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形象批评”乃是女性主义[1]文学批评的传统手法，借助于这种批评方法，女性主义研究者发现，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真美丽的天使，要么是丑陋刁钻的恶魔。本文拟借鉴这种批评方法，从我国文学创作乃至整个大众文化的实际状况入手，通过我国现代妇女的形象外观的演变，透视现当代中国妇女解放所经历的从性别压抑到性别凸显的变化过程。笔者以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妇女的命运，并且还能使我们深入地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女性主义的现状与未来。由于中国妇女与男子的平等地位自建国以来早已在法律上确立，但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还不能简单等同于现实中真实的东西，因此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与法律制度的“虚假平等”不一致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这使本文的写作更富于现实性。
一
在中国古代，“三从四德”、《女书》、《女戒》等一整套东西牢牢束缚着中国妇女，“妇者，伏也，伏于人也”，妇女完全是男子的附属物，其地位甚至远在今日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妇女地位之下，完全被幽居在家中，谈不上任何权利和地位，更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妇女解放，这个命题始于西方异质文化的输入，西方思想的输入带来中国妇女角色定位的极大变化。在经历了西学大潮洗礼后的中国，一整套封建规范也迅速失效，妇女走入社会蔚为时尚，女子读书，就业，包办婚姻被废除，缠足被取消，发展到建国后妓院被关闭，男女同工同酬，低工资，广就业，妇女大规模地进入各个领域之中，再也没有中国传统男权社会所规定的禁止妇女涉足的领域，并且这一切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毛泽东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观点，也是革命时代女性精神风貌的概括。性别差异从理论和实践上被彻底抹平了，反映在外貌修饰上，就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是革命时代女性的外貌特征。
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孤独，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认为，人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都是靠性表现来决定的，服装和举止都是表现的道具。社会固定了性歧视的场景，规定了男女角色的模式。因此，破除男权制度最有效的办法是男女混装（cross-dressing）。衣物、发式、举止是社会区别男女的主要标准，一旦打破了其中的性界限，人们就会习惯其他种种性别角色和特征，就会从一个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这包含的内在含义是：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角色时，随着性别差异而出现的性压迫就有可能消失。[2]我们在激进时代的大规模的男女混装实践，在理论上并未作出理论上的阐述，这样做究竟有何必要，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倒是这位西方学者为我们做了一个明确的理论注脚。
除了西方思想的启迪和示范之外，这同时也有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在现代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性别角色的分工限制被废弃确实有其必要，而男女混装不过是在服装上的表现形态而已。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木兰从军”或“穆桂英挂帅”，女性和男性一起并肩走上工作岗位、投入时代洪流之中，并受到人们的广泛赞美。“新的女性在斗争中挺起胸，冲破牢笼要打碎千年的枷锁！”这是30年代风靡一时的歌曲《新女性》中的歌词。“真正的妇女是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作为一个铿铿锵锵，推进时代进展的整个集团的一份子：烈火中的斗士，来寻找它们真正的出路！”这是左翼作家冯铿的赞美，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时代女性的要求突出地强调了“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即外观上非女性化的要求，显示出当时人们对于妇女追求男性特质、摒弃女性特征的时代要求。
作为女性精神代表的女作家们作出了强烈反应，大肆推波助澜。冯铿宣称从来不把自己当女人，谢冰莹忘记了自己是女人而要做女丘八，丁玲高喊我们和男性都一样。“女人走路一阵风，长头发剪成短缨缨”，这是李季的著名诗歌《王贵与李香香》里的描述，精练而传神地勾勒出了革命时代女性的独特风姿。“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里，对在保安窑洞中设宴欢迎来自国统区的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的记述，而初到保安的丁玲也确乎是个武将军的形象。根据记载，当时丁玲身穿一套灰色军装，一顶军帽卸在手中不经意地翻弄。“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这与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那个目光忧郁、紧紧裹在羊皮大氅里的没落贵族般的丁玲早已大异其趣[3]。
