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见他悲凉的微笑就在字里行间。她回答说：你让我感到无藏身之处。不，你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他说对不起。她说：假如你不肯消失的话，我可以请警方布置埋伏。警方会有兴趣的，男人绑架少女、女人，最近可是热门。
没有回音。
五分钟后，回音来了。
“你凭什么断定我是个男人？”
乔红梅瞪着这行字。
管理员说，需要我帮忙吗？他也感到蹊跷了。她开始回答，假如她这辈子会和人撒泼耍赖骂大街，也不过是她现在的样。她感觉恶毒粗俗的表情一个个在她脸上爆破开来。她不断吹开披到脸上的头发，嘴唇不断抽动。一个女性密语者？乔红梅以文字踹开对方的大门，一把揪住对方的头发，一路拖将出去。许多脏话她也不知拼写得是否正确，也顾不上计较了，只管唾沫横飞地骂。她停下来，把杯子搁到嘴唇上，里面已没水了。她想这人玩她玩成这样，玩得她半疯，体面都不要了。她慢慢删去谩骂，敲上一个冷冷的句子：“你我之间出了原则性误会。我是个正常的女人，是只会爱男人的女人。”
她下了网，站起身。报纸倒塌下来，露出管理员知情的面孔。他把她铺天盖地的大骂都听了去。原来他挺本分地扮演着他小公务员的角色，并不想暗中与她拍档。他客套地送客，告诉她一旦住户协会开会，他会代她请愿。她糊涂了，问请什么愿。他说，楼顶的钥匙啊。这是个很好的小公务员，认真负责。她说要费那么大事，就算了。他说不费事的。他音调一变说，你到底上去想干吗？她问其他住户上去干吗。修天线，他答道。她说你看，假如我也说上去修天线，你不马上就把钥匙给我了吗？他说：对，你就该照这话说。你实际上想上去干吗，我不想知道。她笑一下，我不会上去自杀。他也笑笑，我能信赖你吗？
她说，你当然不能。他做个鬼脸，自认为听懂了什么双关语。保险起见，她问他“失望”怎么拼写。他用嘴拼了一遍：“disappoint”，一个字母不少。嫌疑完全排除，他被无罪开释。这人开导起乔红梅来，说她应该没问题的，接受一个女人的恋慕应该是安全的。乔红梅说，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当你在偷窥别人时，请别忘了，你也在别人的窥视中。这倒不完全是胡诈，石妮妮买通了一个哥儿们，叫他在乔红梅出动时远远跟着。到目前为止，他发现有个瘦高个女人两次出现。
这人说她当然相信，她肯定一直在别人的窥视中。她说，这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人相互了解的手段了。接下去，她又开始教唆，说乔红梅应该试着去爱一个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才会像她一样，把感觉那么当回事。乔红梅说，你让我作呕。过了五分钟，她又来了，说两次婚姻，你还不够吗？和你现在的丈夫，你不也是有种上当的感觉？为什么不试试女人？不然你哪会知道你此生错过了什么。乔红梅说，我马上会看你好好地现形。这人又沉默一会儿，说就为了找到一点线索，把课也误了，那可不值。乔红梅想，她误课的事她居然也知道。在键盘上，她却跟她玩诈：“不管怎样，我很喜欢你的气质。你的发式也很合我的意，还有你的装束。一切都很好，都不会让人想到一个偷窥者。”她又想到妮妮哥儿们的一点重要情报，说高个女人有点跛。她接着写，“你的步子也很有风度，很独特，干吗不堂堂正正，从漂亮的文字后面走出来？”很长一段沉默。乔红梅觉得她和对方是黑暗中两个拳击者，摸索着步伐，无声地打转，都知道此刻出不得空拳。果然，她有了反应，问乔红梅是否把她曾告诉她的话当成了胡诌，比方，有关她那失而复得的女儿。她说无论乔红梅把她想象得怎样鬼魅，女儿确实存在。女儿如同一块内伤那样，时时作痛地存在。
为了证明她的真实性，她发来一系列相片，一个女孩从婴儿到十来岁，一个脆弱敏感的女孩。
乔红梅被触动了。女孩的眼睛是老人的，并那么触目惊心地熟悉。她把一张张相片仔细审视，想记起这眼睛是谁的，她几乎能肯定，她见过女孩的眼睛。看着看着，她心惊了，另一双眼睛透过女孩直视她。凭直觉她感到这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确有这么个女儿，也的确有一场以女儿为中心的悲剧。她回信说女孩非常美丽，却有种不幸的氛围。她说，女孩的眼睛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不，不是似乎，我肯定见过。这人回答说，她多年前失去女儿，是因为她犯的一次过失，把女儿从学校劫持出来，藏匿了几个月，从此便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乔红梅再一次感到那真切的创痛。