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内容如下：
第一节忍挺兼顾，领导本色
第二节谨慎勤勉，下属之忍
第一节 忍挺兼顾，领导本色
1.帝王之忍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照惯例应当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雍正历来有最残暴、最专制的恶谥。可是他的这番举动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明风范，为什么雍正能这样做、敢这样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势，使得雍正萌此创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雍正的特殊的个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动机。
在他的内心，不但有一位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还有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哲学家！
所以，他不仅要从世俗的角度去压倒对立面，使他们在行动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对者更高的层面，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甘拜下风，从此不萌异心。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说，雍正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胜领袖。他的铁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他不但有彪悍的关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丰富的人事政治斗争阅历，更是在儒释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教养阶层，其所处地位，又使他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这是源于一种极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异议分子，甚至不屑于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学术修养、擅长观测人性幽微之处的奇禀智慧；自信治理国家的天才，以及承继皇位的“合于天心”，只有这样，他才敢掀起这场旷古未有的违反常规的辩论，并亲自担当编写人与发行人的角色。
2.屈而有度
一个领导人物的谋略与智慧，应出色地表现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人事之中，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则会乱套，就要坏事，就会受到挫折。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就会误国；贪婪无度，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就会伤感情，有时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屈而无度，就会毁败事业，达不到要求。“忍得一时之忿，终身无烦恼”只能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对于从事大事业、大计划、大谋略的领导者来说，则是一不足取的短处。
一天，孙中山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大堆由他签发，可是被胡汉民束之高阁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声大叫：“展堂！展堂！”
胡汉民匆匆进来，望着孙中山，像是不懂他为什么大发脾气似的。
孙中山脸色苍白，喊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先生究竟说什么事情？”
孙中山一下子把胡汉民的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倒出一堆尘封的文件。他的双眉紧锁，气势汹汹，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你还问我什么事？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孙中山大声斥骂。
胡汉民凝然不动，微侧着脸，注意地听着孙中山的训斥，最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孙中山板着脸：“没有了！”
胡汉民“呼”的一声窜到桌旁，抓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递到孙中山的鼻子下面，并口若悬河地进行自辩：“这份手令事关升黜任免，处置不当，于理不应颁发；那份手令是关于调兵遣将的，不合机宜，发下去势将贻误戎机；而这几份又是关于拨款过多或过少，自待另行斟酌。”“即使在专制时代，”胡汉民语气尖刻地说，“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承嘏公正守道，屡次封驳，认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也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刻恢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可曾读过这段历史吗？”
“读过。”
“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誓词，其中有‘慎施命令’一条，先生还记得吗？”
“记得。”
