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以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漫长历史和巨大规模，以及深刻改写我国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深远意义，始终以铁一般的旋律撞击着我国作家们的心扉，使他们挥笔写就了《保卫延安》、《红日》、《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并一度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学的主旋律。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制约下，这些战争文学作品在其叙事结构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呈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特征：
从叙述基调来看，这些作品大都采用了“风烟滚滚唱英雄”的高昂格调，是一种比较浪漫和充满乐观的英雄赞歌。光明与黑暗、邪恶与正义两大对立阵营的厮杀与搏斗，正面战场上惊天动地、枪林弹雨的繁复式再现，具有崇高道德品质或者说是理想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及其传奇事迹的编织与描写，凯歌高奏、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荣战争历程，构成了主要和基本的叙述内容。而把文艺作品写成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道德教科书，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则是其主旨之所在。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这些作品曾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文学接受中的非审美因素逐渐淘汰殆尽，其艺术局限便日渐清晰地浮现出来。今天，当我们再来翻阅和回味这段战争文学画卷时，在充分肯定其文学价值的前提下，也很难认为其创作成就是尽如人意的。与这段战争史实的丰饶原野相比，我们的文学之果还不够丰硕，特别是缺少饮誉世界、能够纳入世界战争文学宝库的史诗性煌煌巨著。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这段战史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等还比较简单肤浅的政治宣传层面上。这样理解当然是对的，但并不完整和全面，尤其是忽略了或者说是无视我们在走向胜利的战争历程中所支付的巨大历史代价。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但是这个火车头所发出的轰鸣声并非像夜莺的歌唱一般婉转动听。革命战争作为历史用来为自己的前进强制性地开辟道路的暴力手段，在无情地暴露、揭穿、破坏、打击不合理社会制度中许多腐朽、衰颓和垂死的东西，带来历史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和空前的惨祸与痛苦紧密相连，这是由战争这种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血雨腥风中，不幸与灾祸、死亡和痛苦总是在所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光辉的胜利浸泡着血的代价。但是，在我们的这些革命战争文学中，战争空前的残酷与惨烈，我军所经历的种种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及其曲折道路，战争中的种种苦难与灾祸，它带给人们心灵的深深创伤，及其对和平生活的灾难性破坏，统统隐没、消失在即使是当时也未必正确的现成政治概念的框架中，远未获得应有的、更不用说是充分的袒露、抒写与展示。不断胜利的颂歌、凯歌高奏的旋律遮没了战争的惨痛历程，廉价的乐观主义涤荡了创作主体的深沉悲剧感和历史反思，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狭隘理解阻断了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我们所着力追求的崇高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力感和丰厚度。
当然，我们也写到了毁灭与牺牲，但是这种毁灭与牺牲的英雄仅仅是作为某种理想化了的人格，某种具有类同化趋向的优秀道德范型，某种可以置换的“齿轮螺丝钉”而出现的（如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董存瑞、刘胡兰……倒下去，千万个董存瑞、刘胡兰……站起来”式的创作思想），而并不是作为无可替代的独特生命个体无法挽回、永远不能弥补的悲惨毁灭出现。只要对比一下我们的《董存瑞》、《黄继光》和前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人的遭遇》、《战地浪漫曲》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鲜明和突出。和我们仅仅张扬英雄的立场坚定、意志刚强、视死如归，仅仅着眼于英雄的毁灭与牺牲对于战争或战役全局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道德示范意义不同，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一小队苏军女战士和德国人猝然遭遇了，尽管法西斯被击败，但是苏军女战士自己也全部壮烈牺牲。虽然胜利了，但是这些正处于人生最美好季节的苏联少女，她们的美丽，她们的温情，她们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及其对战后幸福生活的梦幻与憧憬，都永远静静地长眠在俄罗斯茂密的森林里。读后令人心潮起伏、回肠荡气、感慨伤怀不已，浸透全书的深沉悲剧感和人道主义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而当我们翻阅我国革命战争文学时，则很难或者说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感受。正是在这里，我们丧失了崇高赖以支撑的沉甸甸的悲剧感和深刻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丧失了作品的厚重意蕴，从而大大制约了文艺思考的深广度，更谈不上哲学视野的观照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了。