这在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冰心的写作带有浓郁的女性气质，大力鼓吹“爱的哲学”，她在《晨报副刊》开专栏写下了《寄小读者》的系列作品，“文字之轻茜新清，灵幻艳异，颇难形容，借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则似夜、似新月、似繁星、似温柔的黄昏、似醉人的春光、似瞬息百变黄金色的云霞，似开满在时间空间专供慧心人采撷的空灵清艳的花朵。”[4]但是由于与占据主流的尚力文学思潮不和，因而冰心的地位一直不高，在建国以来的激进时代，国内编著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冰心因为所谓“鼓吹超阶级的爱”而屡屡受到批评。而茹志鹃以《百合花》为代表的女性化纤细风格和激进时代要求豪放粗旷的男性化风格不合，也屡屡成为左翼批评家的靶子。
在女性身上作为革命力量的身份与特征凸显的同时，传统的女性美则被视为革命力量的障碍物和对立面而被遭到了摈弃。在女性追求解放、妇女的角色被重新定位的同时，绵延数千年的传统女性化的装束和打扮被视为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且这与落后的农村文化和先进的城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陈腐的封建眼光对开放的现代女性的敌视，相互重叠交叉在一起。应当承认，妇女的化妆与服饰是人类审美文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经过历史上长时期的不断改进与积累，这些东西遍及世界，并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但是，采用什么样的观点与方法，决定了观察到的结果是什么。在新时代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化的审美眼光看来，这些传统的女性美都是落后的、有害的，是历史垃圾，甚至与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挂上了钩。解放后第一篇受到严厉批判的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写到了“我”的妻子———农村出身的女干部对待城市妇女装饰打扮的态度：
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
这其实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女性美的看法。毛泽东喜欢引用孟子的话：“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目之于色，有同好焉。”爱美本是人的天性，对于女人更是如此，而在当时，人们的审美眼光却被政治严重扭曲了。五四时期服饰变革，妇女刚刚露出小腿肚的时候，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封建遗老遗少大肆加以抨击。想不到数十年之后，类似的观点出自农村进城的农民干部身上，并且以崇高的“革命”的名义出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引人深思的是，这些指责者都同样拥有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而被指责者则被赋予道德上的邪恶感。与此相关联的是，民国初期宣布废除“老爷”、“奴才”等不平等称谓，代之以“先生”、“小姐”等平等称呼，然而在后来的极左时期，“先生”、“小姐”成为极其难听的骂人的话，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直到改革开放之初，还有许多人感到十分刺耳，封建主义的徽章就这样悄悄地印在了新时代的臀部上。
在建国以来的主流文学作品中，劳动妇女的外形美往往被淡化，甚至是不美的，蓬头垢面、衣衫破烂，个头矮小，怎么看都不好看，生怕与资产阶级沾上了边。《我们夫妇之间》中的这位女干部就是如此，作者多次写到“她那矮小的身影”，“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所塑造的母亲———仁义嫂的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而丰满的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小说情节起伏跌宕，紧张曲折，颇能吸引人，根据小说改变的同名电影发扬了这个优点，但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中的母亲———仁义嫂被刻画成了一个农村老太太的形象，面部线条刚劲有余，柔和不足，夸大了仁义嫂那双充满仇恨的眼睛，确实没有什么美感，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可以证明确实应该这样写，但是这样的女主角能否在观众心中引起共鸣和喜爱之情，这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我们当代革命文艺借鉴了许多西方电影的艺术手法，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的悬念、离奇、紧张、惊险和曲折，《铁道卫士》中火车顶上我方与敌人的打斗，交叉蒙太奇与平行蒙太奇的反复使用等，都极大地增强了这些文艺作品的艺术魅力。但是，主角特别是女主角的外貌美被淡化和取消，则是一个重大败笔，这在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中表现特别明显，《红色娘子军》、《李双双小传》、《槐树庄》等莫不如此，使我们的艺术作品丧失了应有的艺术魅力，对照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好莱坞的《罗马假日》、《出水芙蓉》、《蝴蝶梦》经典名片，我们不难明白这一点。