胡汉民急急地说着，好像生怕失去了他所占据的上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原是宰相分内的事。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请问先生，今日之事是不是我在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尽我应尽的责任？”
孙中山紧盯着对方，一声不吭。
“先生，我在请教你呢。”胡汉民咄咄逼人。
“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
这段史实一直被后人誉为表现了政治家的泱泱风度，其实它所显现出来的危机，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唐太宗的诏书，也只是被大臣封还，而不是石沉大海，更不是一大堆人事、财政、军事的诏书没有执行，而皇上竟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胡汉民以宰相自居，孙中山也就默认了，这是君子屈而有度的最典型的例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事情面前不能忍让，便会败坏大事业。《论语·颜渊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俗语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无“忍”字功夫。《水浒传》中的李逵，闯祸极多，就是因其性情暴躁、头脑简单，不能忍小辱。例如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水，就是由于一味逞凶无忍劲。是大丈夫、大英雄就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孙中山先生一生阅读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大概是将前人的“忍”字功夫，领略尽了其中的精髓吧！
3.小不忍则乱大谋
地位过高，权力过大，必定遭到外来力量的制约，“高树易悲风”说的也是此理。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全和发展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做领导应遵循的原则。
唐朝名臣郭子仪对此有独到之法，简简单单两个字“忍”和“慎”，就做了四朝红人。
鱼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情，但会溜须拍马，所以为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都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大唐帝国的兴亡，连皇帝都敬着他三分，要除掉一名鱼朝恩，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满朝公卿都以为他必将有所行动，岂料郭子仪却对皇帝说：“我多年带兵，并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墓坟的事也很是不少，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下来，足见他的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曲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度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其实，以忍化凶之道，不仅良臣君子懂得，奸臣枭雄也不糊涂。
忍是大福，小忍有小福，大忍有大福，小不忍则乱大谋。
做领导不可沽名钓誉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所谓人各有志，就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作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就是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付出的值不值得。为了公众事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付出多少都值；否则，付出越多越可悲。我们所说的忍名让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的人生命题。在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奉劝诸君，少一点儿贪欲，多一点儿忍劲，莫为名利遮住眼。
说起容易做起难，如何才能做到莫让名利遮望眼呢？首先就是要忍恶，求美誉。
客观地说，求名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同时也有羞耻感，不想玷污自己的名声。但是，什么事都不能过于追求，只要过分追求，又不能一时获取，求名心太切，有时就容易产生邪念，走歪门。结果名誉没求来，反倒臭名远扬，遗臭万年。君子求善名，走善道，行善事。小人求虚名，弃君子之道，做小人勾当。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思；有的人已小有名气，还想名声大震，于是邪念膨胀，连原有的名气也遭人怀疑，更其可悲。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个叫卡尔丹诺的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并为此而痛苦不堪。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的新解法，将成果攫为己有。他的做法虽然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欺瞒住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宋之问、卡尔丹诺等也并非无能之辈，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很有建树的人。就宋之问来说，即使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扬天下。糟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老百姓都不耻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其实，求名也算不上有过错，关键是要如何去求。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名誉，那样，必然要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其结果是可悲的。
