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新世纪也是新千年到来的时候，全球化的浪潮正汹涌而来。世界文论体系中各国文论的互动性与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中国文论的发展面临着一些重大和根本的理论问题，这些理论前沿问题又和世界文论的学术潮流扭结在一起，它们能否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水平与方向。本文拟对其中若干主要问题，予以梳理。
学术范式的转型与整合
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确立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这种理论框架向人们提供了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认识纳入其中并为大家所公认的问题情境，这是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一种共同纲领。作为我们自觉不自觉遵循的一种思维框架和工作模式，人们往往对学术范式习焉不察。实际上，学术范式对于学术事业的发展，有着任何具体的理论观点都无法比拟的深刻影响。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方向和角度，并直接制约着对问题的解答。
学术研究的合理性是以接受一种共同框架即学术范式为先决条件的。只有我们一致同意某些根本原则，才有可能进行合理的讨论并得出为大家所公认的结论。这样，我们就是在一个公认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从一个框架进入了另一个框架，按照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讨论问题总是有困难的。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两种学术范式之间的变革时期，而这两种不同范式之间正像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一样，往往难以准确理解和翻译，相互之间并不容易沟通。跨世纪的中国文论，正处于这样两种学术范式的交替和变更之间。
古典真理观根据理性，致力于清除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无序混沌状态，试图通过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话语，对各种自然现象与经验形式进行分类和整理。它的基本特性在于把真理看做是对客观实际的符合，正确的理论来自对客观经验现象的观察和概括，因而它必然是和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这里强调的是真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客观有效性，而排除了主观人为的任意因素，这种观点曾经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知识的巩固和发展，有效地抵御了外来的非学术因素对人类知识体系的侵蚀。毫无疑问，这是人类一种高贵而正确的知识理念，也是数千年来人类一直遵循并且行之有效的学术范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现代的波普尔等人莫不如此。
但是，随着人类对知识领域探索的深入，人们逐渐对这种古典的一元真理观提出了质疑。自从19世纪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以来，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列宁提出了“两种文化”理论，从阶级压迫的角度，否定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统一的民族文化。葛兰西提出了“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个概念，这是他的理论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根据这个观念，首先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领导权，即政治上的领导权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市民社会的存在，后者才是更为重要和根本的东西。[1]福柯则拒绝历史不断进步的启蒙意识形态，否认真理和知识的客观中立和普遍有效性，把它们视为权力和统治的基本成分，强调权力与知识的相互联结，研究了知识领域对话语权利的争夺、支配与控制，认为理性与知识是具有压迫性的。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后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种现象反映了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趋势投射到学术研究领域中，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反欧洲中心论”思潮，这是战后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转折。旅居西欧的一些非洲知识分子开始思索殖民主义给殖民地留下的精神负担及其清除的问题。一位旅居巴黎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朗兹·范农（Frants Fanon）于1952年发表了《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他在1961年又发表《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 rth）。他认为，遭受帝国主义统治过的国家和民族，当务之急是洗去心灵上的殖民状态，而不是争取表面形式的独立。[2]赛义德则揭示了在传统的东方学广泛弥漫着的西方学术界对真实东方的种种想象与扭曲。
近年来，这种趋势进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导致了重新审视近百年我们对西方文学的输入。应当说，这种世纪之交的学术总结是完全必要且有着重大学术意义的。问题在于，在这种重大的学术范式转型之际我们应当如何把握自己？是盲目跟在西方学术界后面亦步亦趋呢，还是既把握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又有自己的理性思考？过去西方文学的译介曾被鲁迅比做普罗米修斯的“窃火”，认为对中国的进步事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曾有一句名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要事”。西方文学曾经被一直认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启动和示范作用。
现在国内学界的文学研究主流则是完全相反，斥责近百年中国文论“失语”者有之，指责近百年文学翻译介绍为“文学殖民”者亦有之，主张“重估现代性”者亦有之，这就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与评价近百年西方文学的传播与输入？这是近百年来在世界文学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所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实践问题，它直接牵涉到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方向，对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如何在文学研究中把这样两种学术范式整合起来，磨合其中的冲突和龃龉，完整、准确和连贯地加以叙述，真正使之成为我们文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理论范式，使我国文论避免仅仅沦为追逐西方文论潮流的泡沫学术？这是在中国文论建设中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仅就后殖民主义而言，它首先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涉及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商业贸易、政治、历史、哲学、教育乃至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作为西方学界主流话语中分离出来并力图改写西方学界主流话语的一种激进力量，它立足于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批判，揭示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意识形态与种族偏见，揭示了文明掩盖下的野蛮，倡导从一种新的政治视角切入文本解读，无疑是深刻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它表达了西方学界的积极反省。