甚至在中央电视台近期拍摄和上映的电视连续剧《红岩》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导演由于停留在过去“左”的时代对革命者的刻板看法，让宋春丽这样一个中年妇女来扮演江姐，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这是一个大败笔。因为从观众审美心理来讲，观众需要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和美丽的女性被毁灭，只有将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年轻的美丽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家》中的梅表姐，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观众心中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感，而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妇女的毁灭根本就不可能在观众心灵深处引起强大的审美感受。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中国观众关于江姐的审美经验来看，最受观众们喜爱和难忘的始终是歌剧中的美丽的江姐形象，而不是电影《烈火中的永生》中的江姐，尽管电影比歌剧拥有更为广泛的观众群体。
在我们“左”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主流文学经典中，烫发、穿旗袍和高跟鞋，最能体现中国女性美的角色，通常是国民党太太、女特务，或是破鞋、汉奸的姘妇，或是舞女，总之是旧社会的垃圾。长篇小说《平原枪声》中与日本鬼子和汉奸乱搞的破鞋红牡丹是这样，在《上海的早晨》中把革命干部张科长拉下水的上海舞女徐爱卿也是这样，作家细致地描写了张科长失足的这个七重天舞厅：
灯光很暗，随着音乐旋律的快慢，灯光一会是红色的，一会是蓝色的，一会又是紫色的。在各色的灯光下，张科长留神地望着每一个舞女，有的穿着乔其丝绒的花旗袍，有的穿着紫丝绒的旗袍，有的穿着黑缎子的旗袍，脚上是银色的高跟鞋，跳起舞来，闪闪发着亮光。
这是黑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是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腐蚀革命者的黑色染缸，不仅是这些场所，并且所有出现在这些场所的浓装艳抹的女人，都和这些东西产生了一种不容质疑的内在关联，只有身着灰蓝二色或是草绿色者，才是先进阶级和先进分子的可靠代表。坐在身旁的徐爱卿———这个张科长“生平没有见过的漂亮的少女”，终于把张科长一直送进了三7二号房间并做了“荒唐事”，这种事情其实古今中外多的是，并非由女性美所导致。但是在当代中国泛政治化的特定语境所提供的狭小释义空间中，外貌和服饰的美就被规定为这样的政治含义。
其实这种思想有古老的历史根源。中国民间自古就有把漂亮的女人说成是专门勾引男人的狐狸精的传统，这类意象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反复出现。中国古代把帝王后妃作为替昏君承担罪责的替换物，视为妖冶的迷惑男人心智的坏女人，即“女人是祸水”、“小则足以伤身，大则足以亡国”的观念。这类女人的特点通常是外表漂亮而内心歹毒，“文革”中还有所谓“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的说法。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可能和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自汉末以来，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佛教主张戒色，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把女人的肉体视为邪恶的东西，看做腐烂的臭皮囊，但又对妇女的外表美竭尽夸张描写之能事。“佛教认为女子具有以下几条天赋弱点，夸大女子的情欲：淫欲，姿态；污其品性：嫉妒，多口舌；夸大女子的物欲：贪珍宝。”[5]为了能使人戒色，佛教欲抑先扬，不加掩饰地甚至是夸张地大肆描写女性肉体的美貌与诱惑，最后再呈现其臭皮囊的本质。这恰恰和中国人的这种观念不谋而合，两者就这样自然地汇合到了一起，这对于中国人这种审美心理定势产生了明显影响，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遏止不住对于女性美的追求，但同时又把女性美视为邪恶的东西。像周而复《上海的早晨》里的张科长对舞女徐爱卿的看法就是这样，徐爱卿这个角色，看上去是激进时代“左”的观点的结果，但实际上又是封建时代中国传统妇女观的延伸。
实际上，已经有论者指出，透过意识形态的外观，激进时代的“工农兵文艺”无论从内容形式来看，还是从传播方式来看，都是我国古典文化形态的一种形式[6]。无庸讳言，其中保留了不少和现代文明相悖的封建性的东西，同时，“工农兵文艺”又是大众文化在激进时代所能允许的存在形态，它是带有强烈东方色彩的“革命好莱坞”，在本质上是大众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是扭曲的形态。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对这些女性形象外观的深层文化内涵便不难理解。其实早在50年代末，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着一种风气的转变，以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其实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甚至是明显“左”的、违人性的观点和潮流是有区别的，就连毛泽东也不能完全赞成[7]，从革命风暴的中心传达出的信息，实际上已经揭示这种以激进面貌出现的主流话语的荒谬性。