战争文学并非仅仅是描绘沙场浴血、马革裹尸，也并非仅仅是张扬某种道德范型或宣传某种既定的政治概念，而是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要超越这些还比较现实的层面，在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达到对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及其价值与人生意味的挚爱、关怀、思考与领悟。为什么我们总是呼唤史诗？正是由于历史辩证法的缺乏使我们无法产生史诗。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对前苏联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渲染战争残酷性”大加挞伐后，这种本来就简单化的非历史、非辩证的创作趋向，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而达到极端和高潮。和当时政治上“左”的简单宣传相呼应，文艺创作中的拙劣平庸之作大量产生，我军总是骁勇善战、每战必克，而敌人则总是愚蠢腐朽、不堪一击，战争的胜利似乎是轻而易举，这已经是由片面的理解进而达到庸俗化的程度，和样板戏的精神已经相当接近了。
由于回避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严峻态势，尽管作品中也不乏枪林弹雨、炮火硝烟，但就是没有那种在战争的废墟上浸泡过，和战争生活如脐带般血肉相连的氛围与感觉。在这些作品中读不到人处于战争中强烈的生存欲望与复仇意志，也读不到人对于炮火与死亡的铭心刻骨的感受与体验，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真实性打上某种程度的折扣。同时，中国现代革命战争所面对的强大敌人被简单狭隘地仅仅理解为“腐朽”和“行将灭亡”，这就使得整个战争历史的无数曲折与艰险，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我军在由小到大、以弱胜强的战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战争智慧、谋略与坚韧，远远没有获得应有的揭示与充分的表现。
事实上，中国现代革命战争所走过的并非像长安街一样平坦宽阔的大道，而是充满了挫折与坎坷。这种挫折与坎坷不仅来自敌人的强大与狡诈（并不像一些文艺作品所描写的那样仅仅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在具体的战斗、战役中，他们更是张着血盆大口的活生生的真老虎），同时也来自我军内部“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以及在政治路线方针决策和战略战术指挥等方面的失误，乃至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弱点。这些因素的交织曾经数次使中国革命陷入危急、濒于绝境，“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然而，这种历史的残酷真实性并未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得到如实的反映。这样，当我们在挥写与表现人在战争中的情绪与心态、捕捉与传达人关于战争的种种感觉与印象时，我们所讴歌的那种英雄主义气概和爱国主义热情，那种人生意义的揭示和灵魂世界多棱镜的折射，那种深沉的历史意蕴和我们民族优秀性格中伟大坚强的东西，那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所支付的昂贵代价，就远远没有达到战争文学所应有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典型性与容括力量的凝聚。
这种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的双重失落，使我们的战争文艺作品始终无法达到史诗性的深度和广度。只是到了近年来的《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红西路军苦战纪》、《志愿军战俘记事》、《厄运》等文学作品时，才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突破。前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总是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卫国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夏至1942年秋，尤其是战争初期苏联红军的大溃退，从中展现出苏军从最艰难的岁月走向胜利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步伐。许多蜚声世界的著名作品如《战争》、《围困》、《莫斯科保卫战》等都是如此。美国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影片如《虎、虎、虎———偷袭珍珠港》、《巴顿将军》、《水下敌人》等，也从来不把美军所面对的法西斯军队写成不堪一击的二等货，而总是喜欢渲染自己如何战胜了强大对手。但是我国历来的革命战争文学，包括近年来陆续上映的《大决战》三部曲、《解放云南》、《大进攻序曲》、《豫东之战》等作品，则总是喜欢更多地选取“革命蓬勃发展时期为背景”（而不是遭受挫折与失败的最艰难时刻），并认为这样做“更为有利”[1]，这一中外战争文艺观念的有趣对照，对于我们或许是不无启示的吧。
