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是通往成功的初期准备，也是达到目的的必要前提，谋划的境界与目标、品位和追求的质量紧密相关。当自我完善的努力同时代、民族的发展连接在一起时，谋划便闪烁出历史的高度，使后世“须仰视才见”。
真正高超的谋划总是“得道多助”的，蕴涵着能够承担责任的智慧，开启着新的力求辉煌的时代。
克段于鄢的深沉策略
大概他是有史记载的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春秋人物，他看懂了权力是什么，空有其名其位和无权无势都没有用。作为事情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阴影中不能自拔。被权力绑住自由的翅膀．便会在豪华的苦难中失去快乐。
郑庄公寤生是为周幽王抵抗犬戎而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和打退犬戎的郑掘突的儿子，这位国君出生的时候，其母姜因难产而受惊，从此不喜欢他，对后来生的段倍加爱护，曾经试图使段得到王位，母子之间就有了隔阂。郑庄公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后，继任为周平王的卿士，姜氏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遭到庄公的拒绝，后来又要求封段于京城，郑庄公无奈只好答应。姜氏知道庄公并不情愿如此，于是提醒段早做准备，否则置身于京城迟早会出事。
到达了京城的段被封为太叔，他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严加训练军队，并且大修城墙。郑庄公表面上不以为然，实则留意弟弟的作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此后，太叔段要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接着更是明目张胆地将之划归己有，并且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郑庄公仍然不动声色，“做不义的事情，就不会得到大家拥护，越是地广人丰，越是罪孽深重。”当对方就要采取非常手段时，郑庄公偏偏到周王那里办事，姜氏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遂告诉太叔段偷偷打开城门，以便里应外合。
殊不知，郑庄公并没有去办事，而是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暗暗地埋伏在太叔的信使必经的路上，截断了姜氏与段之间的联络。他派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的楼上放火，继而一举攻占了京城。太叔段只好逃到鄢，此后为郑庄公及公子吕追击，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庄公闻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这个精通韬略的君主也是个表演艺术家，明明是自己设计杀害了弟弟，又跑去表达自己的悲痛，这个举动很让周围的人们感动，大家都说他是“仁者”。
大概他是有史记载的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春秋人物，他看懂了权力是什么，空有其名其位和无权无势都没有用。除掉弟弟的整个过程都十分“仁厚”，紧接着，他把那封信送给了姜氏，并将母亲安置到城颍：“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这个做法并不尽善尽美，因为将母亲放逐毕竟说不过去，郑庄公也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只是感到左右为难，维系母子之情，则破了当日的誓言；始终不见母亲，则又很难挽回名誉上的损失。沽名钓誉的他很愿意使用“春秋笔法”，使得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令思路不复杂的人莫名其妙。好在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颍考叔提示他，还特意为其挖掘隧道，把姜氏接了进去，使得庄公得以在“黄泉”与母亲相互原谅：“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郑庄公就任周王的卿士之后，权势进一步扩大，引起了周平王的警觉和不满。位于河南洛阳一带的郑国与周王室之间产生了矛盾，但是周王在礼节上又与其相互交换儿子做人质，这使周朝的脸面无存。周平王之后的周桓王对郑庄公的专横跋扈非常不满，并采取强硬措施缩减其权势，双方的矛盾逐步扩大。庄公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大有挑衅的味道，周王干脆罢免他的卿士职位，郑庄公也就不再去朝见周王，周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前去讨伐，却被一箭射中了肩膀，最后大败而归。当晚，郑庄公派人问候周王及将士，并且愿意与王室及诸侯和好。
这个过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仁者”郑庄公运用的是“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忍”术，以权力欲望而产生的残酷搏斗令人震撼，使中计者无怨言，也使旁观者没有谤言，最终走上了“成功”之路。其实，周王是一步步走上被动的道路的，而这正是郑庄公引导的结果。从此，周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威严就彻底垮掉了。在纵横捭阖的局势中，郑庄公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其才能和作为实在不容忽视。让周王名存实亡的他又采取联合齐、鲁夹击宋、卫的“远交近攻”策略，对付东边的宋国和北边的卫国，后来又征伐许国，将之一分为二，再后来更是全歼了来犯的北戎，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
