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野种降临
糖块儿含在嘴里是甜的，辣椒含在嘴里是辣的。这种众所周知的废话说起来也是真理，掰开揉碎，仍然离不开老掉牙的常识。糖块儿和辣椒的滋味不一样，虽然说到甜辣，甘蔗不是糖块儿，白酒也不是辣椒，甜辣之中有区别，味道只有去品尝。
且不说食品，人生的一世借用酸甜苦辣。“忆苦思甜”变为社会倡导，大行其道。我并不乐观，也不悲观，暂且说说自己的经历，毕竟那是经验教训。
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有所作为，前途无限，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曾当过少年先锋队员，那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属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岁月沧桑，不是少年了，摘下了红领巾。到了初中时节，本想申请加入共青团，填了志愿书。
湾子中学团委书记对我说：“经过外调，你的祖父身份有问题，入团不能批准啊！”
无疑这是当头一棒，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坎坷。
所谓我的爷爷身份有问题，在于旧社会中他曾经当过伪保长。有树之根，有水之源，有了根源，便是人生的基础。为此，前途受到了牵连。课文里中有“株连九族”的话，我曾向老师问“九族”指什么？老师说，“九族”就是往上推到父亲、祖父、曾祖和高祖四代，往下推到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四代，连同自己。哦，血缘相关，延续了几千年的脉络。
新中国不是旧社会，虽然不株连九族，却联系到两族。指祖父、父亲，在社会关系上，还有外祖父、舅父、姨夫和姑父，甚至联系到岳父和小舅子。
这种关系涉及到政治的审查，决定前途。
我回乡务农，年龄大了，入团过时了。农村与学校不同，入党也许还有转机。瞻望前景，我鼓起勇气写了入党申请书。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天明看了，竟然摇了摇头：“永文啊，你的申请书白写了。”
我问：“怎么是白写？”
吴天明说：“因为你的社会关系不合格，入党绝对要挡在门外。”
如此说来，我要经过三个门槛。第一个门槛是少先队，第二个门槛是共青团，第三个门槛是共产党。我迈过了第一个门槛，第二个门槛迈不进去，第三个门槛又太高，白眼热。
太阳在白天移动，月亮在夜里移动，马蹄表的秒针也没有停止。我的命运如何运转？前途如何？总比“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强得多啊！正可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母亲说：“你到20岁了，要搞对象了。”
我并不着急，应付说：“等几年再说吧。”
母亲说：“成家立业是规矩。昨天，我委托你贵福二婶张罗张罗。你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我不操心谁操心？”
母亲既然这样说，我也不便拒绝，就说：“我也得选择选择，不能放在碗里就是菜。”
“白菜、韭菜都是菜，别挑三拣四的。”母亲说。
母亲的心意我理解，也不能顶撞，只好随遇而安，说：“听由妈来说了算吧。”
《三字经》说“昔孟母，择邻处”，我只能改为“今吴母，要做主”，意思是几天之内，就有了行动。
第一次对象，对方是赵家坨的人，叫赵彩凤。
我们见面了，知道她初中毕业，文化水平不低。尤其她长得俊俏，苗苗条条细身材，忽闪忽闪大眼睛，正如评剧《花为媒》中张五可所唱“她的鼻梁骨儿高，相称着樱桃小口，牙似玉，唇如珠，它不薄又不厚。”以此说来，赵彩凤应该是美人，可谓风姿卓然。
我问了关键的因素：“你家的成分呢？”
赵彩凤咬了咬嘴唇，低着头说：“是富农。”
哦，原来是富农啊！莫说是农村姑娘，即便是天上的七仙女也不成。我必须拒绝，婉转地说：“先考虑考虑，以后再说吧。”
第二次对象，对方是疙瘩村的人，叫杨秀丽。