有时，既未沽，也未钓，更未盗，美名便戴到了自己的头顶，这又当如何呢？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刘希夷写了一首诗，曰《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之问情不自禁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人将刘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生活上不应该沽名钓誉，工作上更不应该沽名钓誉。别人的功劳，你要去抢，那行吗？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名誉是自己干出来的。
4.能屈能伸大丈夫
春秋时期，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物，展开了生死搏斗。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在和越王勾践的争战中受重伤而死。夫差守孝期满，亲率大军，兵临越国。越王勾践率军迎战，但是由于兵力悬殊，越军惨败，只剩下五千人退到会稽。在越国将要灭亡的时候，范蠡进言：“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惟一的办法就是送上丰厚礼物，谦恭哀求，讨得吴王的哀怜和同情，越国或许可以幸存。如果他不允许的话，君主只好委屈自己，去做吴王的奴仆，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勾践依范蠡的话，言卑情切地向吴王请求活命，并且答应献出越国，越王和王妃供吴王驱使。夫差答应了越国讲和投降的条件。
公元前492年，勾践怀着极其伤感和屈辱的心情，带着自己的王妃，在范蠡的陪同下来到吴国作奴仆。勾践入见吴王时，跪拜叩首，感恩戴德的表情，从脸上清晰地表现出来，连吴王夫差也觉得于心不忍，便决定不给勾践太重的杂役干，只教他去宫中养马。
越王君臣在马圈里结屋居住，他和妻子、范蠡在宫中小心翼翼，既不敢发怒，也不敢多说话，只是用眼睛交流彼此之间的心意。夫差派人侦察他们的行动，只见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裙，吃的是粗糠野菜，勾践喂马，范蠡打草，王妃做饭洗衣，个个安分守己，一副心甘情愿，长相厮守，甘愿终生养马的样子。吴王夫差得到报告后，认为他们意志消磨殆尽，再无王者尊严可言，于是对他们放松了警戒。
夫差每次乘车出行，勾践都亲自给他备好马车，每到一地都当站马桩。吴国的老百姓都认为此人太没有志气，于是朝着他吐唾沫，弄的勾践满身都是唾液，而勾践毫不理会，只是静静地站着，好像惟恐自己一动，惊了王驾的马，自己吃罪不起的样子。连吴王看在眼里，心中都觉得十分不应该，于是命令人们禁止侮辱勾践。
最令吴王夫差心生怜悯的是：有一次，吴王生病，勾践叩见吴王，显出对吴王十分关心的样子，跪拜询问病情。恰在此时，吴王要到厕所去，勾践便请求饮溲尝便，判断一下病情。等尝过之后，高兴地对吴王说：“大王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一个人忍辱负重、甘受凌辱的事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忍辱到勾践这种程度：去主动尝人的粪便，想必古今中外，只有他勾践一人吧？
常人做不到的事，一个国王却不得不去做，为何？复国雪耻也！这样的屈辱，只有政治家才会承受。
就这样，冬去夏来，越王勾践整整服了三年苦役。与此同时，范蠡用重金收买了伯丕，并向吴王献上美女西施，吴王夫差终于赦免了勾践，放他回国。越王回国之后，一面仍给吴国纳贡，一面卧薪尝胆。他鼓励生产，养护军备，自己亲自下地种田。越国的人口于是猛增，生产迅速发展，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了，在二十二年之后灭了吴国。吴王羞愧难言，自杀而亡，越王终于报了血仇。
不难想像，越王受的耻辱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复国志向一直激励着他，使他忍受了各种屈辱，这就是大丈夫的能屈；回国之后，励精图治，卧薪尝胆，鼓励生产，养护军备，使国力大增，终于击败吴国，报仇复国，这就是政治家的能伸。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也！
在马琴利做美国总统时，他特派某人为税务总管，但为许多政客所反对，便派代表前往谒见总统，提出咨询，要求说明派该人做税务总管的理由。为首的是一个国会议员，身材短小，脾气暴躁，说话粗声粗气，开口就给总统一顿难堪的讥骂。如果当时总统换成别人，也许早已气得暴跳如雷，但是马琴利却视若无睹，不吭一声，任凭他骂得声嘶力竭，然后才用极和婉的口气说：“你现在怒气应该可以平和了吧？照理你是没权力这样责问我的，但是，现在我仍愿详细解释给你听。”这几句话把那位议员说得羞惭万分，但是总统不等他道歉，便和颜悦色地说：“其实我也不能怪你，因为我想任何不明究竟的人，都会大怒若狂。”接着便把理由解释清楚。其实不等马琴利总统解释，那位议员早已被他折服了。他私下懊悔不应该用这样恶劣的态度责备一位和善的总统。他满脑子都在想自己的错，因此，当他回去报告咨询的经过时，他只摇摇头说：“我记不清总统的全盘解释，但只有一点可以报告，那便是——总统没有错。”
大舜告诉大禹说：“我如果拒绝了你的帮助，你有什么面目跟随着我呢？”
伊尹告诫太甲说：“如果有话语不合你的心思，一定要从规律上去考虑；如果有话语违背了你的意愿，一定要从人生坎坷上去考虑。”这些圣明帝王，都要依靠贤明的大臣来辅佐，才能成就治理的大业。
