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籍”作为单音词来说，其字义都包含了文书簿籍和经籍图书，但并列式合成词“书籍”一词的含义似乎只包括经籍图书类。如《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下》秦始皇三十四年，“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此处“书籍”一词指秦始皇下令焚毁的以《诗》、《书》为主的儒家经籍。《宋史·艺文志》宋真宗赵恒时，崇文阁火灾，帝“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根据《宋史》所举书目，书籍也是指经籍图书。
当代社会，人们对“书籍”的理解更加宽泛。李致忠先生说：“书籍是人们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述思想，宣传主张而自觉地以文字写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的著作物。”
刘国均先生说：“书籍是人们为了传播知识，有意识地用文字写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式和制度的材料上的著作物。”
二位先生都认为：“书籍和档案共同起源于文字纪录，而档案和文字纪录并非就是书籍”。
古代的“书籍”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制作材料、装帧技术、成书技术逐步成熟。
古人用文字表达思想、记载事件、表达感情、介绍经验的时候，往往要依附一定的材料。思想借文字以表达，文字必须附在某种物体上。远古的人，差不多在一切可以刻画或书写文字的物体上记事。龟甲、兽骨、陶器、青铜器、石头、木片、竹片、纸都曾是我国先民书写文字的材料。
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始于商代，现存的文字记录以商代的卜辞为最早。卜辞是商代帝王占卦时的记录，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通常称为“甲骨文”或“甲骨文书”。刻写“甲骨文”的龟甲和兽骨是古代书籍的早期书写材料。
青铜器是铜、锡合金的器皿，其种类有鼎、角、鬲、盂、盘等。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铭”，也叫“金文”，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也成了古代书籍的载体之一。
许多民族在其开化的初期，都有在石头上刊刻文字的风气，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无疑有过这种习惯。《墨子》一书多次提到“著于竹帛，镂于金石”的话，可见在战国初期有在石头上刻文字的传统。刻石的目的是“垂诸久远”。秦始皇统一列国后，曾在多地刻石记功，现在残存的山东琅琊刻石便是其中之一。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令当时书法最好的蔡邕会同一些学者把七种儒家经典，《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文字刻写在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讲堂门外。后世人称为“熹平石经”。三国魏齐王正始年间，又在洛阳太学刊刻《尚书》，《春秋》，《左传》几部经典。后蜀孟昶广政元年刊刻《孝经》等十几部儒家经典。这些刊刻儒家经典的碑刻是古代书籍的载体形态之一。
竹木简材料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书籍的主要书写材料，用竹制的叫“简”，木制的叫“牍”。《论衡量·量知篇》曰：“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说文》：“简，牒也。”《急就篇》颜师古注：“牍，木简也。”
帛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论语》里提到孔子的学生子张在衣带上写字，帛易于书写，幅度可随文字长短截断，幅面广可画图，帛轻便柔软，便于携带。
自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就逐渐成为书写文字的唯一材料，我们现代人谈论书籍的时候，一定是指以纸为材料的东西。
古代的“书”、“籍”发展到今日书籍的样式，装帧技术经历了简策时代、卷轴时代、册页时代。
简策已初步具备后世书籍的制度和样式。单一的简在写用以前必先缀合若干同长的简而编连成册。《说文》：“编，次简也。”《汉书·张良传》：“出一编书。”师古注：“编，谓联次之也，联简牍以为书，故云一编。”《仪礼·聘礼》：“简据一片而言，策且编连之称。”书籍所用“策”字，其本字应为“册”。古字“册”像简编连之形。《荀子·大略篇》注：