但是，真理再向前迈出哪怕是一小步就成了谬误，我们需要细心辨析的是，哪些是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偏见，哪些是知识的合理增长与积累。况且，后殖民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爱德华·塞义德的代表作《Orientalism》，其论述范围也仅限于西方学界传统的东方学领域，并主要是指伊斯兰教范围内的阿拉伯地区，而并非是指以中国为主的儒教文化圈，因而不宜盲目将其理论照搬于中国。由王宇根翻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这部著作，将书名翻译为《东方学》是准确而适当的，因为Orientalism原意即为“东方学”，并且这样有助于纠正国内学界对此书由过去译为《东方主义》引起的望文生义。如果我们如时下一些人所做的那样，不加思考，盲目比附，把一切西方文化艺术都说成是西方的霸权主义与种族偏见，把意识形态批判与文艺批评完全等同，显然是不适当的。
从更广阔的学术范围来看，关于知识领域的权力争夺与控制问题，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的新的角度，它只是提醒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并认真审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而并没有也不可能推翻人类已有的知识范式，直言之，知识就是对客观事实的符合这一古典真理观仍然有效，它并未否定和推翻西方文论在内的知识体系的客观有效性，中西文论既有差别与冲突的一面，又有相通与亲和的一面，它们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并不存在，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主题依然有效，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学术态度。
互联网络与世界文论格局
过去把不同区域与国家的人们联结在一起的是轮船、火车和飞机。现在，人类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知识的存在样态和传播方式，突破了区域、国家与民族的界限，把整个世界瞬间联结在一起，这构成了全球化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国际互联网或称因特网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对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产生了深刻和多方面的影响。随着电脑的迅速普及和网民的数量成倍增加，网络生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而言，网上阅读正逐渐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网上可以读到许多东西，可以看到国内通常很难看到或无法看到的书籍和报刊杂志。互联网上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信息，并且没有任何人为的限制，它们是真正自由的、多元化的人文学术景观，这对于扩大学术视野、拓展思维空间尤为重要。足不出户而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参观，在书林翰海中漫游，这在以前是我们所不能设想也不敢想象的，而这在互连网上今天已成为现实。
这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伟大变革。如果说印刷业的兴起极大地扩展了从口头场景延伸出来的沟通范围，使信息能够传达给不在场的广大读者，那么，互联网则彻底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狭小界限，使丰富的信息能够在瞬间传达给全球各地的读者。通过国际互联网络，人们可以极为便捷、快速地查阅世界各地的图书资料信息，有效地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为中外文艺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极大便利，因而这是文艺领域一次真正的信息革命。
资料的占有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境外学术资料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大陆文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除了北京、上海的少数高校外，大陆的绝大多数高校难于了解国外及台、港的最新学术资料，甚至看不到国外及港台的主要学术杂志，这极大地限制了大陆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现在，通过国际互联网络，我们可以快速、廉价地了解国外学术信息，与国外学者直接进行学术交流，甚至可以在网上参加学术讨论。它将有可能使我们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与世界文论主潮保持同步思考，并对其挑战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资料，改善了我们的学术环境，为我国的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可以这样讲，国际互联网络的使用，将会成为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有力杠杆。
但是，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还有差距，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使用互连网所提供的可能性并进而把它变为现实。现在，在网上突出地存在着两个“一多一少”现象，至少就学术信息而言是如此。首先是英文信息多而中文信息少。网上铺天盖地来的几乎都是英文信息，可以说西方是网上信息的生产者，我们只是网上信息的消费者。中外文论交流几乎成了西方文论的单向输出，严格地讲，现在的所谓信息共享，实质上只不过是我们享用了以英语为主要表述语言的西方文论信息，而对于中国文论的丰富资源来说，西方文论界则远远谈不上与我们共享，这和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丰厚文学传统的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然后同样是中文信息，北美和欧洲及台港澳信息多而中国大陆信息少。在网上能够读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学术杂志中，主要是美国华人和香港办的，中国大陆的学术杂志上网的极少。以文学研究的主要学术杂志而言，除了《文学评论》和《中国文化》等极少数几家外，几乎均未上网。即使这样，我们还封闭了一些海外中文站点，这使网上的中文信息就更加可怜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除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享有的霸权地位以外，中国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起步较晚，资金投入不足，特别是目前“大而全”的这种封闭式管理格局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的对外通道只有4个，使本来就狭窄的通道更加拥挤，这严重地制约着中外文化与文论交流。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些相当数量的文学研究者，对计算机技术与互连网尚不了解，对互联网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
在当今信息社会中，对信息的占有、掌握和运用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曾经把物质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和精神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即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同样，信息资源同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首先是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亦即对信息的搜集和存储，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这有着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4]由于享有资源占有的优势，这些占有者的信息具有强势地位，成为一种权威性资源，既能对自身加以不断的强化和扩充，又能对其他的群体加以控制和改变。这对于互联网上的文学研究更是如此。