战争就是战争，它首先是军事素质的较量，战争不仅是力量的拼搏，更是智慧的角逐。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战役中，决定着战争胜负的，除了武器装备的优劣，部队的道德面貌和政治素质、士兵们是否训练有素等因素外，指挥员的意志和才能，对战争胜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指出：“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要求，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2]中国现代革命战争是冶炼军事艺术的大熔炉，我军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长达几十年的浴血奋战中，有过无数次以小胜大、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涌现了一批著名将帅，产生了无数的优秀指挥员，凝结着光彩动人的战争智慧，一向以优良的军事素质与作风著称。令人惋惜的是，在当时流行的二极对立的政治伦理框架结构中，以及作家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及军事学术素养水平的制约，这些都冲淡、淹没和消失在强烈的道德义愤感和正面战场的冲杀声中。
今天，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翻阅即使当时被公认为十分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时，也深深感受到，对我军优秀指挥员特别是高级将领深湛的军事学术素养，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卓越的智慧与才能，乃至在普通战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战斗意志与优良军事技术等方面，我们的刻画与描写确乎是太不够了。许多作品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我军仅仅凭政治觉悟与阶级感情在那里打仗，对照一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周瑜，《莫斯科保卫战》中的朱可夫大将，《战争》中的丘马科夫少将和军事学院教授罗曼诺夫，他们所放射出的强烈的战争智慧之光使我们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
战争又不仅仅是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我们大可不必仅仅局限于战场和兵营，而是可以把我们的战争文学延伸到更为广阔的艺术视野。从前线到后方，从战壕到指挥部，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从千军万马的浴血奋战到每一点细微的情感波澜，从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决策到基层战士的活动与身世，从高层领导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方略，到广大军民的英勇斗争，从战场上的军事较量到政治、外交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中国战争的形势变化到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都可以并且应该纳入我们的文学画卷中。自然，这对于艺术创作主体的思想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所提出的高水准要求，是不言而喻的，远非仅仅凭记述战斗经验、搜寻传奇式战斗经历者所能胜任。
战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消失在真空里，它是战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总爆发，今天的和平生活又是昨天战争的结果，它深深地留下了昨天战争的投影与烙印。这不仅仅是胜利后的幸福与欢乐，也有深深的创痛与阴影，更有战争所铸就的我们民族性格的伟大与坚强，其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这样，我们就把昨天与今天、战争与和平连接了起来，并可望获得一种超越具体战役、具体事件的总体艺术感受、哲学观照与历史反思，进而较广泛、深刻地展示出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代表着两种不同阶级、不同制度、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趋向的军队之间尖锐剧烈的矛盾冲突与殊死搏斗，客观地反映出在这场划时代的革命战争中我军必然走向胜利的历史趋向及其世界意义，如实地描绘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历史命运并凸现其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性作品。
从这样的艺术高度来看，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战争文学作品，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对战争、对历史、对哲学的思考深度以及艺术手法的磨砺，均未达到足以卷时代风云于笔端、观人情世态于纸上的大家风度，尚缺乏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缺乏对人生与艺术境界的高层次的追求。极端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创作思想的贫乏使一些作者甚至根本不去思考“战争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也很少意识到战争生活内容之中所包含的超出政治伦理以外的多方面的审美意义，而仅仅是凭借作者的某种战争生活阅历和情感冲动，作出范围还比较狭小的经验性描写，通过叙述某个战斗故事而传达出某种尽人皆知的“中心思想”，这种平庸的创作倾向由于受到当时不尽适当的政治褒扬与倡导而进一步发展开来，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削弱了这些作品的思想与文学价值，影响了我国革命战争文学的健康发展。
