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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国情与世情的相互作用

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对国情与世情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准确地把握,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发展了的中国也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为我国国内的路线、战略的调整和制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从而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发展了的中国也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促成真正的世界市场形成,世界经济由国际化向全球化迈进,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格局亦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在这巨大的转变时期,中国的发展既充满了机遇,同时又具有极大的挑战。

1.国际局势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外资的大量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资金,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生产力的发展,与外资同时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的努力,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额中靠对外贸易拉动的部分约占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年约1/4左右的经济增长是靠对外贸易实现的。

第三,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人口大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见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三资”企业的发展及对外贸易的增长,给我国转移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契机,遍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工带,则吸收了近两亿农村劳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但全球化对我国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量的外资引入易于造成国内产业内部的结构矛盾。一方面,外资带动了个别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内需为主的一些行业和企业发展较慢,从总量上看,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而实际上只是我国少数地区吸引了大量外资,而外资进入和外资企业的过分集中造成我国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容易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第二,经济全球化为西方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提供了便利。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国际资本主义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和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其一是以雄厚的资本挤压、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特别是金融、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其二是在所谓的经济、科技“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其三是通过基金会之类的所谓“民间组织”用金钱收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对分子,培植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力量;其四是以资本输出附带和推动意识形态渗透,兜售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等。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社会主义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

其次,政治多极化对中国的发展亦有机遇与挑战。

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世界政治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曲折发展。以前那种按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做法已行不通了。这就给中国扩大同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

第二,有利于中国在将来的多极中成为真正的“一极”。如今国际多极间的竞争由以往两极情形下以军事领域为主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上。邓小平曾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但世界格局中的“一极”的形成和得到认同,越来越取决于其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大小,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较高的政治影响将很难长期维持“一极”的地位。因此,在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影响日增的多极化形势下,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提升科技实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但在多极化形式下,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这一极强大,总是想方设法来削弱和限制中国的发展。

第一,“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世界上仍有些人不喜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害怕并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强大,但他们又找不出任何进行明火执杖反对的借口,就只有对中国暗中下绊,脸上抹黑,编造谎言,挑起事端。他们将继续利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威胁论”等,不断向中国发难、施压,以此干扰和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仍有远虑和近忧。一是一些国家或地区明里暗里“防华”、“制华”的动作有增无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已在加紧构筑美日、美澳(澳大利亚)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双锚战略”;二是某些国家的政局走向仍难料定,可能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出现新的变数。日本政权中的保守力量渐长,社会上右倾势力抬头。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大国倾向已引起世人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关注。

2.国际局势对国内路线、战略的影响

国际局势的准确判断与否对我国的国内路线制定和战略实施影响极大,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对国际局势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和分析,指出当今的世界是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自此以后我国的国内路线和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调整。

首先,改变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路线。

关于国际局势,邓小平说:“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关于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说:“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为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必须对以前的路线、战略进行调整。邓小平后来总结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的。”

其次,调整以往“一条线”的外交路线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苏争夺转入僵持阶段,它们既争夺又对话,因此在全面总结过去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继续实行“一条线”的外交路线,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影响了我国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在此情况下,中国适时地调整了外交路线,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邓小平曾对此做过形象的表述:“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

最后,根据世界竞争重点的转移,突出强调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随着国际局势的进一步缓和,世界各国间竞争的重点转向经济、科技领域。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变化,早在1985年就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在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为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教育,实现社会全民进步,也离不开教育。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3.国际局势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但西方国家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的手段,又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某些消极影响。

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发展”,所以“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

国际局势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亦存在不利影响。邓小平说:“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他们正准备“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因此,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由于国际局势趋于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差距将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这就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我国怎么办?

首先,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跳跃式地发展自己。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因此,他强调“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而且要采取“台阶式”推进方式,以实现经济隔几年就要上一个台阶。

其次,要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基础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其集中体现在“三步走”阶段目标上。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是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

再次,对我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目标,必须要有适度的发展速度和较高的起点。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速度问题,他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89年邓小平指出,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速度呢?邓小平提出要适度发展,所谓“适度”就是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打圈子,要用宏观的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的措施。适度的要求就是要保证20世纪末真正实现翻两番,就是不能使经济滑坡,就是要有前进中的飞跃,就是要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关于起点问题,邓小平说:“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但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

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意义

1.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原先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纷纷复辟了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一些西方人士便大力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就已终结。面对西方人士的言论,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还坚定地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我国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因此,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在会见捷克总书记时邓小平说,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

第二,中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和如何处理党际关系作了方向指导。针对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模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教训和苏联推行‘老子党’的错误做法,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邓小平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邓小平说:“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到了如何处理同兄弟党之间关系的问题,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因此,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是这样。

第三,中国的发展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继续向着健康的方向迈进。邓小平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在谈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时,邓小平说:“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2.中国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贡献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热情不高,1990年海湾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突然积极起来,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并发表了各种主张,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要建立一个以西方大国利益为基础的,由西方大国领导的,以确立西方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新秩序。其实质是继续维持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以来遭受着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中国一贯主张改变这一状况。邓小平说:“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为?我看要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所主张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是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早在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就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1990年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但一些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公然干涉别国。因此,邓小平说,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事实证明,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它能够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如今这一原则已被广泛认可。

3.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仅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而且将会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发展了的中国还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首先,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邓小平说:“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这是因为:

第一,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几度极其强盛,但从未侵略过任何国家,相反在近代中国曾长期遭到世界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欺凌。为了反抗侵略,中华民族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把这种痛苦强加于人的,并且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条件。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第三,我国现行的外交政策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邓小平说: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还说:“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第四,中国自己发展了、强大了,也不搞霸权主义。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不坚持和平的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因此,中国永不称霸。

其次,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是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迈出坚实而快速的步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取得的成效更加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中国坚持全方位、多层次与世界各地发展经贸往来,与89个国家签订了“双边”保护投资协议,与16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中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且“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利用外资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进行力所能及的对外投资,到2001年底,中国累计在境外设立各类企业6310家,协议投资总额12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达84亿美元,数据表明,中国对外经贸成绩斐然,据中国海关的最新统计,2001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5097.7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7.5%,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其中出口2661.6亿美元,增长6.8%,进口2436.1亿美元,增长8.2%,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25.5亿美元。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世界金融领域,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泰国贷款10亿美元,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缓解金融危机作出了贡献。在1998年5月中旬于英国伯明翰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称赞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并表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主力。

邓小平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现在可以说中国是有史以来与世界交往和联系最密切的时期,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将继续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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