陆贽给德宗皇帝的奏折上说：“厌恶听到实话、羞于听自己的过错、好逞诡辩的口才、炫耀自己的聪明、让别人畏惧自己的威严、只按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这六种作为，是帝王的弊端；阿谀奉承、左顾右盼、胆小怕事，这三种作为是臣下的弊端。至于谏官们被人们誉为正直，虽然不够忠厚，但对国家大事没有损失。谏官多说，我怎样能说；好谏的人多说，我怎样忠贤。所以谏官们虽然有失误的说法，而听的人没有不赞扬他的，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汉武帝准备招一批文学使者。皇上说：“我想怎么怎么样。”汲黯对答说：“陛下内心欲望多，而又想在外表上施行仁义，是想仿效尧舜的治理吗？”皇上大怒，神色大变而退朝。回到皇宫对人说：“汲黯真是个蠢才！”群臣有数落汲黯的。汲黯说：“皇上设置公卿群臣是作为辅助的，难道是让我们说些阿谀奉承之词，陷皇上于不义的吗？而且身在官位上，纵然爱惜生命，也不可让国家受辱。”
后来皇上问严助：“汲黯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严助说：“汲黯任职居官时，也并不胜过别人。等到辅佐少主守业，虽然是自称勇士的人，也不能让他低头。”皇上说：“自古就有辅佐江山的大臣，看看汲黯，也差不多能算上一个了。”大将军卫青，封为侍中之职，武帝可以在厕所里召见他；丞相宏宴晋见，武帝可以不戴帽子；而对于汲黯，武帝不戴帽子是不敢召见的。武帝曾经坐在军营中，没有戴帽子，望见汲黯来了，吓得急忙躲进床帐中，让其他人批准了汲黯的奏折。武帝对汲黯的尊重竟到了这一步。
唐太宗提拔魏征任谏议大夫。魏征其貌不扬，却敢不讲情面进谏。一共上了二百多道奏折，没有一道不符合事理，打动皇上心理的。唐太宗曾经说：“别人说魏征举止简慢，我看他更觉得妩媚。”又上了《十渐疏》、《十思疏》，皇上下旨赞扬，把文章内容抄写在屏障上，以便时时观看，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在史馆里刻印传抄。又赏赐他黄金名马，官位升为侍中，爵位封为郑国公。魏征死后，皇上悲叹道：“我失了一面宝镜了。”赐谥号为“文贞”，把图像画在凌烟阁的屏障上，亲自为他写碑文。等到文宗朝、孙暮作宰相时，命令他献出祖传的朝笏，来和甘棠相比。唐太宗非常恼怒，魏征神色不变，皇上也就消失了威严。
宋仁宗年间，王懿敏执掌谏议院。在这时王德用进献了两名美女入宫。王懿敏听说了，就入宫劝阻。皇帝起初问他怎么知道宫中的事情的，王公一直不肯说。皇帝笑着说：“我是真宗的儿子，你是王旦的儿子，也算是有世交了，这不是别人能比的。德用确实进献了两名女子，已经开始服侍我了。又该怎么办呢？”王公说：“臣所担忧的，恐怕正在陛下的左右呀！”皇帝立即传旨，让内臣取钱五千赏赐给王德用进献的女子，并从内宫东门押解出去。等到启奏结束，皇帝却流下泪来。王公问：“陛下既然采纳了我的奏折，又为何这么急着去做呢？”皇帝说：“我恐怕她们贪恋不走，我也无法赶走她们了。”不多时，内臣启奏说宫女已经被押出内宫东门，皇帝脸上变色站了起来。
舜时有苗族不听统率，就派大禹去征伐。大禹就会集众兵将宣誓，奉旨讨伐敌方。三十天，苗民仍然不服从。舜赞扬大禹说：“只有大德才能感动上天，如不能影响到远方，就不要让他们屈从。谦虚就会得到好处，自满就会招来灾祸。现在正是上天的意思。”舜帝起初在田野哭泣，把过错都推到自己身上，又恭敬地坐车见瞽瞍，恭敬地站立，瞽瞍也很愉快，真诚感动了上天。更何况这个有苗族呢？大禹服从了这个有德行的话，于是说：“好，班师回朝。”舜帝趁机传播道德，在大路两旁舞动旗帜。七十天后，有苗族平定。奉旨讨伐，有苗为何不听？班师回朝，有苗为何平定？由此可知，要想使远方之人臣服，应从展示道德上做起，而不要炫耀兵力。帝舜鉴于“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而深信上天与神灵都可感动的说法，反过来从弘扬德行做起。所以在三十天还不顺服的，到七十天就降服了。不然，旌旗还未飞舞，只以虎狼之师威压别人，虽说是不自夸不好战的圣人，也显示不出那自傲的心理吗？只是李安溪看到这些，还有些不满意罢了。
《谏不许单于朝》：“臣听说六经的治理要旨，着重于没有祸乱；两军的胜利，贵在不战而胜。这二者都不算大事，然而却是做事的根本，不能不仔细考虑。现在匈奴单于上奏折请求来朝拜，陛下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臣下以为汉朝和匈奴从此就结下嫌隙了。匈奴本来是北方边疆的蛮荒民族，三王五帝都不能使他们臣服，很明白是不能和他们产生嫌隙的。从秦朝到汉朝，对他们屡次动武；匈奴人震惊害怕，多次前来请求和亲，却还是不肯称臣。后来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做霸主，经常驱逐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带着部属归降，俯首称臣。然而也只是暂时停留之计，没有明确封号。
自此以后，想来朝拜的不拒绝，不来朝拜的不勉强，何种原因呢？这些外国人，天性凶恶好怒，长相魁梧，爱逞性气，比拼蛮横体力。很难教化他们做和善之人，他们却容易和凶恶之人为伍。他们的强横难以驯化，他们的仁和很难得到。所以在未曾臣服的时候，要兴师动众到远处攻打，耗费国家巨资，攻破坚固的城池，拔除顽抗的敌人，千人死亡，万人流血，如此艰难。一旦臣服之后，慰问抚恤，用钱财交接他们的首领，以便使自己的威严仪表呈现在对方面前，准备如此充分。现在单于归降，心怀至诚，想离开原来的地方，在陛下前发表想法。这是上代君王的遗愿，上天的意旨，虽说有些耗费财物，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什么要用来往频繁来拒绝，用没有指望的日期来敷衍？消除了以往的恩情，却开启了以后的嫌隙。在招待中产生嫌隙，使他们有了仇恨之心。背负以前所许下的诺言，让他们根据诺言而埋怨汉朝。
因此产生绝望情绪，最终失去臣服之心。这些人又不可以相威胁，不可以去教导，岂不是一大隐患吗？而且以前交往西域各国、训练战车军队、设置城池以及三十六国都护府，费用每年按千万计算，难道只是为了国家舒适地生活吗？乌孙国能绕过白龙堆去制服西方吗？只是为了制服匈奴罢了。而十年的辛苦，一时就丢弃，浪费十倍的钱财，却舍不得一成的支出，臣私下里为陛下感到不安啊。只希望陛下能从不战而胜的方面多加考虑。来防备边境上要出现的变乱。”