郑庄公的策略实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能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确实值得同时代人叹服。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沽名钓誉的他终于没有为自己迎来好的名声，历史决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儿。郑庄公的智谋策略告诉我们，人的权力欲望应该得到限制，至于人性的弱点更应该避免，这样才能发展自我完善人生，否则就可能在荒诞的阴影中不能自拔，被权力绑住自由飞翔的翅膀，最终在豪华的苦难中失去最起码的人生快乐。
强硬改革的得与失
商鞅有奇才谋略，他的变法使秦国富强，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的取信于民是封建时代的必然，很有成就感的他却没有迎来自身的乐观结局。但是他的法令并没有因为他的被车裂而结束，秦国仍然沿用其法，并逐渐强大。
封建中国的改革总是由某个当权者提倡，又被另一个当权者加以制止，其中实施者处境不妙，商鞅的境遇可以佐证。这位卫国国君的本族公子曾经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中庶子，以智谋和勇魄得到公叔痤的赏识。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前往探视，问其去世后的治国大计。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这个中庶子虽然年轻，但是身上有奇才谋略，对于魏国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魏惠王应该举国而听之：“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
可是，魏惠王不以为然，后来商鞅听人说秦孝公在招募贤人，因为这个西北边陲的国君受到各诸侯国的歧视，只有通过开放式改革才能够振兴国家，这对于商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求见孝公，在不了解孝公的真实打算之前，他在晋见时试探地谈及帝道、王道，都没有引起对方的兴趣，甚至使孝公昏昏欲睡。这时，他才提出了自己的法家思考，谈到了以强国之术为内容的霸道，秦孝公与之谈论了三天三夜，进而决定任用商鞅实施变法被封为左庶长的商鞅具体制定了变法律令，他恐怕百姓不遵守新的法令，于是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树立在国都的南门之外：将此木移到南门的奖给十金。很多百姓对这种举手之劳就获厚赏的事感到奇怪，因而都围观而无所为，商鞅见状又说：“有能将此木移到北门的给五十金。”终于有人移木于北门，并获得了赏赐。商鞅通过这个办法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本是强国富民的改革，却要煞费苦心地争取百姓的信任，从中我们似乎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到秦民、秦法和商鞅的关联。
正如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诗日：“自古趋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主要内容是：颁布法令，制定连坐法，以重刑治政；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是垦荒；重赏军功，禁止私斗。该法令颁布后，其改革取得初步成就，秦国的发展开始加速。商鞅也被提升为大良造，其可控的权力大抵等同于相国兼将军，当时的他一定感觉非常良好，因为确实很有成就了。
大权在握的商鞅在第一阶段变法成功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第二阶段：迁都咸阳，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征收军赋。平抑赋税；统一度量衡，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当时的咸阳有“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良好的战略位置，商鞅的变法极有远见，他大概从一开始便有逐鹿中原的考虑了。很多村落、乡邑被合并为郡县，此举使全国的政权和军权得到集中，封建集权的政体得以确立。“废井田、开阡陌”设置了全新的封疆，“初为赋”、“訾粟而税”极大地让利于农民，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保证了国库收入，避免了诸多社会弊端，巩固了封建统治。
变法很快使秦国富强，“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为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步步为营的计划的逐步实践过程中，秦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大量失地，商鞅也被封于商地，得到15座城邑，并且号之商君。由于他执法非常严格，很多律令严重地损害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戈大强，诸侯畏惧。”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让贵族们极度怨恨其改革，但有秦孝公的支持，贵族也无可奈何。
秦惠文王即位后，商鞅的处境大为不妙，贵族联名状告他有谋反的企图。秦惠文王并不认为这是诬告，并且派官吏逮捕他，商鞅只有逃跑。但他自己的法令规定，住宿要有身份证，无证之人要遭到逮捕。处于困境的他的身份证是不能够使用的，他便打算逃到魏国去，可是却遭到对方拒绝，因为他的离开魏国和在秦国的努力让魏国极为反感，他最后只能负隅顽抗，在自己的封地组织民兵力量，结局可想而知。