我们不妨对照异质文化传统。在西方，由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革命性动荡和文化断裂，其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连续性，绅士风度和骑士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女性美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长裙、晚礼服保留至今，也没有想到要来一场废除口红与高跟鞋的革命。而在中国，由于近百年力图激烈和彻底的变革，我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包括审美观念的改变可就太大了，现代中国女装最具创造性和世界影响之一的旗袍，在那些激进年代里无人敢于问津。只是由于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强劲影响，我们才在50年代一度保留了布拉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衣裙）和交谊舞，以示学习苏联的幸福生活，但很快由于被赋予修正主义的政治含义扫除殆尽。在陆文夫的小说《井》中，女大学生徐丽莎因长得漂亮文静，一看就不像劳动人民（本来确实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刚参加工作就被领导安排劳动锻炼，被分配到一个小制药厂当洗瓶工，在周围包括她的后来的丈夫的敌视环境中，被改造成了一个冷漠的“冰冻美人”，最后投井自杀而死。在她作为政工干部丈夫参与迫害而出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证据中，就有徐丽莎读大学跳舞时穿过的布拉吉，其实那时官方提倡学习苏联的幸福生活，但这积压箱底多年、保存了女主人年轻时代美好回忆的服装，居然也成为罪证。
于是当代中国妇女进入了一个以非性化为标志、以男性英雄为准绳、消失了女性的性别身份的时代。在摆脱了秦香莲的悲剧角色之后，进入花木兰这样一个给定的标准化角色之中，男女性别差异消失在阶级对立之中，这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权威政治话语统摄之下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时代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铁姑娘队”是举世闻名的，在郭凤莲的率领下，她们每天清晨以击石为号起床干活，所有的一切包括在劳动强度极大的体力活方面都和公社的男社员比着干，完全无视女性在体力方面的弱点，以政治的名义过度地使用妇女劳动力，使妇女不堪重负，这实际上是在妇女解放的名义下已经对女性构成了一种摧残。
二
处于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民间文化消失，主流文化消解，真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并居于中坚地位的文化，恐怕非大众文化莫属了。在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中，女性形象外观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大众文化主要体现为“浅”和“俗”两个特点，这使许多以“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对此不屑一顾，而普通公众又往往对其中的文化意蕴习焉不察。其实，大众文化在“浅”和“俗”的特点及漂亮的外包装下，正深刻地影响着公众的思想意识。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与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时代，那么后毛泽东时代就是“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的商业话语”时代，商业性是当今文化现象最重要的特征，女性形象外观同样不能例外。
在包围着我们的多种多样的大众文化中，商业广告无孔不入，从都市街头到报刊杂志，触目所及，到处是广告宣传，广告已经构成了最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之一。而电视作为目前最重要的大众传媒手段，林林总总的电视广告可以说是大众文化的最为集中和直接的体现，毫无疑问，这些电视广告是美丽迷人并充满诱惑力的，为我们作出了消费社会里幸福生活的承诺。讨论妇女形象外观而不涉及电视广告，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些电视广告之中的妇女形象背后，不仅性别意识大力张扬，并且其中包含有“女人味”的露骨张扬和培育，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琢磨的东西，让我们来看几个常见的电视广告。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屏幕上，热情推荐“炒菜有方太，抽油烟机更要有方太”。
一位年轻俏丽的女士走进婆婆家，从挎包中拿出一袋洗衣粉，婆婆惊讶地问：“你也用活力28？他过去可脏啦，我老用活力28.”儿媳娇嗔地笑笑：“他结了婚还是那样，你看，用活力28还洗得真干净”。
“时代在变，好的东西不变”，这是雕牌透明皂的广告词。一个正在洗衣服的老太太抬起头来满意地说：“雕牌透明皂洗得真干净”，坐在旁边戴着老花镜看报的老头儿转过脸来说：“雕牌透明皂洗得干净，用得放心”。话音未落，一个年轻妇女抱着一大盆衣服过来了：“我也喜欢用雕牌透明皂！”。
