天下了雨，满地和行李都是湿的。他们两个站在门外彼此观望着。（因为屋子太小，同时两个人都站起来是装不下的，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都各自躺在自己的行李上去才算容得下。）
“这怎么办呢？”
两个人都这么想，谁也不去动手，或是去拉行李，或是打算把地板擦干了。
两个人彼此也不抱怨，马伯乐也不说小陈不对，小陈也不埋怨马伯乐。仿佛这是老天爷下的雨，能够怪谁呢？是谁也不怪的。他们两个人彼此观望时，还笑吟吟的。仿佛摆在他们面前这糟糕的事情，是第三者的，而不是他们两个的。若照着马伯乐的性格，凡事若一关乎了他，那就很严重的；但是现在不，现在并不是关乎他的，而是他们两个人的。
当夜他们两个人就像两条虫子似的蜷曲在那湿漉漉的洋灰地上了。把行李推在一边，就在洋灰地上睡了一夜。
一夜，两个人都很安然的，彼此没有一点怪罪的心理。
有的时候睡到半夜下雨了。雨点从窗子淋进来，淋到马伯乐的脚上，马伯乐把脚钻到被单的下边去。淋到小陈的脚上，小陈也把脚钻到被单的下面去。马伯乐不起来关窗子，小陈也不起来关窗子。一任着雨点不住地打。奇怪得很，有人在行李上睡觉，行李竟会让雨打湿了，好像行李上面睡着的不是人一样。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房子他们两个人谁也不加以管理。比方下雨时关窗子这件事，马伯乐若是起来关了，他心里一定很冤枉，因为这窗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窗子；若小陈关了，小陈也必冤枉，因为这窗子也不是小陈一个人的窗子。若说两个人共同地关着一个窗子，就像两个人共同地拿着一个茶杯似的，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只好随它去，随它开着。
至于被打湿了行李，那也不是单独的谁的行李被打湿了，而是两个人一块被打湿的。只要两个人一块，那就并不冤枉。
小陈是穷得一钱不存。他从大学里旁听了两年之后，没有找到职业。第一年找不到职业，他还悔恨他没有真正读过大学。到后来他所见的多了，大学毕业的没有职业的也多得很。于是他也就不再幻想，而随随便便地在上海住下来。有的时候住到朋友的地方去，有的时候也自己租了房子。他虽然没有什么收入，可是他也吸着香烟，也打着领带，也穿着皮鞋，也天天吃饭，而且吃饱了也到公园里去散步。
这一些行为是危险的，在马伯乐看来是非常可怕，怎么一个人会过了今天就不想明天的呢？若到了明天没有饭吃，岂不饿死了。
所以小陈请他看电影的时候，他是十分地替他担心。
“今天你把钱用完了，明天到吃饭的时候可怎么办呢？”
小陈并不听这套，而很自信地买了票子。马伯乐虽然替小陈害怕，但也跟着走进戏院的座位去。
本来马伯乐比小陈有钱。小陈到朋友的地方去挖到了一块两块的，总是大高其兴，招呼着马伯乐就去吃包子，又是吃羊肉，他非把钱花完了他不能安定下来的。而马伯乐则不然。他在朋友的地方若借到了钱，就像没有借到的一样，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他把钱放在腰包里，他走起路来也一样，吃饭睡觉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就是小陈也常看不出他来。
马伯乐自从搬到小陈那一起来住，他没请过小陈看一次电影。他把钱通通都放了起来，一共放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块钱了。现在马伯乐看完了太太的电报，从亭子间出来下楼就跑，跑到理发馆去了。
马伯乐坐在理发馆的大镜子的前边，他很威严地坐着，他从脖颈往下围着一条大白围裙。他想，明天与今天该要不同了，明天是一切不成问题了，而今天的工作是理了发，洗个澡，赶快去买一件新的衬衫穿上，袜子要换的，皮鞋要擦油的。
马伯乐闭了眼睛，头发是理完了。
在等着理发的人给他刮胡子。
他的满脸被抹上了肥皂沫，静静地过了五分钟，胡子也刮完了。
他睁开眼睛一看，漂亮是漂亮了，但是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他一回想，才想起来自己是三个月没有理发了。