“编策为之。”《曲礼·释文》：“策，编简也。”凡此策皆是册。编简为册者，多为丝纶，字或作绳或作编，荀勗《穆天子传》谓汲郡魏冢出土的简策“皆竹简青丝编”。《太平御览》卷六○六引刘向《别传》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但也有熟牛皮、麻绳的，《史记》云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居延出土的简策皆用麻绳。简策上书写的内容包括文书档案和典籍。居延出土的简策多为屯戍文书，甘肃武威出土有内容比较全面的《仪礼》简。编简有一定的顺序，最前往往是两根空白的简作保护之用叫赘简，赘简背面用以书写书名和篇名，这是后世书籍的封面起源。书的开始是一篇文章的篇名，如果这书包括的文章不止一篇，那就在篇名下另写全书的总名，如《论语·学而第一》，篇名叫小题，书名叫大题。简策的书一般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不止一篇的书往往有目录。古书的目录并不像后世书籍那样有章节题目，而是带有说明的，著者往往把作书意图，著作经过，结合各篇名目次序和内容要旨写成一篇文章叫“自序”，如《汉书》、《史记》。编连的简可以卷为一束，卷起之后赘简背面的字就露在外面了，文章用笔书写。简上页数是后来刊本书页的滥觞，最初乃书手所编写。册已编成，书写页数，目的一是为了顺序易检，二是防止滥编更次不至紊乱，后世的雕版印刷分版刷印，每版注标页数，也为了装订不致误乱页次。简策平日存放是成卷的，编简以最后一简为中轴，有字的一面在内，背在外，收卷如编帘式。
帛书的形式仍是卷子，其上有画或织的界行，相当于简策。界行有红、黑两色，帛书以轴为中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为了保存书的起首地方，还在最前面接一块素叫“首”或“”。帛书避免了简牍的笨重和幅度限制，但帛贵重价格高，不易向大众普及，纸书的出现弥补了二者的缺陷。
纸书在早期仍是卷子，其将纸张依照文篇长短粘成长幅，两边连轴卷成一束，右端为书首，书首前留下一段空白或粘上一段无子的纸叫“”，卷端题有书名。卷轴一般为纸或细木棒，帝王贵族常用象牙、珊瑚、金、玉，往往用绫锦，带用丝织的彩带。卷子书写，每卷起首写篇名，如果一书不止一卷还要写卷次，下面空数字写全书总名，著者姓名。例如六朝写本《抱朴子》的书题作《论仙第二》，下空两格，接写《抱朴子·内篇》，又空一格，写葛洪作，也就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写本卷子常用红、墨两色分别书写作用不同的字。全书末尾有一行书写抄书人的姓名、年月、地点、写书缘由。敦煌遗书多为此形，所以也称敦煌卷子。
印刷术流行后，书籍制度又起了一次重大变化。卷轴变成册页。册页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书籍制度。一本书是由许多印有字迹的纸装订而成。
未装订的叫叶（页），装订起来成整体叫册，因而称为册页。册页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
梵夹装也叫经折装，是先将一长幅纸向左右反复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加上两张硬纸版作为前后封面，因外表极像从印度来的梵文佛经，所以称为梵夹装。
旋风装与梵夹装不同之点仅在于它将梵夹装的前后封面改为一张整纸，以其一端粘于最前页左边，另一端向右包到书背面而粘在最后一页左边，这样使书的首尾粘连在一起，因此在翻到最后一页时可连翻到首页，往复回环如旋风，所以叫旋风装。
蝴蝶装是将印好的散页对折，然后将一叠折叠好的散页用一张整纸顺折缝一边从前包到背后，并将每页折缝逐一粘在包纸中缝部分，再装上硬的封面而成一册，这样的书打开之后整个印叶都呈露眼前，如蝴蝶展翅，因而有蝴蝶装之称。
包背装是把书页背对背折起来使文字露在外面而将书页两边粘在书脊上。这种装订方式基本上和蝴蝶装相同，但文字可连续不断翻阅。
线装从包背装演变而来，把包背装的整封面换成两张半页软封面分置书身前后，并把它连同书身一起打字穿线装订就是线装。线装的书口是最先是用纸捻，而后用线装订。一般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较大的书也用六针眼装。
线装书的出现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技术发展的最后阶段，清朝中叶以后，我国逐步采用机械化新式装订印刷技术，现代书籍采用新闻纸为材料，单页两面直排印刷，书籍装帧更加精美，翻阅更方便，这都是古代书籍逐步发展形成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