稍加留心不难发现，这些和厨房用具、洗衣粉和肥皂等家务活有关的广告，都是集中在女人身上，并且大有前仆后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感觉。老太太用雕牌透明皂和活力28，是干家务活的能手，年轻一代妇女理所当然地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不仅如此，在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洗衣粉广告中，年轻妈妈下班后发现女儿睡在沙发上，衣服早已洗得干干净净，女儿留的条是：“妈妈，我能帮你干活啦！”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这表明这种“光荣传统”已经深深地刻进了尚未成年的孩子心中。
时装、化妆品、洗头剂等也是和女性密切相关的电视广告。一个长发女郎坐在沙发上，“啪”地甩出一条修长的秀腿，旁边的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立刻眼睛就拉直了，意味深长的广告词是“浪莎丝袜，不止是诱惑”。一个推销洗头剂的广告是这样的：一对青年男女在一座桥上吵嘴了，女方扭头而去，还没等走到桥头，女方把头发一甩，屏幕上用夸张的慢镜头渲染着姑娘满头青丝、如云秀发、飘如天仙，小伙子失魂落魄，立马追了上来，赶紧陪不是，这时响起了女方充满自信的画外音：“已经一千次了都是这样，即使是一千零一次也还会是这样”。
许多电视广告着意强调和凸显经过商品包装的女人婀娜的身段、光滑的肌肤、丰满的胸脯和迷人的大腿。这些女人为面部的斑点焦灼不已，使用某种化妆品后带来“光洁亮丽每一天”，竭力突出女人性诱惑的魅力。相反，许多药品、通讯设备以及和科学技术相关的广告（只有妇女卫生用品这个男人无法涉足的领域是例外，这个领域还不得不保留“女人的事情女人办”），则是男性衣冠楚楚地健步登上讲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台下是热烈的掌声、不断的提问，新闻记者的镁光灯频频闪亮，或是男性老板身边紧跟漂亮乖巧的女秘书。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如此，文学作品中是盛产美女的领域，在这些作品中凸显的是女人身体的美，而不是脑子里的智慧。在路遥的著名小说《人生》中，以极其夸张的笔调，描绘巧珍的外貌是“漂亮得像花朵一样”，“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给她介绍这方面对象的媒人把她家的门槛都快踩断了。”而在张贤亮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书中是这样描写女性的：
她是一支窈窕的、富有曲线美的香烟，一个做得恰到好处的、具有弹性的白暄暄的馒头，一本哗哗作响的、纸张白得像皮肤一般的书籍，一把用得很顺手的、木柄有一种肉质感的铁锹……我就和所有这样的东西一齐坠入深渊，在无边的黑暗中享受到生理上的快感。
这实际上是把女性等同于物和性，是男人所喜爱的一件物品，是男人欲望宣泄的对象，她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也没有灵魂。可能作者意在表现劳改队对正常人性的扭曲，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实际上表达了潜存在作家心灵深处的对女性的理解，女人除了身体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东西。通过小说中黄香久主动勾引章永麟这个“女人先来引诱他”这个古老模式的套用，我们便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其实，在名噪一时的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中，每一个女人一见到作家庄之蝶都忍不住玉体横陈，必欲与之睡觉而后快，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男作家对女性身份地位的理解。
其实，只要留心观察一下，我们很容易发现动物界和人类社会的极大不同：在动物世界都是雄性比雌性更美，狮子、孔雀、野鸡等无不如此，只有人是例外，人是女性才是最美丽的。这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说明妇女的外形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包含了多方面的复杂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话语（discourses）分析的方法，揭示在女性形象外观后面隐蔽起来而没有明确说出的东西，在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甚至是标准化的女性形象外观的背后，包含了许多没有直接言说的意义。不错，女人应该美丽，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关于女人的观念都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问题在于，女性的价值是否仅限于此？是否仅限于以自己身体的美丽取悦于男人？这是一个古老而至今没有解决的疑问。女性的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为男性主流意识形态所掌握的标准化的东西，整个社会发展出了一整套女性美的艺术。从染头发到拔眉毛，从纹眼线到染指甲，从抹口红到剔腋毛，从隆鼻到隆胸，从穿高跟鞋到缠足，所谓“女人爱美不要命”，女人的身体无处不被男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触及和改变。极端的如缠足已经是一种野蛮的残害，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没有人想到对此提出疑问。