直觉告诉她，这人的创痛不止于此。她问，你女儿上次回去后，常给你来电话吗？这人说她女儿到最后也没有完全相信她。乔红梅问，你要她相信你什么？相信我爱她，从来不想伤害她，不管我做过多少蠢事。这人答道。正如我不愿意害你。假如你愿意，我可以从此退出去，永远不再打扰你。不再把这个人当成“他”之后，乔红梅的确感到安全了一些。走路时她会突然止步，看身边是否有个高个子女人出没。却从没发现任何异常。她开始恢复往常的行动路线，去图书馆，去学校，去购物中心、超市。好多了，似乎不再处于一双多少带些兽性的目光射程中。她发现自己常对着密语者的来信发呆，想象她躲在哪一片昏暗中，把她看得那么仔细。她留着女同性恋流行的短发，戴一副无框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好看些？），面部线条偏硬（可别是个样子），有双和那个女孩一样的深不见底的黑眼睛……
乔红梅告诉这双黑眼睛，她是个怎样的人，屈从本性，易于沉溺感官的享乐。十多年前，为了公共汽车上格兰那一记触摸，她什么都豁出去了，廉耻、名誉、婚姻。一个晚上，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她从教室带走时，她像壮丽爱情悲剧中的女主角那样，回头朝格兰宿舍亮灯的窗口长长望了一眼。
那是十一月初，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供暖要在十几天之后才开始。她背后是二十多个晚自习的同学，看四个军人前后左右地包围着她。一辆军用吉普停在楼梯口，她知道那就是带她走的车。她是翻译一般文献的翻译人员，在这当口可以被定罪为泄露中国军方技术秘密。吉普车把她带到郊区一片野地，她想不知格兰此刻在做什么，是不是在“老地方”等她？或等不来她，正失魂落魄地四处找她。不久同学们会告诉格兰教授，那个叫乔红梅的女学生去了哪里。去了一个或许永远回不来的地方，野地里几排简易房，其中一间做了临时女囚室。
四个军人把她带到一间灯光雪亮的大屋。等在里面的有三名军官，一名副团级，两名连级。讯问开始了。她坐在被审的位置上，两只冻痛的手捏成拳。他们问她对格兰教授什么印象。她回答：博学，正直。他们说他在把你提供的秘密情报上报的时候，对你的印象只有一个词，独特。她说她从来没有提供过所谓秘密情报。他们谈格兰教授在给美国寄的信，已被破译了，里面有大量情报。她说绝对不可能。她费了许多口舌，要他们看清一个简单事实，她从毕业到目前，从未接触过任何有“秘”字可言的文件。再说，她的主项是将西方战争报告文学翻译成中文，她有什么秘密情报可出卖？审讯持续了一个月。她严重缺觉，胃口下降。但受到的最大折磨，是没有内裤换。她知道他们不仅在惩罚她，更是在羞辱她。
还是那几句话，问过来，答过去，局势僵得一塌糊涂，到了第二个月月底，他们停止了讯问，而要她把她和格兰的接触全写下来，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按日期无一遗漏地记下来。
乔红梅告诉密语者，在她书写三百多页的“忏悔录”时，她对自己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发现。她发现自己是个很难从一的女人。碰上一个新异的男子，她会忘记一切地追求。所谓新异，是能给她神秘的未知感，把她已知的命运打破的人。她说，对她这样一个小村庄来的女孩，她向往遥远，向往一切不具有本地意味的事物和人物。当格兰以奇妙的声调在课堂上说出“我爱你”时，她就开始走火入魔。这三个中国字让他一说，像是突破了它自身，成了语言表达的一个创举。她说，格兰，这个年长我二十多岁的美国男子，打破了我已知的世界，打开了一片广漠的未知。在那片未知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触碰都有那么好的滋味……当我们最后的防线崩溃时，我觉得我可以为之一死。乔红梅说，或许那二百一十三名少女的知觉都附着在她身上了。可怜她们不知她们永远错过了什么。
这人读完乔红梅的信后，问她后来怎么和格兰重聚的。两年后，她打了个越洋电话到格兰的办公室。那是她仅有的有关格兰的线索。电话上是格兰的留音，请致电者留言。她只说，哈，格兰……她说不下去了，两年够多少次变心移情？她失去了军籍，失去了城市户籍，失去了丈夫和住处，在一个个体小公司做临时工。她本想说，格兰，我爱你——两年前她和他从未顾得上，也没来得及说这句澄清名分的话。她却说不出口，发现它远不如“哈”含义丰富。
第三天，格兰出现在她办公桌前，拎一件运动绒衣，戴一顶棒球帽。若不是他肩上背一只旅行包，包上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标签，她会认为他直接从长跑途中来。
