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派和慈禧太后对洋务派的活动都十分不满。但是，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和国内人民起义冲击，清朝统治者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而在洋务派兴起和与顽固派论争的过程中，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在中央形成了以奕为首的洋务派。爱新觉罗·奕（1832－1898年），道光帝的第六个子，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弟弟，1851年（咸丰元年）被封为恭亲王。辛酉政变后，成为当权派的重要人物，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大力主张借助洋人的军事援助消灭太平天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奕给予地方洋务派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而在地方，则形成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主要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成为洋务运动的践行者。
在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尤其是“借师助剿”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众多清朝将领、谋士及朝廷官员，都切实感受到洋枪洋炮的无坚不摧和所向披靡，上上下下都渴望得到这些威力强大的新式枪炮，用以对付少量拥有这类武器的太平军和捻军，并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但进口枪炮和弹药的价格无疑是高昂的，正是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而出现的湘军、淮军等地方性军队不可能拥有大量财力进口洋枪洋炮。为了应对频繁的内外战争，也为了扩张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曾国藩、李鸿章等先后向清廷提出开办西式军工厂，生产新式枪炮，他们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
（一）曾国藩——洋务运动之父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曾国藩虽然长期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但他属于经世学派，他强调，人要重视实践。可以说他是洋务运动的奠基人。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就使曾国藩认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凭借的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要抗击外来侵略，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师助剿”来镇压太平天国，认为那只是权宜之计，“永远”的目标则是自强、御侮。
曾国藩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振聋发聩的口号相比，毫不逊色。这里，曾国藩已经喊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第一声。曾国藩不仅大声疾呼倡导洋务，而且身体力行，把洋务从口头上、纸上付诸实践。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该厂主要用手工方式生产旧式抬枪、土炮和弹药、炸包等旧式武器，供湘军使用，没有外国人参与。严格地讲，这个军工厂还不是洋务企业，但一直以来人们把它视为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后来，李鸿章、曾国荃等纷纷强调洋枪洋炮的威力，引起了曾国藩的重视。1863年，他召集一百多位算学、天文、机器方面的专家，研究如何兴办洋务事业。广东香山人容闳建议先建一座专门生产机器的机器母厂，曾国藩同意并派他前往美国采办。1865年6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一座，设备比较齐全，这为曾国藩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李鸿章将铁厂买下，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在1863年便有此意，值此契机，更全力支持，共同筹办，并始终予以极大关注。在曾国藩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一新，欣欣向荣，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靠数字推算，其中奥妙，均以图纸为准。然而，由于彼此文意不通，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翻译，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这家翻译馆不少译著的出版问世，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为中国近代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治末年，曾国藩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馆”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曾国藩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洋务运动虽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却由此引入了西方机器生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发展，对外国资本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作为开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创建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洋务运动之父”，曾国藩的功绩彪炳史册。然而，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日暮途穷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提出的一个解决中国现实出路问题的政治方案，并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最终没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对外国的依赖性和管理的腐朽性，也决定了洋务运动最终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二）李鸿章——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
李鸿章（1823—1901年），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李鸿章在率领他的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过程中成为清廷中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出现的标志性人物。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一般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三十两银子，一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十九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洋人？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还具有变局意识，这种意念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重要命题中。这种变局实际上就是指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并按照自身面貌改造世界的潮流，而资本主义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雄世界，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因而李鸿章断言资本主义列强实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临强敌，中国必须自强，因此，李鸿章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李鸿章认为，商业和工业是西方富强的根本，中国要自强，也必须学习西方，大力兴办工商业，于是，他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有“形战”和“心战”之分。想要“安内攘外”，就要练兵将，制炮船，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学习西方的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但是，如何标本兼治呢？李鸿章认为：“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当然，要使中国富强，光靠商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借用洋器洋法，发展机器制造，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等。李鸿章鼓吹振兴商务，举办实业，除了要开拓利源，求强求富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分享洋商的利润。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首先学习外国的工商业及技术，以此来制约外国在中国的工商业。洋务运动的重点前后有所不同。大体说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求强”为主，即适应战争和军事的需要，把重点放在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上。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它们分别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购买了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后来又把容闳所购买的机器合并在一起。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迁到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后来，该局于 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逐渐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1865年，李鸿章升至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北京条约》后，李鸿章痛定思痛，向慈禧奏请创办夷务，仿造洋枪洋炮，用来抵御列强入侵，慈禧批准在近海的天津建立军火工业基地，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承办，目的是牵制李鸿章的势力。从设计到机器，再到技师，全部来自英国，分东局与西局两部分，东局以制造火药、枪炮、子弹为主，西局制造军需物资和器具。当时它在中国与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并称三大军火工业基地，但规模并不大，在鼎足而立的形势下，位列第三。令人痛心的是，崇厚毫无办厂经验，只知捞钱，两千工人的工厂里，肯干活能干活的人并不多，不会干活的人只要花钱就能进厂，天津机器制造局成了典型的官僚办厂。出了废品也不闻不问，成了吞吃国库银两的两大无底洞。李鸿章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解聘不严格要求的技师和一些提笼架鸟的吃闲饭的人，并从金陵、江南两厂调来熟练工人，气象为之一新。几年的工夫，三足鼎立的军火工业形成天津机器制造局一枝独秀的局面，一度跃居亚洲第一。天津机器制造局，最初是仿造，然后是创新。最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是直到军事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仍属高难度产品的潜水艇，把它从纸上的设想变为水中的实物的，也就是全世界第一个潜水艇试制品，正是出自天津机器制造局。这艘试制的潜水艇，比西洋试制的早了六个春秋。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继续“自强”活动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的主张，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把“自强”和“求富”作为洋务事业的总体目标。1872年底，李鸿章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后又相继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津榆铁路、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