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一下，假使拿破仑以顾问的身份参加军事会议，并就向阿尔科莱进军，实施里沃利会战计划，越过圣贝尔纳山口的行动，以及在乌尔姆或格拉和耶拿实施机动等问题提出建议，那么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呢？有两种情况，胆小的人可能认为这些行为是鲁莽的，甚至是疯狂的，而另一些人虽然胆子不小，但没有坚定的意志，认为执行这些建议时会遇到重重阻挠，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可能否定拿破仑的建议。如果情况与此相反，拿破仑的建议被军事会议采纳了，但是执行人不是拿破仑自己，而是由别人去执行，那么这些建议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我认为，对于总司令来说，军事会议的帮助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只有二者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军事会议的作用才是有益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总司令才能相信他的部下已经彻底地领会了他的意图，一定能尽全力让他的意图得以实现，故而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这才是军事会议作为一个永远只能起咨询作用的机构所能带来的唯一的益处。但是，假如在这种会议上不仅不能统一意见，反而发生分歧，那么最后留下的只能是不幸的后果。
据前面所述，我认为，在无法找到一个经过多次战争考验，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富有天才的伟大统帅时，组织军队的统帅部最好坚持的原则便是以下几种：
（1）担任军队指挥官的人必须是一个在战斗中勇敢果断、在危险面前坚定不移、经历过战争经验考验过的将军；
（2）给总司令指派的参谋长，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能力和坦率性格的人，同时这个人必须能与总司令保持完全协调一致的行动。胜利是无上荣光的，胜利者的荣誉同样是相当大的，大到足以把其中一部分分给有功的朋友。布吕歇尔就是这样与格乃泽瑙和谬夫林格合作的，并获得了荣誉，这种荣誉是他单独一个人所无法取得的。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双重指挥绝不可同腓特烈、拿破仑或苏沃洛夫的指挥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具备伟大统帅的全部条件的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这些重要问题讨论结束之前，另一个有关作战指导的问题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这便是有关政府在首都设立的军事会议的问题。长期在巴黎指挥路易十四军队的鲁瓦，取得了成功；在巴黎指挥过共和国军队的卡尔诺，在179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拯救了法兰西，1794年虽然在后期偶然改正了错误，但最初的行动很不成功，1796年他就完全失败了。不过鲁瓦和卡尔诺都没有召开军事会议，都是自己亲自指挥战斗的。
经常执行指挥军队作战任务的只有设在维也纳的枢密院会议。欧洲各方面的意见都认为之所以造成可悲的后果，正是由于这种指挥。关于这种意见正确与否，只有奥地利的几个将军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会议唯一的职责应该就是通过一般的作战计划。通过前面的陈述，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种计划如果对整个战局的进程规定过细，就束缚了将领们的行动自由，则必将招致失败。我认为这种计划所决定的范围应仅限于下面几个方面：规定作战目标、作战性质（攻势或守势）；规定保障战斗初期需要的物质器材的数量，保障预备队的需要，保障当敌人入侵时全国民兵的需要。必须承认，政府所召集的将领和大臣会议可以，甚至是应该对所有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的。但是，这种会议的活动应该仅仅以此为限，因为如果命令向维也纳或巴黎进攻，给军队规定为
到达目标所采取的机动方法被会议认为是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总司令就是不幸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而远离敌人二百古法里外的那些人就是应该为这一失败负全责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指挥现在本来就很难指挥的军队。
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队的士气