这人说，好，像个童话故事的结尾。
乔红梅说，假如照此结尾，真的就成了很甜的童话。
她关掉电脑，纳闷地想，她怎么了？把这人当忏悔神父，还是心理医师？这是不是也是种自淫？
石妮妮在阶梯教室门口叫她：“红梅，出事了！”
她两只胳膊在头顶上乱舞，露出新剃了毛的干净腋窝：“那个密语者昨晚上来了信！”乔红梅叫她讲中文，也不必那样“花腔女高音”。
妮妮告诉她，密语者是个二十岁的小女生！昨晚她对妮妮密语了大半夜，说她害死过一个人。她的五根细长手指紧抓着红梅的小臂。“我问她，害死的是谁，她到后半夜才把事情大概讲完。”
事情是这样，自称女孩的人在六岁时接受心理医师的催眠疗法，说出一桩乱伦案。心理医师用了两年时间，把女孩在催眠状态下提供的线索拼凑起来，推理和破译，终于诊断出女孩在五岁到六岁之间，连续遭受父亲的强暴。这段创伤性记忆被女孩完全忘却，又被催眠术复活。这便是女儿把父亲送上法庭的证据。法律诉讼费用使父亲几乎破产，舆论又摧毁了他的名誉。父亲在给女儿留的遗书中，要她明白他是含冤离去的，他们父女是一场迫害的牺牲品。女孩长大以后，渐渐意识到父亲很可能是受冤枉的，童年的她受了心理医师的诱导，而被诱供的证词又经过断章取义的连缀，经过想当然的诠释，得出了一个丑恶的结论。成年后的女孩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忘却一段巨大创伤（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假设人类记忆的抹杀力），假如这样的创伤能被忘却，只能说明它根本就没发生过。
乔红梅读完妮妮打印出来的电子信，目光落定在最后的段落上：“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信。我知道，我使你失望了，因为你的原意并不是要找一位我这样的女友。”失望也是拼错的。少一个字母。
她问妮妮，相不相信密语者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孩。
石妮妮说她早乱了，不知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她们此刻在操场上。小城的一半人似乎都集中在这里，看一群激进学生烧国旗。离这儿两小时车程的旧金山反战已反了两个月，小城刚刚有这么一个大动作。一个学生用高音喇叭在朗读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想”。其他学生已把国旗降下来。这座大学城的公民和其他地方一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超重。超重的公民们此刻一声欢呼，警车到了。火同时着起来。
警车包围了人群。一个超重警官和人群中的熟面孔打招呼。学生们领头唱起“再给和平一次机会吧”！
乔红梅心想，密语者此刻在哪里？
她回到公寓楼前，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人们都瞧热闹去了。恰是正午，她听得见自己裙摆在腿上磨擦的声音。她看一眼表，发现一部电梯停在十六层停了已有五分钟，并锁定在那里。另一部挂了检修牌子。楼里所有人都到楼顶去看烧国旗仪式去了。这座安分的小城有看头的热闹不多。
她决定爬楼梯。上到七层，她感觉到除了她自己，还有另一双脚，也在登楼。她有意加重步子，又上几格台阶，另一双脚作答似的也上了几格台阶，回音久久不消散。乔红梅感到背上一片刺痒，汗珠如同无数破卵而出的幼虫，一点点拱出头，刹那间已爬满了她全身。她定了定神，大白天她怕什么？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空旷荒凉的白天。她悄悄往下走，另外那双脚退得更快。她想，怎么成了我追他逃了？她试着悬起两脚，用胳膊撑住扶手往下滑。于是她的速度快了三倍。也许四倍。很快，她和那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她不顾一切地追下去。那双脚倒也机敏，楼梯上留下一串舞蹈碎步。追到一楼，这人就没地方逃了。一楼是一百多平米的大堂，搁放着临时接待来访人的三张沙发。
乔红梅没想到他（她）会钻进地下车库。她绝不追到车库去，那不是中了计了？车库在多少凶杀电影里做过理想的案发地点？
她走回去，腿软得厉害。走到四楼时，她听见地下车库的铁门响了一声，他（她）又出来了。也是一双疲软的腿，把他（她）拖上台阶。她一点点往上走，他（她）又慢慢地跟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