《请罢百姓戍四镇疏》：“臣听说上天降生四方蛮夷，都是以前的皇帝分封疆土的地方，也是现在皇帝所拥有的领域。前边朝代离远了。如果在边荒用武，塞外争功，费尽府库中的钱财去占领那些不生草木的地方。得到这些人口不足以增加财富，得到这些土地不能够让人耕织。如果只求驯化蛮夷的荣耀，不讲务实安民的根本，这是秦始皇、汉武帝的作为，不是三皇五帝的事业。假若只以超过边荒为目标，踏尽绝域来逞私欲，不但是耗费人力财力，也会因此失去天下人心。以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建议，就撤消了珠崖郡；汉宣帝用魏相的计策，免除了军队的屯田。前不久贞观年间，限制了九姓的发展，册封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统率各个部落。对于蛮夷部落，如叛变就讨伐它；如降顺就安抚它。这是近日的盛典，也是安抚边境的旧事。臣下的愚见是：放弃四边的镇守，以使中国富足。况且抚平蛮夷部落，只是防止它变乱，使它不侵犯中国就可以了，又何必镇守在它的家门口，和这些蝼蚁般的人较量长短呢？”
刘向《说苑·君道篇》：大禹在出巡时碰到一个犯罪的人，下车询问后泪流满面，左右之人问他：“犯罪之人因为不合国法而坐牢，君王为何要如此感到痛苦呢？”大禹说：“在尧舜的时候，人们都以尧舜的美德作为自己的美德；现在的人们，却把自己的私心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才这么伤心呀。”
《史记·汤本纪》：成汤到郊外出游，见到有人设了一张四面网在捕鸟。捕鸟人向天祷告说：“从天上降的，从地下出的，从四面八方飞来的，都进入我的网里吧！”成汤叹息说：“哎呀！太惨绝了！”于是解开了网的三面，并祷告说：“想往左的往左，想往右的往右，想往高飞的往高飞，想往下飞的往下飞，只有不听号令的进入我的网里。”
楚惠王在寒食节吃酸菜时，发现里面有条水蛭，恐怕厨师被怪罪，自己勉强吞了下去。楚惠王以前有一种没治好的病，吞下水蛭后开始把肚子里的积食排泄出来，不想这种旧病因而痊愈了。
宋朝元丰六年冬至祭祀时，官吏们护驾前行，皇上正准备坐进御辇，辇中却忘了铺设被褥，匆忙中没有取来。皇上发现后，故意询问大臣们其他的事情。过了一会儿，被褥取来了，才坐进御辇，所以官吏们也算无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很难下个结论，不过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故意宽恕的迹象。
宋元宗性情宽恕仁爱。一天对服侍他的人说：“昨天夜里因为睡不着很饿，非常想吃烧烤的羊肉。”服侍的人说：“为啥不下旨索要呢？”宋元宗说：“宫中一旦有某种需求，外面的人就以此作为定例。真害怕从此后每天夜里屠宰牛羊，以防备不定什么时候的供应。时间长了，伤害的东西就多了。我岂能因为不忍一时的饥饿，而开启无穷的杀机呢？”
第二节 谨慎勤勉，下属之忍
1.做一个明智的下级
现在，更多的人喜欢讲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其实，首先应该讲一讲，学一学的是如何做好下级的方法和艺术，特别是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未来的上级们。做不好下级，就永远是下级，而做好了下级，才有可能成为上级。
下级，处于被领导的地位，服从是基本的要求。适应上级，一定程度上是适应如何服从，但服从不等于盲从，更不等于仆从，同样需要一个人的智慧和艺术。
倘若把下级做得毫无人格，奴颜婢膝般地敬上级如神明，这是奴仆，而非下级。因为下级有可能成为上级，但奴仆永远做不到。
倘若把下级做得毫无思想，不过脑子地永远唯唯诺诺，这是机器，而非下级。因为下级可以影响上级，但机器永远做不到。
好吧，既然要适应上级，就要研究上级。因为上级也是人，他也会有思想，个性和风格。
上级的思维习惯和一贯作风往往决定他的管理行为，注意观察和了解上级会有助于加快自己的适应。下级可以通过上级的讲话、文稿、言行举止来了解，也可以通过同事的评价来了解，但是，不要使这种观察和了解的方式过于明显和随便，以免引起上级误解。
对上级是不是要投其所好？应当区分情况而定。上级的管理风格常常体现着他的用人取向。你以完全相反的处事方法来与上级相处，很多时候会让他不愉快，因此需要你对他风格的认同。比如，一个雷厉风行的上级，决不愿意使用一个慢慢腾腾的下属；而一个四平八稳的上司也不会偏爱一个风风火火的下级。这就需要对自己有一个适当的调整，以避免走向被排斥的一面。下级不必把这种调整作为一种违心的逢迎，而应当作为一种学习和磨练。这个心态问题解决得好，对于增强适应的主动性很有帮助。
生活中的上级与下级理论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很多的上级并不能很好的把握着一点。在上级很随意的时候，下级可以自由一些，只是千万不要忘形。须知此人仍是彼人，场合不同而已。感情动物的危险性就在于他可以暂时隐而不发，或者记仇，以致当事人被报复时还不知所以。当然，如果你与上级的确已经达到工作圈和生活圈里的默契，那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但是，无论如何，要避免形成人身依附的上下级关系。这种攀龙附凤，裙带牵连的关系很受一些世俗人等的追捧，但也恰恰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此外，个别上级会有一些个人的嗜好，倘无伤大雅的，可以参与一些；倘若为社会鄙弃或关注的，须谨慎对待，宁可远离，不要逢迎。
那么下级的调整适应是不是意味着个性的磨灭？不是。无论如何适应上级的个性，也需要干成工作；下级再有个性，也不能不胜任自己的工作。在自己所分到的工作上，下级完全可以在上级所定的原则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在需要和其他人配合的事情上，或者代表上级处理某项事务时，一定要考虑上级的基本想法，把自己的言行自由度摆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视上级授权情况，区分需要请示和自己定夺的范围，在自己定夺的圈子里去发挥。下级的才能和智慧，往往是在这种原则下才会被上级不断认可。突破这个原则，就有越权之嫌，这是上下级关系中的大忌，倘若如此，下级的才能和个性越强，被炒鱿鱼的可能性就越大。