人民的尚武精神非常重要，哪怕政府为建设军队采取了所有最好的措施，但如果没有采取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措施，那么一切也都是徒劳。如果真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在伦敦旧城的金融中心区，一个军功勋章获得者和一个最富有银行家头衔的人相比，后者更加为人们所尊重，那么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情况就只能发生在靠强大海军保护的岛国。一个大陆国家一旦染上伦敦旧城金融中心区或巴黎交易所的风气，那被邻国征服就是迟早的事。人民的勇敢精神和生物精神使罗马人及罗马国家变得强盛，然而，后来他们遗失了这种美德，服兵役不再被视为光荣的义务，他们甚至把服兵役的义务转交给了充当雇佣兵的哥特人、埃卢尔人和高卢人来执行。持续一段时间后，罗马帝国迎来了不可避免的灭亡。我们不能忘记或忽视一切能够增加国家实力的因素，哪怕是平凡而勤劳的人们，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才是促使国家繁荣的主要因素。但这一切做法都要服从能形成国家力量的伟大制度，并且是永远服从。而鼓励果断和英勇的精神正是实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政策和公道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要不怕牺牲，像恺撒大帝那样，就比那些利用国家危难之时来中饱私囊的庸人要光荣得多，不管布瓦洛怎么说，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国家里，假如那些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生命、财产和健康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纳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么这真是一个可悲的国家。
鼓励尚武精神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就是使军队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关怀；第二，提高曾为国家服役的人的待遇，比如，当政府官员出现空缺时，
享有优先候补权，甚至可以规定某些职务必须由服役满多少年者来充任。近代社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是乌托邦者反对军官参与社会活动，他们认为军官应转任文职，主张政府的一些高级职务应由那些能说善辩的人来充任。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慎重考虑，那就是要把罗马的古代军事制度同俄国和普鲁士的制度加以比较，然后再把所有这些制度同上述乌托邦主义的最新学说加以对比研究。
毫无疑问，很多职务对专业知识有很高的要求。军人其实一样可以在服役期满后继续为一些专业献身，只要他利用和平时期相当多的时间来学习。假使规定只有大尉以上的退役军官才能改任文职，那么就可以大大鼓励军人们去争取这个官衔，可以促使军人们在营区里不仅仅考虑看戏、喝咖啡，更要考虑别的消遣方式。
军职转文职这种现象，在有些人看来，对提高士气来说，有害而无利。他们认为与此相反，让军人没有任何可能在军外谋求职业，才是巩固事业的手段。埃及中世纪的近卫兵和土耳其帝国的精兵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则教育被买来充作士兵的七八岁的孩子，让他们树立终身服役的理想。比如以自己的权利而自豪的英国人，甚至以终身服役为荣；同时看看俄国，它也规定军人的服役期限为25年，这同英国的终身服役制度制定的期限几乎相同。
就像在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里一样，军人不被允许转任文职，这种做法的确可能有益。然而在服兵役为居民的临时义务的国家里，则应做另外一种考虑。在罗马的法律里有这样的规定，在军团里服兵役必须满十年者，才有转任各种文职的权利。这种方法可以用来保持旺盛的士气，特别是争取物质福利的热情在整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然而不管怎样，我总认为，一个英明的政府，无论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有一个宗旨是必须贯彻到底的，那就是：为了培养居民的光荣感和英勇精神，必须提高军职的地位。否则，这个国家就会遭到和拜占庭帝国一样的命运，并受到后世的谴责。
上面我们一直在说要在居民中提倡尚武精神，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在军队中也必须鼓励尚武精神。哪怕公民做到了尊重军人，哪怕提高了作为公民义务的服兵役的地位，但是如果军队本身并没有这种英勇精神，实
际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好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不好的情况，那么，国家的军队很可能会变为没有价值的警察部队，仅仅是人数众多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激奋精神和尚武精神不能混为一谈，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性质，虽然它们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激奋精神，前面我们说过，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一种政治或宗教信仰，以及爱国心等暂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而尚武精神呢，是统率领导艺术和英明军事制度共同作用产生的，环境对其影响较小，它是任何具有远见的政府都应该重视的。
正因为这样，英勇精神必须得到尊重和钦佩，军人必须得到尊重，纪律和信念必须深入思想，不能仅停留在表面。