这些东西在主流话语的反复灌输与不断鼓吹之下，已经在妇女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通过母亲对女儿的言传身教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来，内化为妇女自身的自觉追求，以取悦于心中的他及整个男权社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大众文化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当性别压抑消失之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以前古老时代的原貌。和男性在电视广告中通常作为可以信赖技术权威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力量相反，女性在电视广告中的角色定位，第一是家庭妇女，围着锅边转，第二是性感尤物，也就是色。不仅是电视广告，而且“几乎每种通俗杂志都坚持不懈地用妇女形象来招徕买主，性的卖点成为方兴未艾的媒介盈利的信条，甚至一些非消遣性杂志也在强大的压力下采用妇女形象作为封面来吸引读者”。[8]这似乎应了那些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说法“女人用自己美好的身体取悦于男人”（张爱玲语），“女人嘛，不靠身子靠什么？”在我们这个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关于女性的话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门，这是明显的男性中心话语的产物，带有强烈的甚至是比较露骨的性歧视色彩。性感促销和情欲包装，以“女”字为卖点，这已经是目前不争的事实。不仅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也是如此，这是因特网上的关于一个现居香港的一个女作家的一段报道：
自信文笔优美，意境高逸的姚雅馨，自小已认定作家为终身事业，却遗憾俗世知音太少。
长年坚持曲高但又不甘和寡的她，再难忍耐郁郁不得志的际遇，无奈向市场低头，不惜以诱人身段作卖点，打算利用本身丰富的情、色经验为写作题材，务求“出位”成功，为自己的写作事业杀出一条康庄坦途。[9]
这个年轻的女作家希望通过在作品中刊登自己的裸体和半裸体照片的方式，来帮助自己的作品打开市场，引起社会关注。在这些从印刷物品到和高科技紧密相连的电视广告和因特网的背后，可以这样说，其思想意识一如封建时代。放眼一看，地摊上、书店里的不少书籍，是教女人如何才能讨得男人的喜欢，以及传授所谓“御夫之道（如何驾御丈夫）”。许多女人拼命地按照电视广告和杂志封面上的标准美女形象包装自己，以获得男人的青睐，甚至一些偏僻农村也组织了女子时装队。近来媒体上爆炒“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而这些作家获得成功，又使更多的人对此跃跃欲试，因为这展示了走向成功之路的捷径。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写作”本来是一个女性主义倡导的一种“以女性的语言写作”的实践，旨在从女性的身体入手，思考女性和男性写作的不同，强调女性因性别差异而来的语言的独特性，因而主张“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Write yourself，Your body must be heard）。但是现在“身体写作”已经被我们理解成为女人没有脑子，仅仅是依靠展示自己的身体的代名词，甚至和色情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本身是一个值得斟酌的概念，但是我们这样的理解无疑就更加离谱了。
从王安忆早期《雨，沙沙沙》等作品中关注女性内在的温柔和家庭主妇气质被主流话语所接纳，到现在棉棉、卫慧等人以“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而名噪文坛，我们可以观察到男权话语在女作家身上留下的明显痕迹。有论者指出所谓“七十年代以后”的女作家，就是“随时不忘宣告公众她们的容貌为羞花闭月，性观念为自由开放，性欲是旺盛，日常生活为迪厅酒吧吸毒和准意义上的摇滚”。在这里，性别差异的凸显和性的诱惑是这些作品畅销的一个关键性商业因素[10]。联想到90年代鼓噪一时的所谓“妇女解放新潮流———女人回到厨房”，以及新近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竟有人堂而皇之提出“妇女回归厨房做职业太太”的提案，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最近就“妇女是否应该回家”展开热烈讨论，不可小觑这些东西。事实上，此提案居然还不可思议地得到一些人包括妇女的同意和赞扬。一方面社会要求妇女做家里的贤妻良母、“全职太太”，另一方面，妇女又必须依靠自己肉体的美貌去社会上竞争，社会在给予妇女这样一个角色定位时，也给了妇女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当中国社会摆脱了关于女性的性别盲点之后，新的问题却又这样产生了，究竟应该怎样做女人？人们还是不得而知。有论者指出：
这些媒介和娱乐形式中使人眼花缭乱的妇女形象，已经是当代中国文化风景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最瞩目的特征就是突出现代“女性”外观：时髦的发式，浓装艳抹，敢于暴露，国际名牌时装。借助于各种名牌，不仅创造了中国妇女“新”的形象，而且也凸显了强烈的情欲和性的含意。[11]
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妇女形象和中国妇女解放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这也许不无合理之处，比较封建时代我国妇女囿于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进步。然而事物总是复杂和多方面的，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在商业化时代，妇女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出售的商品，是男人欲望化了的对象，其实质是男人的“看”和女人的“被看”。并且，这也不再是女性主义理论所说的“女性的沉默”，而是女性自身为了获得商业利益，也主动或被迫地加入了这个过程。