我们也见面了。她上了三年小学，为了帮母亲照看小弟弟，只好退学了。
说到模样，她长相一般，是窝瓜脸，脸上还有雀斑。性格虽然朴实敦厚，没有特色，算是一般化。
我也问了一句话：“你家的成分呢？”
杨秀丽说：“贫农。我爸爸还是村里的贫协主席呢。”
凭着她的一句话，政治第一，决定着终身大事。我大为赞赏，表态同意了。
我为什么不娶赵彩凤，娶了杨秀丽，道理很明显，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环境里，家庭成分是试金石。从阶级觉悟说，起码要首先分清敌我，立场坚定。赵彩凤的父亲是富农分子，杨秀丽的父亲是大队贫协主席。阶级观念是连结婚姻的关节，乃是婚姻的出发点。
从长计议，这不仅对个人，对后代也有影响。孩子茁壮成长，环境决定命运。众所周知，如果他们想入团和入党，必须填写社会关系。假如娶了赵彩凤，孩子的姥爷是富农分子，她的舅舅也是“可以教育好子女”，能有什么前途？正如评剧《花为媒》里的媒婆阮妈说过，拿着煤球当元宵，烂柿子愣说大蜜桃，拿着凤凰当燕雀，拿着棒子面的饽饽当做枣切糕，坐井观天他的见识小，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假如娶了杨秀丽，家红根正，生了的孩子本质好，姥家是贫下中农，姥爷还是贫协主席，正如《红灯记》所唱：
“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正因为戏剧的熏陶，我终于成家了。
结婚典礼上，我和杨秀丽手拿《毛主席语录》，说了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这是“文革”期间的典礼程序，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觉悟。
革命夫妻不是“一见钟情”，那个成语纯粹是扯淡。我为谁钟情？谁为我钟情？来自模样还是来自性格。从电影上，我看到了刘巧儿、李双双，还看到了江水英，她们这样的人如果当媳妇最合适了。恐怕痴人说梦，永远达不到。我浮想联翩，研究了三年也没有结论。
回忆过去，总结经验，没有万全之策。我看过连环画，有一本《三十六计》。其中的“抛砖引玉”也好，“以逸待劳”也好，甚至是“浑水摸鱼”、“打草惊蛇”、“顺手牵羊”、“指桑骂槐”，都不能落实。人生在世，或高或低不一样，论高，最好达到高明、高大、高潮、高兴……反过来，低三下四、低声下气、低头认罪都让人瞧不起。
从婚姻上说，旧社会可以是三妻四妾，新中国是一夫一妻制。我有了秀丽，就算组成了家庭。
上级说，农业是第一线，社员们的职责是种地干活。我说，农业是最后线，社员们的干活是吃饭。
干活歇息的时候叫“吃烟儿”，坐在地头抽烟唠嗑。贾贵福说：“不受冻挨饿，能有口饭吃就行了。”孙老茂说：“有吃有穿，用不着低头猫腰受批斗就算平安。”生产队长贾子龙提高了层次，说：“标准太低了，到了共产主义，才有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
孙老茂所说的“能有口饭吃”，含义是起码的标准，生存的根本；贾子龙所说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含义是家里按上了电灯，使用了电话，房子不是茅草房，而是有了上楼和下楼。
我有我的追求，说：“到了共产主义，家家还能有‘三转一响’呢。”
谁都明白，所谓“三转一响”，也叫“四大件”，指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手表的秒针转，自行车的轱辘转，缝纫机的扳轮转，收音机能发音即算响。
贾贵福说：“差不离。那就是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了。”
孙老茂苦笑着说：“我不是三转一响，而是一转一响。”
“咋是一转一响？”贾子龙问。
孙老茂说：“耪地到地头，再耪一条垅，就要一转身。这时候放了一个屁，就是一响了。”
大伙儿笑了，读报纸不爱听，瞎扯才有趣味。
回到家里，就是吃饭睡觉。我和秀丽的关系，增加了秀丽的负担。瞒不过人的眼睛，她的肚子像一口锅，毫无疑问，是怀孕了。
夜里，天气燥热，秀丽赤身裸体，我的冲动被压制，光能看不能干。不必说明白，应该注意检点。