上级也是个体的人，他不可能事必躬亲，必须依靠下级的通力配合。而且上级也会有弱点，有短处，需要下级的弥补。如果上级向你咨询某一方面的问题，要坦陈自己的看法。但是若自己对问题认识也不清楚，或没有把握，也就明确地告诉他，切莫强说。上级安排的工作或作出的决策，很可能在现实执行中存在一些不足或漏洞，能够在具体操作中弥补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涉及关键问题或影响大局的，要以请示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方案。工作中自己的意见与上级不一致，原则上不要强求，因为在不同的意见中作出自己的判断是上级的职责。上级采用了你的建议，不要炫耀；没有采用，也不必苦恼。只要自己尽心就行。在与上级交谈涉及到人的问题时，应当谨慎，对人的评价，一定要客观，多说别人的长处，切不可以偏概全，刀走偏锋。若是不了解上级在这方面的真实意图，建议你宁可缄默。特别忌讳的一条：不要把上级对你的信任当作资本向同事夸耀，否则不仅招嫉，还可能引起上级的不满。
如果因为工作受到上级的褒扬，不必张扬，要一如既往；如果受到批评，也不必颓丧，要心平气和。特别是受到冤屈的时候，应当视情况在适当的时机解释，不必急于当众扳回面子，那样往往会适得其反。若是失误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同事的责任，干脆就不要解释，硬扛住。时间长了，上级自会了解情况，你的问题也就自然澄清。随着问题的澄清，你在上级和同事心目中的威信会有一个新的飞跃。倘若你当时把同事推到了前面，暂时你自己摆脱了被动，但很可能给自己抽掉了一档增长人气的台阶。这是气度和心胸的体现，有这样的气度，你才能成就你的地位。
毋庸讳言，每一个下级都希望自己能够进步，也能够说话顶事。但是有一句话应当记住：要想成为上级，先要做好下级；说话不顶事的时候非要顶事，最后也不能顶事。
2.做下级的学问
古代的下级学虽然没有像现代人那样形成文字专著，但他们身体力行非常到位。
春秋时齐国名厨易牙，使尽浑身解数侍候上司齐桓公，有一次竟把自己的幼子烹了，做汤献给大王。
齐桓公还有一个下级叫竖刁，很会迎奉上司，他窥见桓公十分好色，就主动把自己下边割了，为齐桓公管理后宫。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由于善于划船摇桨当上了黄头郎。汉孝文帝做梦想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身后推了他一把，上天梦得成。于是孝文帝就按梦中情景寻找这位黄头郎。最终寻到了邓通，又赏钱又封官。可邓通除了会摇桨，别无技能，没有会哄皇帝玩乐的本领，便只能进献媚之能。文帝身上患了一个大疮，是长在屁股上还是长腿裆里，史书上没说，反正，邓通就常常趴在这个大疮上吸脓。有一次，邓通吸完脓，文帝因感慨良多而闷闷不乐，就问邓通：“天下谁是我最爱的人呢？”邓通回答：“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进宫问病，文帝让太子用口给他吸脓疮，太子非常为难。这足以表明邓通比亲儿子还亲。文帝对邓通亲爱有加，找了一个相面的高人给邓通看相。相面的人说：“邓通当因贫穷饥饿而死。”文帝不服：我让他富他就富，怎么说会贫穷呢？文帝就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私人铸钱，“邓通钱”流通天下，邓通因此大富。
一个下级媚上，能为民族语言创造一个成语，这不能不说是个贡献。这个成语叫做“拍马溜须”。丁谓很有才，寇准很爱才，就竭力提携他，向李沆力荐丁谓。《宋史》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寇准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为其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寇准有一次用饭，一粒米粘在了胡须上，丁谓就动了心，庄严地给寇准捋起须来，这一创举，成为下级媚上的经典。
安禄山是胡儿，不认爹，拜皇帝的小老婆杨女士为干娘。有干娘自然有干爹，和干娘的感情深了，那还不好说，干娘和干爹睡一个枕头，通通话还不方便吗？好！这个胡儿安禄山官运直线上升，在军中骄横跋扈。史书上载，安禄山体重达三百二十斤，走不动路，挪动都需要士兵架着胳膊，插上杠子抬着挪步，可安禄山到了唐玄宗面前跳胡舞，身轻如燕……
下级学本无师承，只有悟性和天分的差别。笔者所录，囿于千字之内，下级学的演示在这里只不过凤毛麟角。败坏伦理的在此不录。
大家可能都知道“负荆请罪”这则成语，它来自于春秋时期的赵国。两位主人翁一位是上卿蔺相如，一位是将军廉颇。这两位一文一武是赵国的顶梁柱。因为蔺相如胜利地完成了“完璧归赵”和让霸气十足的秦昭襄王在赵王面前敲瓦盆，维护国家利益和赵惠文王尊严的使命，为国家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聊，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大将，出生入死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动动嘴皮子，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句话传到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正好冤家路窄，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车夫把车赶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这件事可把蔺相如手下的门客气坏了，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当然是秦王势力大。”蔺相如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就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倒反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趁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忍让点儿，而不能发生冲突。”有人把这件事传给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惭愧。他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鲁人，见识少，气量窄。哪儿知道您竟这么忍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两个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精诚团结，做了知心朋友。