自我牺牲精神、英勇精神和责任感，毋庸置疑都是美德，这一点军官和一般干部都必须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美德，所有的军队都将失去尊重，失去荣誉。人人都要懂得，失败时的坚定不移与胜利时的精神振奋相比，前者更为可贵，因为攻占敌人的阵地靠勇气就能实现，但是面对占据上风的强大的敌人的进攻，英雄主义才是必需的，他们能够完成艰巨的退却，并不制造出混乱，反而凭顽强的抵抗，给敌人造成无限的阻力。面对这一次巧妙的退却，国王的天职就是，像奖赏辉煌的胜利一样奖赏这次退却中的功臣。
在平时的训练中，士兵就应该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切忌庸庸碌碌，无事可做；应该使军队永远具有优势，并且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应该让士兵意识到伟大功勋具有荣誉感。简单来说，鼓励勇敢，惩罚懦弱，把胆怯视为可耻，是提高军队士气的有效方法。
让我们看看罗马军团衰亡的主要原因，难道不是娇生惯养吗？在西庇阿时代，那些士兵穿戴甲胄，在非洲的烈日下作战，却未表现出疲累，这难免让人望而生畏。可是后来到了日耳曼和高卢的凉爽的天气下，他们反而渐渐觉得甲胄过重，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我曾经说过，敌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可以过分轻视的。一旦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因为过分的轻视，自己的军队无法接受事实，士气就可能动摇。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之前，对拉纳军训话时，一方面称赞普鲁士骑兵的英勇，另一方面更强调了普鲁士骑兵终究抵挡不了他的埃及士兵的刺刀。
统率还必须善于逐级警告。首先是军官，再由军官警告士兵，要他们
预防突然恐惧的冲击。要知道秩序就是安全的保证，假使纪律不严格，又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即使这是一支非常勇敢的军队也可能出现突然恐惧的现象。就像不缺乏勇敢精神的十万土耳其大军在彼得拉登之被欧根·萨瓦亲王击溃，在卡古尔之被鲁缅采夫击溃。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由于敌人很容易就粉碎了他们无秩序的攻击，各自逃生的士兵成了乌合之众。惊慌失措的军队，丧失了秩序，个人的意志便无法协调一致，于是纪律紊乱，军心涣散，指挥官的命令不能得到贯彻，要恢复战斗的命令都无法执行后，唯一的出路就是狼狈可耻地逃跑了。
什么样的民族最容易受到这种恐惧症的感染呢？就是那些怀有强烈幻想的民族，南部各国的民族几乎都是如此。想要战胜这种危害，必须拥有稳定的秩序和卓越的统帅。虽然法军在良将的指挥下在作战时有着毋庸置疑的英勇精神，但往往也不能例外地出现这种看似笑话的恐惧症。大家应该都记得维拉尔元帅的步兵在弗里德林根会战取得胜利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过丧魂落魄的恐惧症。更夸张的是，拿破仑的步兵在瓦格拉姆胜利后，在敌人全部退却的情况下，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此外，更让人匪夷所思的，还有第九十七旅围攻热那亚失败后，有一千五百名士兵却突然袭击并攻占了迪亚曼特要塞。可大家知道吗，这一千五百人竟然是当时面对一个小分队的骠骑兵就落荒而逃的士兵，事过两天，这一千五百人就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最大胆的行动。
当遭遇部队被打散时，落荒而逃与重新迅速组织起来一致进行抵抗比较，前者更容易遭到伤亡，这一点，看起来很容易使勇敢的士兵相信。在这一方面，俄军做得非常好，堪称欧洲各国军队的典范。所有生生需要退却情况的战争中，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定，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严格的纪律条令。实际上，军队思想活跃并不完全是引起恐惧现象的原因，军队平时没有维持秩序的习惯，长官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经验也是原因之一，并且占有很大的比重。有些时候大多数将领在这方面的疏忽大意，让我感动惊讶。当一些小部队或分散人员迷失方向时，他们竟然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不规定任何信号，这样自然就无法保障有些分队可能由于突然恐惧或无法抵抗敌人的冲击而陷入混乱时能够集合起来。当有人想建议他们采取此类预防措施时，他们
居然还会抱怨。然而，关于部队迅速恢复集合这件事，有时依靠最大的勇气和最严格的纪律未必可行，但往往可以依靠部队信号。毋庸置疑，使用任何人力的方法都不能维持秩序的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例如，有时当士兵因为体力上受到极大的痛苦而对任何指示都置若罔闻时，长官想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就非常困难了，无论采取何种措施。1812年法军撤退时，就曾有这种情况出现。假设平时能养成维持秩序的良好习惯，采取巧妙的预防措施，并有严格的纪律，当然排除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情况下是能够帮助军队改变这种状况的，哪怕不能完全避免惊慌失措，迅速恢复秩序也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我对以上这些问题原拟只做简要概略的分析，所以研究到此告一段落，接下去研究的将是纯军事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