我卷了一根烟，节约火柴，既抽烟，又点灯。油灯亮着，费灯油。灯烟冒着，钻进鼻子眼儿里，鼻涕也被熏黑了。随后，“卟”地一口气，把油灯吹灭了。
秀丽问：“今儿个干的是啥活计？”
我有怨气：“拔麦子，累得够呛。”
“唉，你如果有文化，就能当民办教师，就不用整天拿锄扛镐，光干活儿了。”
我有我的追求，抱怨秀丽说：“你的肚子凸了，如果生了儿子，就学而优则仕了。”
秀丽摇头说：“远着呢。”
我说：“我们是夫妻，生男育女，要配合一致。”
秀丽说：“咋一致？草鸡下蛋，公鸡打鸣，我知道农民种庄稼，工人开机器，解放军搞训练，有了铁饭碗才好。”
我说：“饭碗是瓷的，一摔就碎了。铁饭碗摔不碎，敢情好，谁做得到呢。我不过是驾车拉套。”
秀丽说：“你是老黄牛？”
“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当了老黄牛，才有了光明前途呢。”
“牛有犄角，可以横冲直闯，说不定用犄角把墙顶倒了呢。真把墙顶倒了，怎么办？”
“让它多吃料，发情配上种，还能生个牛犊子。”我说。
夫妻之间闲谈唠嗑，不过是消磨时间。她有她的观念，我有我的观念，谁是谁非，无关大局，生活的体验想什么说什么，不涉及国家政策和人情世故，只说些风言风语，公开或隐蔽都是无所谓。
俗话说酸男辣女，意思是怀孕的女人喜欢吃酸是男孩儿，怀孕的女人喜欢吃辣是女孩儿。秀丽爱吃酸梨，不爱吃辣椒，我感到十分高兴，能生个大小子，不生小闺女，就是传宗接代有接班人了。
秀丽睡不着，找了一个话题，问我：“永文，你从小闹过病吧？”
我很诧异，怎么问这句话？就说：“问这干啥？我头疼脑热，你也感冒过。”
秀丽笑了：“不是伤风感冒，我听贵福家说，你不一样。”
“我怎么不一样？”
“她说，你们哥儿仨，你是老二，大伯子和小叔子的个头都长得高，你却长得矬。”
我辩解：“有高有矮，太高了费衣料，进门还碰门楣呢。”
秀丽有自己的想法，又问：“你和公公、大哥与兄弟不一样，为什么个头不高？”
女人周到心细，一点一滴都观察到了，我怎么能解释呢？确实，父亲、大哥和兄弟超过了一米七，我的个头是一米六三，确实矮了些。这是为什么？
大概是生理的问题，用不着研究。既不是感冒发烧的原因，也不是骨骼损坏的效果，我随意找了一个借口，说：“你懂什么？这是营养不足，三年困难时期，我正是长个头的年龄，吃了瓜菜代，还用麦秸、谷壳、花生皮、玉米骨头制作了淀粉。”
秀丽相信了，补充说：“对呀！我还吃过草籽呢。”
父亲的去世，是得了脑溢血，在地里参加劳动刨花生，身子一倒，就去世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现在母亲也病倒了，我搬到了母亲所住的屋子，早晚伺候。
母亲吃不下饭，赤脚医生小淑诊断是喉咙上长了个瘤子，建议到外地大医院诊断。我和大哥、弟弟抬着担架把母亲送到了县医院。她被诊断为喉癌，属于不治之症。
我陪床的时候，母亲说：“根柱，我活不长了，有一件事告诉你。”
“妈，你说，啥事？”
“你爸、你哥、你弟弟是高个儿，是长脸儿，你的个头为啥矬呢？为啥是圆脸儿呢？”
我说：“五个手指头不一般齐啊！秀丽也说我得过什么病，我觉得是困难时期营养不足。”
母亲闭上眼，流下泪来。
我招呼：“妈，妈，你醒醒，你醒醒。”
母亲睁开眼，说了一番话，其中的缘故揭秘了。
她说：“唉，我要到望乡台，眼看归天了。有的话不能带到阴间，还要留在阳间，让你明白明白。”
我问：“有什么话？”
“我不糊涂，岁数老了，一辈子也不能瞎说八道。那年，是猴年，分不清是民国三十几年还是公元四十几年，那是抗日战争的年代。七月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日本鬼子讨伐进村了，鸡飞狗跳，一个鬼子兵拿着枪进了门，乌哩哇啦地说东洋话，竟把我推到炕上，糟蹋了一会儿。”
啊？是母亲被奸污了。这还了得！我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咆哮：“日本鬼子！我操你八辈祖宗！”
“别靠骂骂咧咧，我有委屈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我有深仇大恨，歌里也唱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唉，不是我，是想到了你。”
“想到了我？”