世纪末的今天，国内文论界对中国文论在当今世界文论格局中的一个基本看法，即认为处于边缘地位，并为此焦灼不已。渴望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的动荡与重组中，进入世界文论体系的中心，其实质是为北美和欧洲学术界所承认，这是我们从文论到文学乃至整个文艺领域所谓“走向世界”的真正心态。但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信息集散地即国际互联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远没有充分认识，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料时，常常会或者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中文信息极少或几乎没有，而英文信息则极为丰富，笔者在查阅后殖民主义等资料时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对我们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想而知。如何打破西方文论的垄断地位，使中国文论积极有效参与当下的世界文论建设，成为其中的一只活跃的革命性力量，已经成为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学大国的积极有效的参与，世界文论的格局将是不够完整的，其发展的深广度也必将受到影响。
仅就互联网上而言，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由于必须在现存的网络格局下工作，这就对我们的文论研究主体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技术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英文素养，否则，就不能进入学科前沿，无法进行文论研究。另一方面，现存的网络格局上的中外文学艺术交流严重失衡状况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我们可以像西方国家那样，在网上建立我们的文学研究资料库，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供网上的研究者查阅；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网站和网页，搞网上文艺沙龙，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进行分类，供海内外学者参加讨论；可以很方便地将网上沙龙的讨论成果整理出版，并且可以尝试中英两个语种，试行双语制。这样既有利于向世界文论输送中国文论资料和最新成果，又有利于提高国内的文学研究水平，更有利于改变互联网上中外文学交流极不平衡的局面，进而为中国文学研究从边缘进入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季羡林先生曾大力主张我们的民族文论对西方要搞“送去主义”，认为中国文论要想在世界上发出声音，要想在世界文论之林中占一席地位，就是要送去，人家不来拿，我们偏要送，但送之必有术。[5]其实，互联网上的这些工作，至少作为送去之术的技术性环节，是送去的最为现实和重要的途径之一。
跨文化交流中的民族化与本土化思潮
文学的民族性观念是和民族国家的观念一起产生的。
民族国家的观念起源与西方。确切地说，起源于欧洲国家。欧洲历史上长时期的分裂与战争，并在每一次战后不断地签定条约以奠定各国的领土分配格局。整个一部欧洲史就是由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条约组成的，这激发和强化了欧洲人的民族国家观念，随着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和延伸，逐渐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渐趋巩固的全球国家体系，其实质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延伸。
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态、辽阔的地域，缺乏与之抗衡的对手，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长期没有自觉和有意识的民族国家观念。中华也好，天下也好，夷夏之辨也好，这些概念所凸显的，实际上都是中心与边陲、文明发达与边远蛮荒的区别。因而文学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并未引起我们的关注。历史上我们只有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隋唐文学、宋代文学等等之类的历代文学的概念，而没有中国文学的概念。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以国外学者的同类著述为范本形成的。鸦片战争彻底摧毁了我们的“华夏中心”论和“天下一统”的迷梦，使我们认识和理解了来自遥远异域的西方列强，开始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这为我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在与强大的异质文化的交流中，我们产生了自觉和有意识的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观念，我国文学的民族性也随之彰显起来。
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从一开始就和中国国力的积贫积弱相伴。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是被动和不情愿地被勉强拖入了近现代世界体系，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一样，都是处于边缘状态。对这种边缘状态的无奈与进入世界文学中心的梦想，一直是我们文学民族性心态的两面。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世界文学格局，承认西方文学所享有的中心与典范地位，并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范本，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主题，实际上，西方文学的滔滔东来，是启动我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另一方面，我们在内心深处又不得不面对这种强迫和不情愿的局面，在情感上是抵制的，自觉不自觉地试图抵制西方文学滔滔东渐的现实状况和凸显我国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并且这种情感和认识得到了我们数千年民族文学光辉灿烂传统和卓越艺术成就的有力支撑，又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爱国主义挂上了钩而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因而我们接受西学以来，中西之辩就从未止息，并且不断以新的面目出现。现在，在世界范围内“西方中心”论破碎、后殖民主义兴起和国内掀起“国学热”之后的90年代，这种心态再次强化并显示出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本土化思潮。
这种本土化思潮的基本特点，在于凸显中西文论话语的对抗关系，即与中国文论话语的本土经验及其民族特色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心与霸权地位相对抗。它强调中国文论话语的边缘性，认为中国处于世界文论话语权力体系的边缘，主张今后的中国文论建设，应当以中国文论的种族或民族身份为核心，更多地吸取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论资源，突出中国文论的独特性和独立价值，这样就能改变世界文论体系的等级结构，中国文论可望成为其中一棵卓然独立的参天大树。
本土化思潮是90年代中国文论界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鸣。它反对把全球化视为一个同质和单一的世界共同体进程，强调了作为全球化基本要素的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全球化必须与之相依相伴的本土化的存在，因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具有跨文化的国际视野，自觉意识到中国作为西方文论的接受者的批判精神和主体意识，改变了80年代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顶礼膜拜和盲目追随的状况，重新加以冷静的思考与审视。这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对西方文论的发展，也必将带来有益的影响。