在这三个月中，过的是多么可怕的生活，白天自己在街上转着，晚上回来像狗似的一声不响地蜷在地板上睡了一觉。风吹雨打，没有人晓得。今天走在街上，明天若是死了，也没有人晓得。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这个样的吗？有没有都是一样，存在不存在都是一样。若是死的消息传到了家里，父亲和母亲也不过大哭一场，难过几个月，过上一年两年就忘记了。
有人提起来才想起他原先是有过这样一个儿子。他们将要照常地吃饭睡觉，照常地生活，一年四季该穿什么样衣裳，该吃什么样的东西，一切都是照旧。世界上谁还记得有过这样一个人？
马伯乐一看大镜子里边的人又干净又漂亮，现在的马伯乐和昨天的简直不是一个人了。马伯乐因为内心的反感，他对于现在的自己非常之妒恨。他向自己说：
“你还没有饿死吗？你是一条亡家的狗，你昨天还是……你死在阴沟里，你死什么地方，没有人管你，随你的便。”
第二天他把太太接来了，是在旅馆里暂且定的房间。
太太一问他：
“保罗，你的面色怎么那么黄呵！”
马伯乐立刻就流下眼泪来，他咬着嘴唇，他是十分想抑止而抑止不住，他把脸转过去，向着旅馆挂在墙上的那个装着镜框的价目单。他并不是在看那价目单，而是想借此忘记了悲哀，可终久没有一点用处。那在黑房子里的生活；那吃蛋炒饭的生活；向人去借钱，人家不借给他的那种脸色；他给太太写了信去，而太太置之不理的那些日子，马伯乐一件一件地都想起来了。
一直到太太抚着他的肩膀说了许多安慰他的话，他这才好了。
到了晚上，他回到小陈那里把行李搬到旅馆去了。到了旅馆里，太太打开行李一看，说：
“呀，保罗，你是在哪里住着来的，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马伯乐是一阵心酸，又差一点没有流下眼泪来。
这一夜马伯乐都是郁郁不乐的。
马伯乐盖上了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松又软的被子。虽然住的是三等旅馆，但比起小陈那里不知要好了多少倍，是铁架的床，床上挂着帐子，床板是棕绷的，带着弹性，比起小陈那个洋灰地来，不知要软了多少倍。枕头也是太太新从家里带来的，又白又干净。
马伯乐把头往枕头上一放就长叹了一口气，好像那枕头给了他无限的伤心似的。他的手在被边上摸着，那洁白的被边是非常干爽的，似乎还带清香的气息。
太太告诉他关于家里的很多事情。马伯乐听了都是哼哼哈哈地答应着。他的眼睛随时都充满着眼泪，好像在深思着似的。一会他的眼睛去看着床架，一会把眼睛直直地看着帐子顶。他的手也似乎无处可放的样子，不是摸着被边，就是拉着床架，再不然就是用指甲磕着床架咚咚地响。
太太问他要茶吗。
他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太太把茶拿给他，他接到手里。他拿到手上一些工夫没有放到嘴上去吃。他好像在想什么而想忘了。他与太太的相见，好像是破镜重圆似的，他是快乐的，他是悲哀的，他是感激的，他是痛苦的，他是寂寂寞寞的，他是又充实又空虚的。他的眼睛里边含满了眼泪，只要他自己稍一不加制止，那眼泪就要流下来的。
太太问他：
“你来上海的时候究竟带着多少钱的？”
马伯乐摇一摇头。
太太又说：
“父亲说你带着两百多块？”
马伯乐又摇一摇头，微微地笑了一笑。
太太又说：
“若知道你真的没有带着多少钱，就是父亲不给，我若想一想办法也总可以给你寄一些的。”
马伯乐又笑了笑，他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含满了眼泪。
太太连忙问他：
“那么你到底是带着多少？”
“没带多少，我到了上海就剩了三十元。”
太太一听，连忙说：
“怪不得的，你一封信一封电报地催。那三十元，过了三个月，可难为你怎么过来的？”
马伯乐微微地笑了一笑，眼泪就从那笑着的眼睛里滚下来了。他连忙抓住了太太的手，而后把脸轻轻地压到枕头上去。那枕头上有一种芳香的气味，使他起了一种生疏的感觉，好像他离开了家已经几年了。人间的无限虐待，无限痛苦，好像他都已经尝遍了。
第二天早晨，马伯乐第一步先去的地方就是梵王渡，就是西站。到内地去的唯一的火车站。（上海通内地的火车，在抗战之后的两个月就只有西站了。因为南站、北站都已经沦为敌手了。）
马伯乐在卖票处问了票价，并问了五岁的孩子还是半票，还是不起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