“是啊，那天你爸爸不在家，正好去闯关东，用锄板儿去换棉花，为了吃穿过日子，过了两个月才回来。”母亲叹了口气，“实话说，你不是你爸爸的种子，是东洋鬼子的种子。”
我大吃一惊，问了一句：“真的？”
母亲说：“你不用张大嘴，瞪眼睛，假不了。两个月后，我没有例假，知道怀孕了。你爸爸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怀孕了，我没有说。他心粗，稀里糊涂。”
“以后呢？”
“第二年，你出生了，也就是农历乙酉年，是鸡年，你属鸡。秋收时节，鬼子投降完蛋了，你刚刚出生四个月。”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母亲说的不是胡话吧？我说：“我的生日是1945年，那天是端午节啊！”
母亲点头，又说：“是啊！五月初五，错不了。”
我问：“怎么会有这种事？”
“兵荒马乱，惹不起啊！”
我又问：“那人是啥模样？”
母亲说：“说不清楚，个头跟你差不多，那个鬼子左眼下还有一颗大痦子。”
我问：“你怎么不告诉我爸爸？”
“唉，我没有直言直语，只好把委屈藏在心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为什么呢？”
“不好说呀，假如说了，自己肮脏了，洗也洗不干净。还有你，是野种，也许你爸爸会把你掐死、摔死，眼不见，心不烦。”
如雷轰顶，母亲的话不是教育我，而是坑害我了。有了爷爷的身份，才断送了我的前程。有了日本鬼子，才有了我，竟然有血缘的牵连。一旦水落石出，我苟延残喘也难，辱骂和侮辱必然迎面而来。
我对秀丽说不说？隐瞒不隐瞒？
不能告诉秀丽，只好隐瞒。告诉了有害无益，会在她心里形成阴影。我似乎成了披着羊皮的狼，是野种啊！
况且，两口子之间，我觉得没有共同语言。有的共同语言，不过是随声附和而已，不仅凑合，准确地该叫凑凑合合。用比喻的话，我是矛，杨秀丽是盾。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读过《矛盾论》，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是事物的矛盾，即对立统一。我和妻子是对立统一，有男有女，才能够生出一个孩子，两个男人结合或两个女人结合，绝对生不出一个孩子来。
人，不能白活一场，生存的价值在于对人类有贡献。我在世界上出生了，是日本鬼子投降的时节，怎么为人类作出贡献？我的乳名叫“根柱”，意思很明显，有根也有柱。根是植物生在土里的部分，上学时学过根据、扎根、叶落归根，数学中也有“平方根”。柱是房屋的支撑。谁在家里发挥作用，还可以叫“顶梁柱”。
我是野种，血缘要隐瞒终生。从另一个角度说，命运与猪差不多。我虽然不是猪，却能养猪管理猪。让猪活它就能活，让猪死它就必须死。猪先生不明智，明天让屠夫宰了它，它仍然稀里糊涂，躺着呼呼睡大觉，睡醒了摇着尾巴等待屠刀。我比猪强多了，虽然当不上官，逢年过节改善生活离不开猪。它不吃我，我吃它。它的肝尖要炒，腰花能熘，排骨要炖，猪爪还能啃呢……
2.天涯海角
虽然我是日寇的私生子，不能开诚布公，只好藏在了心底。假如真的公开了，将成为影响到命运的生存障碍。说压力也不是压力，只能是极力掩盖。
我不言不语了。另外，人生的经历可以扭转，生活环境也可以改造，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比如说，我的祖父不是一面，而是两面，曾经有过“两面保长”的说法，一正一反，仍然不能回避。尽管一句两句也说不清，自己只好避免纠结，任凭社会评价。
我居住的村子，穷乡僻壤，种地为生，熟悉历史的话，应该从渊源上加以考证。
据说，明朝永乐二年，吴光鸿和贾作斌是表兄弟，从山西移民于此，五六百年来，两大姓氏传宗接代，繁殖了一千多人。据说，吴家有权有势了，曾称“吴家寨”，贾家有权有势了，曾称“贾家寨”。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本村的贾尊元进京赶考，中了榜眼，升迁至永平知府，颇有威望。他平息了吴、贾宗族的竞争纠纷，提出村名叫“搓绳寨”，意思是两大姓氏搓成一条绳，齐心合力。我觉得，这个村名比那些狗庄、狼坨、野猪屯的称谓强得多，有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