苏东坡《贾谊论》说：“有才不难，怎样运用这些才能实在困难。可惜贾谊虽有辅佐君王的才干，却不能运用这些才干。君子如果志向远大，必须能够等待；要成就大的事业，必须能够忍耐。古代的贤人，都有别人达不到的才能，却不能发挥他才干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过错，也许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的。看看贾谊的策论，如果真象他说的那样，施行三代也不为过。遇到象汉文帝那样的帝王，尚且因为不被重用而早亡，难道没有尧舜那样的帝王，每一个人都不能有所作为吗？孔子是个圣人，也曾在各国间游说。只要不是非常昏庸无道的国家，都愿勉强去帮助治理，希望有一天能在这个国家中推行它的仁爱之道。将要到荆国的时候，先派冉有，后派子贡，多次求见。君子想要得到一个圣明的帝王，是如此的殷勤；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三天后写了一封书信，还说道：‘希望大王别忘了召见我。’君子盼望能得到明君的心意，是如此的深厚。公孙丑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呢？’孟子说：‘当今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又为何不高兴呀？’君子的自爱自重，竟到这般地步。这样的人才还不用，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确实施展不了圣贤们的才能，他们心中也就没什么遗憾了。象贾谊，不是汉文帝不用他，而是他不能用汉文帝呀！再看他过湘江时，写文章来吊祭屈原，忧伤郁闷，明显有远离的想法。后来经常自伤哭泣，终于过早死亡。这就是不善于在逆境里处世生活啊。你的谋略一项不被采用，未必其他的不被采用。不懂得安静地等待变化，而如此摧残自己。呜呼！贾谊属于志向高远，气量太小；才能有余，而见识不足呀！”
韩琦在《谏垣存蒿序》中说：“善于规劝的人，不能太隐晦曲折，不能太直截了当，重点把道理讲明就行了。主张隐晦的人，必然优柔委婉，大量使用比喻，希望我的说法可通过。却不知道事理没能说明，别人就会忽略它而不听从。主张直截了当的人，言词必然激烈暴躁，又以危险、灭亡相威胁，希望我的意见能打动别人。却不知道事理过于激烈，容易让人发怒而不相信。想要说了别人就必然听从，言论使别人信服，而不以明辨事理为主，实在困难啊！我在景祐年间被提升为右司谏，自己恐怕劝谏的责任重大，不在写奏折、对面启奏怎样难，难的是怎样使对答合适得体。如果是通明端庄、知识渊博的人，那么启奏必然符合道理，皇上越来越能听进去；而让愚蠢和没有出息的人在这个位置上，必然会不能胜任的。于是就上了两道奏折辞官，皇上不批准。因而感叹着对自己说：‘皇上太了解你、太任用你了。在你的言行中，应当看法得体、考虑周详，以辩明事理为主，再出于至诚心理，这样来报答皇上了解你，任用你的恩惠。假若明知时事不顺，还故意高谈阔论，来赚取耿直的名声，就是罪行太大了。’任职三年多的时间里，凡是分析得失、端正纲纪、辨明忠良、打击权贵的事情，当时其他人不敢说的，我一定不畏生死，列举上奏。皇上宽恕而批准我的奏请的，十有八九。最终免除了残酷的杀戮，进入被表扬的名册。这都是以前自我警省的功劳。”
魏高宗对群臣说：“君王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过错，儿子不在大庭广众之中指出来，而在私室中无人时提出来，是不愿宣扬父亲的过错。象高允，我一有过错，每次都当面给我提出来，甚至有我不能忍受的。我明白这些过错而天下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忠心吗？”高允一片忠诚，不但主张直截了当的人做不到，主张委婉曲折的人也做不到，可以作为进行劝谏的榜样。
以前贤士论述大臣们处在阴险小人蒙蔽皇上的时候，更应刻苦修养，对人至诚，心胸坦荡，举动没有失误，能让人信服，大家一直拥护你，那么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如狄梁公的从周朝返回唐朝，李邺侯的保护太子，郭子仪接到圣旨立即起兵，韩魏公的调和母子间的矛盾，都足以当作千古楷模。
赵普，任宰相时，曾举荐某人作某项官职，皇上不用。第二天再上奏，又不用。再上奏，太祖大怒，把奏章撕破扔在地上。赵普神态自若，把奏折拾起来回家粘补好，第二天再次上奏，皇上终于醒悟。一经任用这个人，果然很称职。不只是荐举贤能应当这样，凡是做好事，都要象这样委曲求全，方能成事。
3.高官厚臣之忍
《颜氏官鉴》说：“一般嫉妒的人，不能容忍贤能之人，多是由于自己的一已之见所致。有那些只听说大名的，心中很是羡慕敬重，等到当面谈论，便会有一二个问题意见不合，忍耐不住要争执，时间长了就成了仇怨嫌隙。所以容忍没见面的贤士容易，容忍身边的贤士难；容忍贫贱的人容易，容忍富贵的人难；容忍一时容易，容忍长久就难。为什么呢？性情互相不合，才能互相抵触，名声互相影响，权势互相倾轧，而那个贤人也未必能平心静气对我。交往久了，就能切实看到对方的不足之处。往日的敬慕，已经认为是我看错人了；今天的嫉妒贤能，倒感到心气平和。这就叫真的不能容忍，对方实在消除不下。仔细看来，像这样怎么能叫教化他人而使唤呢？所以会有君子相交而最终变得发怒分手，弊端正在这里。必须是平日省察自己，平心待人，忠心报国，对一切毁坏称誉敬慕憎恶，都不放在心中，才能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造福。贤能的人也有许多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方，要容忍贤能也有许多难处。只有那些真正敬慕贤德的人，心中只见他的贤才，不计较其他的不足之处。”
《汤子遗书》说：“读书人不怕不相信道理，只怕信得太过。而使用法律太严，也是一种毛病。天地间‘法’、‘情’、‘理’三字，本来就是一起使用不相违背的。如衙门中有不称职的官吏，优柔寡断，留下隐患，固然不可；一定要疾恶如仇，而用重罪治他，以至于家破人亡，也有所不忍。有仁术的人，减轻他的罪名，让他早些脱身。那么我也不落残忍之名，百姓也能免去罪过。”