寡不敌众的他被惠王车裂而死，遭到灭族惨祸。但是他的法令并没有因为他的被车裂而结束，秦国仍然沿用其法，并日益强大。商鞅的失败在于没有看清楚秦朝统治阶层的权力格局，他的方式也过于强硬，似乎缺少必要的环节。没有看重教育的力量，也即没有更好地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没有指出变法的近期艰难和长期意义，以至于新上任的国君无法信任他，当然，这也是中国封建宫廷出于自身安危考虑的过而不当的非常举措的结果。
奇货可居，政治上的风险投资
封建商人的地位总是不乐观，这让经商致富的吕不韦很难过，他决定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投资。他看透了有发展空间者的欲望，指导他们满足欲望，自己从中渔利。他的商业气魄惊人，不仅跟商品做交换，更同国家、命运和未来做交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事实尽管是如此，但封建商人的地位总是不乐观的。这就让经商致富的吕不韦感到难过，这种难过与其同父亲的对话有关，他曾问：“耕田之利几倍？”父亲回答说：“十倍。”他又问：“贩卖珠宝玉之利几倍？”答案是百倍。他再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父亲说：“安得王而立之？其利千万倍，不可计也。”这时的他决定大规模进行政治风险投资，他有胆有识也有眼光，结识了在赵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
他认为“奇货可居”，一方面用金钱帮助异人，一方面又为异人争得继承王位的资格。时值秦孝文王主宰朝政，其宠妻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之弟与华阳夫人熟识，他极赞公子子楚的才高德著：“华阳夫人是子楚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华阳夫人听后觉得很有面子。吕不韦适时指出：“臣闻以美色而得宠幸，及年老色衰时即不再，今夫人侍奉太子，若趁此选出继承之人，则国君在位时尊宠，国君百年之后，其所举荐之子为王，则永不失尊宠之势，真乃一句话而得百代之利啊！倘不在幸时为身后做好准备，等到色衰爱弛，虽进语又安能使国君言听计从？诸公子中数异人最贤孝，还愿依附夫人。”华阳夫人自然明白他要说什么，后来异人顺利地即位，感恩戴德地任吕不韦为相国。
吕不韦这件事做得确实漂亮，他看透了华阳夫人和异人的发展空间和他们的欲望，他的意义在于指导他们如何满足欲望，自己从中渔利，因为合作属于长期的，所以吕不韦的要求肯定会得到满足。为了巩固这种联盟，吕不韦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其所娶的邯郸诸小妾之中，曾喜爱某位容貌姣好且能歌善舞者，该妾还因之怀有身孕。但这样的美妾被异人看见了，一见钟情而产生爱慕，甚至请吕不韦把美姬赐给他。异人这个要求是非常混蛋的，“朋友之妻不可欺”，恩人之妻更加不该求。看中了异人之位的吕不韦太热爱“江山”了，丝毫没有“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气质，于是把美妾拱手相让。美妾未把怀孕的事告诉异人，后来生下子政，对吕不韦自然很亲近。
年幼的秦王政继位后，亲切地称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确实有“欲以并天下”的愿望，他对秦朝的变革并非无所作为。比如说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对于文化史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儒墨先起，黄老继之，进而有名、法、兵、农各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时，吕不韦要门人综合百家九流之说，畅论天地万物古今事。该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特别注重儒道两家，对法墨两家观点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诸子之位兼有之”，可以看见其“杂家”的意义。
这是为秦朝的统一六国加以理论论证的，书稿的质量不错，吕不韦是非常满意的，“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而其历史意义在于启开两汉，当然这是后话。吕不韦的发展道路大概开辟了“官商”的先河，把政治当做商业买卖来经营，这种思路也是独到的。而在封建中国，社会人的职业分别尽管清楚，但其牵涉的职业范围则广泛，吕不韦的商业气魄就很惊人，因为他不仅在跟商品做交换，更是在同国家、同自己的命运和发展未来做交易，其间的机敏灵活和对于时机的把握都能够恰到好处。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秦王政随着年龄增长，对权力的渴望也越来越直接，当他即将亲政的时候，吕不韦意识到了要发生相权和王权的矛盾。
他的这种判断很准确，但是从多方面做的准备很愚蠢，吕不韦也很不老实，他又跟赢政之母私通，事情尽管有历史的起承转合，但传到赢政的耳朵里，毕竟是非常难堪的。吕不韦的办法是找个合适的替身，这个替身尽管让太后过得快乐，却没有吕不韦的智慧，甚至打算废掉赢政而以自己的儿子取代，这就很讨厌了。每当与人发生争执时，他都气愤地说：“我是国君的假父！”这个人后来终于出事，他要在赢政加冕的时候发动兵变，而这场兵变很快就被平定了。
在追查事件的过程中，吕不韦被赢政罢免了相国的职务，将其迁往蜀地，这时的吕不韦看到大势已去，感到人生的意义缺失，遂以自杀身亡的方式为人生落幕。他应该感到满足了，自己的儿子毕竟有了“龙”的待遇，他大抵也算是“龙种”的传播者，尽管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纷纭变化的封建官场没有浓厚的人伦内涵，更何况，他的投机方式据说还在近代得以应用，比如所谓的“烧冷灶”。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