这些陈腐的思想意识当然并非空穴来风，它们既是传统观念的遗留，又是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反映，商业社会中的男权中心主义操纵着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不仅现存的东西就是未必合理的，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些日复一日出现在文学艺术和大众传媒中的思想意识早已成为社会的水泥，它们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观念与这种现存的社会结构，使这些本来由于天长日久早该风化和坍塌的东西更加牢固，更加持久，甚至有可能弥久弥坚。在大众文化的汹涌潮流中，一些陈腐的东西由于戴上了时髦面具居然能够招摇过市、大行其道，我们能不慎之乎？摆脱了性别盲点的女性的角色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定位，是否仅限于“女”和“性”，是否应该有更为厚重、更为健康的文化内涵，我们能不思之乎？
基于性别差异的身份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足点。从一开始女性主义理论就建立在男女两性差别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对两性关系的重新理解来为妇女解放争得一席之地，并且进行了艰难和大量的理论建构。但是正如安·罗琳莎·琼斯（Ann Rosalind Jones）在《写身体：论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一文中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所进行的总结后所说的那样，不同种族、不同国籍和阶级造成的妇女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多于不同的性别之间所产生的男女之间的区别，若将妇女划分为一个彼此相同的类别是犯了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错误，[12]似乎这更合乎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因而，当我们从基于两性差别的抽象的理论建构中把目光移开，真正放眼活生生的文艺生活现实，从中国妇女的形象外观变化来看，泯灭性别差异也好，张扬性别差异也好，都逃脱不了主流男权话语的统治，那么，女性主义自身的独立话语究竟应该在哪里？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人会反对妇女解放，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但是，妇女解放之路应该怎样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不是一个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女性主义庞大松散，有时歧义百出”[13]，甚至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理论是否合适也使人产生了疑问，女性主义者所期待的“女性意识的胜利”仍然没有到来。我们一直期待“寻找和开掘本土理论资源，在与外来理论的对照中形成一套自己的女性主义诗学”[14]，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是时候了。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注：
[1]feminism在国内译名不统一，或译女权主义，或称女性主义，又称男女平等主义，这里按国内多数有关研究者的称呼，称为女性主义。
[2][12][13]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第11页，第129页，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3]参阅吴珂硕士论文《女性立场与张爱玲的文学追求》未刊稿，第23页。
[4]苏雪林《几位女作家的作品》www.huazhao.com/collection/suxuelin/suxu-elin326.txt
[5]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418页，中华书局1996.
[6]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第20页，作家出版社1996.
[7]纪怀民等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59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8][11]李小江等编《主流与边缘》，第202页，第1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9]http：//news.silversand.net/file/entertainment/2001/02/16214105.html.
[10]http：//edu.sina.com.cn/interest/2000-02-10/2716.shtml.
[14]徐坤《当前女性主义批评的困境》，《百花洲》，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