吕正献先生，有人议论他太过宽恕，认为这样会除恶不尽，让有罪的人逃脱，留下以后的祸患。先生说：“处理政事应该去除太过分的处罚。人才实在难得，应当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岂能让他们自弃呢？”
杜衍，自从做安抚使一职，未曾损毁一个官员。有不小心做错事的，让他明白祸福的道理，然后改过自新。有文学才能及有德行的人，虽没有见过面，必定向朝庭极力推荐。人们都说他是有器度的安抚使。
宋朝文正公李肪，等到官位期满时，上元节张灯结彩，太宗皇帝命人用车迎接他，赐他坐在御席一旁，亲自为他倒酒，又选珍贵的果品赏赐给他。对他说：“你真是善人君子。曾经两次做宰相，而没有伤人害物的意思。这正是我想念你的地方。”李肪回家后，对他的儿子说：“我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没有隐蔽别人的好处，没有嫉妒别人的进取，不在暗地里做亏心的事，修德守分。在这四方面，自认为做的比较踏实。今日承蒙圣上在众人面前，称我为善人君子，你们应当牢记圣上今天的话语，实行我往日的四种作为，基本上不会辱没你们的一生。”他的儿子宗谔，果然能认真遵守这段训导，修养自己，终于成了当时的名人。
明太宗曾经召见文宪公宋濓，询问大臣们的好坏，而他只是说表现好的人。皇上又问到：“表现不好的人呢？”宋濓回答说：“表现好的和我交往，所以我知道；表现不好的纵然有，我也不知道。”最终也没有损毁一位大臣。
4.低职官员之忍
《中庸》说：“下级官员不能获得上级官员的支持，百姓就得不到好的治理。”孟子说：“治理政事也不难，关键是不能得罪有大权势的人。”林氏说：“战国时，诸侯无道，王室贵族独占权势，带来的祸患很大。但有的人不修根本，想急切间收服他们，不但没收服，反而被他们所害。所以孟子从根本上说起，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来收服他们的心。他们既然心悦诚服，那么我的道德说教，就没有什么传播阻碍，可以通行在天下了。裴度所说的：‘韩私带病擒贼，承宗收手削地，不是朝庭的力量能把他们处于死地，只在于处理得当，能收服他们的心而已。’正是这种情况。”
有人问：“主薄，是辅佐县令的助手。主薄想做的，县令不允许，怎么办？”伊川先生说：“应当用诚意感动他。现在县令与主薄不合，只是争竞私利。县令是一县之尊，若能像对待父亲兄长那样对待他，有过错归于自己，有功劳归于县令，积累这种诚意，怎能不感动人？”
陈文恭说：“下情必须要上达。倘若上级官员询问，必然把本地的风俗民情，据实汇报。在详细的汇报中，附上委婉的意思，那么事情才能成功，上下级间也能和睦。”
治理案狱认真，只是一点不忍之心，不仅是惧怕灾祸而已。
“忍”的道理，是让众多道理进步的不二法门。当官处事，更要首先讲究。若能在“清”、“慎”、“勤”之外，再加上一个“忍”字，什么事不能办成呢？《书》说：“必须能忍，才能成功。”这是处事的根本大法。有谚语说：“忍字敌灾星。”杜甫有诗道：“忍过事堪喜。”这些都切中事理，为处世哲学，不是空谈。王沂公说：“能吃三斗酽醋，才能做得宰相。”大概是说忍受得到的好处。耐烦琐碎小事、习惯烦忧困扰、不轻易高兴、不随便发怒、不直接做出过激事情，都是忍中的妙处。也是做官人应崇尚的。
当官的人，第一要戒暴怒。事情有不可行的，应当仔细处理，必然能解决。若是开始就大发雷霆，只能对自己有危害，怎么能够危害别人？前辈曾说道：“凡事就怕等待。”
等待，就是慢慢处理。大概仔细处理，都是自己慢慢考虑解决，别人就不能中伤。曾见前辈在做州官县官或狱官时，每有难以解决的公事，就会连着几天深思熟虑，忽然明白过来，就是对这案件的判决。这种方法，只有认真的人才能做到。
荀悦《申鉴》说：“看小孩子赶鹅，可见统治百姓的道理。小孩子赶鹅，一急容易惊跑，慢了会不往前行，只有慢慢驯服才会安稳。管理百姓不能缺少忍耐。这个比喻很贴切。
薛文清说：“民心非常柔顺。真有强硬不能勉强的人，顺着他的心思去引导，那么没有不顺从的。爱护百姓而百姓不知道爱护的，都是爱护不到家的原故。《书》上说：‘如保赤子。’是说能以保护赤子的心怀去爱护人民，人民哪还有不知亲善的呢？”
龚遂说：“治理乱民，就像解开一团凌乱的绳子，不能着急。”
颜光衷说：“产生嫌隙，多在盛怒之时。大概当官的，作威作福惯了，见有性格执拗，违逆自己的人，自然容忍不了。一旦发作他的威严，谁敢去劝止他？然而这也分两种情况。如张泳这样的小官，既偷盗枉法，又仗势欺人，自然不能放纵他。如果说受了不白之冤，理直气壮，或者初次见官，不知进退的，都应该去原谅他。一概对他们施加威严，必然会颠倒曲直，让巧辩的人有理，嘴拙的的无理。纵然督察之后，私心后悔，但雷霆般的弹压后，已经难以补救了。谚语说：‘一世为官百世冤。’大概指隐藏着利害，案情复杂，真伪难辨，害人不少。何况发生在任性的情况下呢？而且任性就会火性大涨，时间长了就会认为本该如此，也就不去细辨是非了。要救济百姓的，应该除去这个根苗，虚心听取下面情况，情理自然就会分明。”公堂之上应当经常这样反省。
陈文恭说：“做官既到此地，就该考察民情。如果不是认为百姓不知恩爱，就是认为百姓不惧王法，而百姓们也随着在肚里说官长的不是，上下互相憎恶，政务必然不可治理了。一家之中，还有顽劣善良不一样的人，何况一县之中，一省之中呢？正因为人有顽劣善良不等，所以才设置官员治理。在某地为官，就应与某地的人情苦乐，风俗习惯，有自己不适应的地方，有自己应尽的职责，早晚勤劳忧虑，寻求转化改变的方法。
用威严告诫他们，用喜乐来管理他们，好的政绩就出现了。国家奢侈要用俭朴展示，国家俭朴要用礼义展示，好的教育就兴办起来了。所谓有不忍的胸怀，就有不忍的政绩。动不动就说百姓不知感恩，为何不先问问自己给了他们恩惠没有？动不动说百姓不能守法，为何不先问问自己能否善于执法？边疆地区的人民生性纯朴粗陋，很少懂得礼义廉耻，本来就不是敢于玩弄官长，实在是畏惧官长而不懂敬重官长的方法。
“在土著地区做官，没有施行德化教诲。在我这方面，还未做出什么努力，动不动就说士民刁钻，风俗粗野。无论四海之内，士民不一定都刁钻，风俗不一定都粗野。即使真的是刁钻粗野，而朝庭设置官职，官员所做的，正是针对这类事情。现在全不考虑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动不动就说“刁敝”二字，似乎百姓都不可以驯化教诲。这中间的含意，是欺骗他人吗？实在是哄骗自己啊。
“绅士刁钻顽劣，最好开诚布公，慢慢整顿。经常出现有同一种劝告、惩罚，稍微一有私心，就会情绪过激，而不留余地。这不是互相保全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