但是，这种本土化思潮对中国文论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即把西方文论话语对中国文论的压迫和控制说成是中国文论发展受到局限的主要原因，也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不是事实。实际上，本世纪中国文论的成就之所以受到局限，有着复杂和多方面的原因，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以至安放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建国后极左思潮的肆虐，学术体制的不健全，外文资料严重缺乏，研究者的普遍外语水准尚有待提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仍然较少，等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本土的原因远远大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因素。
90年代以来在中国勃兴的本土化思潮，其基本思路就是指斥西方文学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和对中国文学自身民族身份的纯真性诉求。实质上是在文学领域的跨文化交流中实行一种“侵略———抵抗”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进而否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主张重返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具有反历史的乌托邦倾向。它把中国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过程描述为一个无主体过程，认为仅仅是跟在西方文学后的亦步亦趋，而没有看到我们对西方文学自觉和有意识地选择与融汇，更抹掉了近百年我们民族国家观念和文学的民族性的产生和强化过程。这既有悖于事实，也不合乎逻辑。
就这种本土化思潮自身来讲，它的直接理论源头是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西方理论传统的基本态度是彻底反叛与尖锐批评。而在我们这里的本土化思潮却变成了对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歌颂乃至膜拜，换言之，西方的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已经被中国本土强大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对外来文化的融化力改造过了，已经丧失了它们在西方所固有的激进性和革命性力量，也就是被本土化了。这种本土化思潮所幻想的一个强大的和无所不在的作为中国文论对立面存在着的西方文论“他者”，实际上并不存在。近百年中外文学交流中我们的民族化意识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这种过度的民族化倾向不仅像屡屡有人指出的那样，是中外文学交流中的防卫与抵御机制，并且已经给我们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损害。
为什么本世纪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在西学冲击下诞生以来，却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研究与文论建设影响甚微，这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通常人们归咎于我们本世纪文学研究与文论建设中，研究主体过分西化的心态以至于对固有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倾向，也就是目前文论界主流话语所说的“失语症”的结果。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实际状况。
真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的人更倾向于这样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中影响甚微的真正原因在于，基本立足点的失误。也就是说，在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论参照下，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的首要出发点，已经不再像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论研究一样，研究的是前代的文论，立足点是要解决当前的文艺问题，直言之，关注的是文学理论的现实有效性。而现在，在西方文论阴影中我们首先要确立的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有何不同，即它的民族性特征，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如何实行现代转换，沟通古今，在我国文论的当下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证明这门学科面对西方文论时的合法性。所有这些，占去了我们的如果不说是全部，也是大部分注意力，我们为此殚精竭虑。
这些东西不能说是多余和毫无必要的，它们也是一门学科构成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些东西和真正的文学研究已经相去很远很远了，或者更直接地说，已经脱离了文学研究本身，丢失了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和母体，自然而然地，也就丧失了它的现实有效性。这一点，当我们对照在今天恰恰认为是不成体系、其价值很值得怀疑的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时，会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些诗话、词话与小说评点，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探究现实的文学创作及其规律问题，而不是那些和文学相距遥远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文论在今天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子应当怎样走，我们也就有了一个大致清醒的认识。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从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这对于新世纪的整个中国文论发展走向都是富于启迪意义的。因为，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点，西方文论对于我们的首要意义，不在于像我们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是为了弄清我们中国文论自身的民族特征，我们对于世界文论有哪些独特贡献，在世界文论体系中占有多高的位置，等等，不是这样。文论就是文论，它主要还不是意识形态或爱国主义的讲台，它首先是关于文学自身的研究，因而，它是否揭示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是否能够行之有效地解释和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搞清文学理论的真正研究对象，凸显文学理论的现实有效性，对于文学理论来讲，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论研究是这样，对于跨文化文论交流同样是这样，这才是构成了中西文论交融最重要的生长点。从理论上弄清这一点似乎并不困难，但事实上我们往往容易忘记。
（《文艺评论》2000年第3期）
注：
[1]“领导权”即英文中的hegemony，现在通常译为“霸权”。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译为“领导权”，参阅该书第106页，霸权是贬义词，而领导权则是中性词，笔者认为，后者更少意识形态色彩且更具学术性，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2]参阅：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5]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