战争文学并不是战史纪年录。史诗，其重心不在史而在诗，即对战争生活作出富于诗意化的文学描写，其核心是展示出人在战争中的命运与心灵状态。令人痛惜的是，当50年代《柳堡的故事》、《百合花》等作品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简单化的政治伦理视角与宣传轨道，尝试对战争生活作出诗意化的文学描绘时，却很快遭到了不应有的摧残，致使这种艺术探索的涓涓细流从此在我国文学大潮中消失殆尽。由于我国当代革命战争文学总是不尽适当地强调塑造、歌颂具有道德示范与人生楷模意义的英雄人物，使其英雄壮举往往在有意无意中得到夸饰和拔高，这就在展示了新时代新人物风采、提升了读者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同时，从审美的视角来考察，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
一方面，英雄人物往往有高大全之嫌，是一种近乎完美的高度理想化的人物，缺乏普通人的情感欲望和对战争生活的复杂感受。在战争乌云与艰险笼罩生活、环绕周身，最该具有忧患与思考的时刻，却很难见到他们内心世界的浩瀚云彩与情感活动的细小涟漪，往往被不畏艰苦的语言和作家的议论轻轻带过。英雄往往被动作化，而动作往往又趋向类同化。在凸现出英雄性格的政治伦理向度的同时，英雄形象丰富深刻的人格力量和复杂多样的审美个性却被冲淡和消失了，审美价值容量明显不足。
另一方面，更多的、成千上万平凡的普通人在战时日常生活中的默默奉献，却逸出了我们的艺术视野，辉煌的业绩与日常生活、英雄主义与持续平凡的贡献被视为不可兼容的东西僵硬地对立起来，后者完全遮没在前者的光辉之中而消失了。带有非英雄色彩的普通人形象的成功刻画在我国当代革命战争文学中是不多见的。相反，对这种艺术探索的排斥、否定和批判倒是屡见不鲜。其实，战争期间平凡的日常生活同样可以构成严酷考验，“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这是何等感人的画面！战争期间，那些在个人生活、内心世界中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打击与牺牲的普通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成年累月持续着的奉献精神和承受灾难的坚韧毅力，尽管默无声息，但同样汇入了英雄主义的洪流之中，构成了一种具有伟大力量的人性美。长期以来，光彩照人的英雄及其带有传奇色彩的壮举，占据了我们革命战争文学的中心，而那些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区别，但是为了赢得战争胜利却又必不可少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艰辛努力，那些前沿阵地、后方基地的普通官兵们似乎平淡乏味但又极其艰苦的日常生活，却很少作为战争不可分割的氛围、气息、音响与色调编织到我们的战争文学画卷之中，更谈不上由此进一步展示战争中平凡的普通人丰富复杂的心灵与性格了。
在战争中每个战斗者都面临生死荣辱的抉择。在这存亡危急的关头，人们往往更多地凭借个人的觉悟与良知作出判断与选择，因而战争又是考验人的全部精神世界的无与伦比的试金石。它能在一瞬间穿透人的全部人格面具伪装，把人的灵魂照得透亮。从心理学上讲，恐惧是人体的一种自卫功能，是标示着人面临危险的信号，只有心理不健全者才会永运不知道什么是恐惧，问题仅仅在于，在这种危急关头，是战胜恐惧还是受制于恐惧，是强者还是懦夫，甚至是开小差的逃兵或是投敌变节分子。在这里，我国当代革命战争文学中简单化的政治伦理视角同样显示出其局限性。
一方面，英雄人物没有内心的矛盾冲突，看不到恐惧感和责任心这两种情感互相激烈斗争的情形以及由此引发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心活动，看不到我军在武器装备落后，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在从诞生到成长、逐步走向正规化的艰苦过程中，如何摆脱张皇失措的状态以良知、无畏战胜恐惧，逐步掌握军事技术、学会有组织地、机智地打击和战胜敌人，看不到我军的英雄人物及其队伍的成长过程。就连一些文艺作品中的小八路，也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这就未免使人感到有点难以置信。可以说，一些英雄人物始终耸立云端，不曾下凡落地。
而另一方面，在艰难严酷的考验中暴露出来的另一些人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卑下和怯懦，那些在战争中贪生怕死、信奉活命哲学的胆小鬼和叛徒懦夫的形象，却极少正面纳入过我们的文学视野，更谈不上对他们的蔑视、谴责与批判，进而深刻地揭示其性格与心理了，而这本来应该是英雄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侧面。可以说，即使撇开文学中的其他因素，仅仅是从纯道德眼光来看，这些文学作品也是有明显不足的。
我们都还记得80年代初小说《西线轶事》所带来的冲击和震荡。从那时以来，我国革命战争文学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和顺利，可以说是渐入佳境。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制约着我国革命战争文学发展的非文学因素已经和正在受到冲刷和淘洗，一些分量凝重的作品逐步产生，有理由相信，创造我国革命战争文学高层次繁荣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顾往思来，自觉进行理论思维的反思和创作心态的调整尤为必要。我们期待着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性经典煌煌巨著的诞生。
（《文艺评论》1995年第5期）
注：
[1]十六所高校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上册，第52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2]转引自王乾都、蔡世经主编的《十大将用兵韬略》，“序”，第1页，黄河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